音乐让我不想再任性
撰文 /Vino
如果要用身份来界定吴虹飞的话，稍稍有些复杂：侗族人；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中文系双学士，现当代文学硕士；原《新京报》和《南方人物周刊》记者；作家，出版过《再不相爱就老了》《活得像个笑话》等书；歌手，幸福大街乐队主唱。连续跨界之后的她说，无论是用何种身份进行何种表达，最重要的就是诚实。
家庭的原因让吴虹飞很早慧，因为工作原因，父母异地工作，她从小不和父亲一起长大，讲着侗语，却住在汉人的地区，和母亲的沟通也一直不顺。成长如此缺乏引导，对父爱的渴望和家人之间交流的渴望，便贯穿着吴虹飞的整个童年，得不到保护，延续到作品里就有了那些歇斯底里的情绪化表达，唱歌时她甚至会发出孩子一样尖锐的声音。和吴虹飞聊天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想不到她会说什么，或许是成长的环境和敏感的天性使她的一些单纯品质得以保留，但也似乎无可避免地天真到有些幼稚，义气到有些莽撞，为了让侗族音乐被更多人听到，她筹集很少的资金，组建侗族大歌队外出巡演 63 场，也曾在报道某村庄水污染的事件后被“收拾”过，前阵子因为在微博上
“炸建委”的开玩笑的言论而刑事拘留 8 天，行政拘留 3 天。。
但成长总是迟早的事，年少的轻狂经过与岁月的磨合都将变为平静，虽然生活里仍有太多要去反抗，也不能负了这大好人生一场。从第一张专辑《小龙房间里的鱼》到第四张专辑《萨岁之歌》，吴虹飞和她的音乐互相为镜，一路辗转颠簸，渐渐地都放下了自我。年纪越大，会发现越多自身的错误，好在心也稳了，懂得接受，而不是惊慌不知所措，提起那场牢狱之灾，她感慨道简直有“劫后余生的感觉”，
所以也就原谅了所有的苦难，开始由衷地感谢生活，如今的她在山回路转里终于明白了什么对自己来说是最重要的：“失去自由不可怕，不做音乐才可怕”。
homeland 家园×吴虹飞
H ：现在回想故乡的记忆是什么样的呢？
我已经是北京的移民，而我的父母都是侗族人，他们小时候，都是很困难，都没有机会受教育，我母亲小学毕业，我父亲没有上学就去当兵了，他是对越战争的士兵，所以我几乎没有跟我父亲一块儿长大。然后呢又是在汉人的地区讲侗语，这种双语境的环境会让一个孩子不能适应，其实他是很敏感的。乡村生活和语言确实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因为它有音乐在里面，比方说我 3 岁就会自己写曲子，自己唱歌。挺孤独的，因为我小的时候长得比较娇小，一出门男生就要追着我打，我觉得我是被吓大的，从小就是胆子特别特别小。怕狗，怕打雷，怕战争，怕人家吵架。我有时在网上看那些新闻，无论是社会还是娱乐，还是在微博上诋毁我的人，我都会被吓到——我真的觉得这个世界蛮恐怖的。
H ：那你现在回想起你在城市里面生活的孤独感，侗族的音乐会给你带来一些缓解吗？
有的，是３０岁以后。小的时候会觉得侗族音乐不太好听，到十几岁之后你开始接触摇滚乐，你觉得外面这个世界太棒了，我们其实是接受西方音乐长大的，没有打算寻根，特别是年轻的时候。我是做摇滚乐做到第十年的时候突然不小心在网上，居然是在网上听到了一首侗族的歌，叫《尚重琵琶歌》，当时眼泪就掉下来了，然后我就开始去找它唱什么。
H ：你当时听这歌的时候自己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为什么会去寻根？
也还是因为很孤独啊。当时因为我生活在北京，北京和所有的城市都不一样，就是它特别孤独。它挺冷漠的，它没有一种社区文化嘛，所以就还是挺孤独的。
H ：那他们的传承情况是什么样子呢？
我觉得他们在十年内差不多就要全部 over 了。它其实被毁坏是在文革那时候或者说三反五反的时候已经一茬一茬地毁掉了，所以现在的年轻人是不会记得。就是以前电视还没有进来之前，多少说娱乐活动还是大家一起唱唱歌，现在就不是很多。
H ：你跟原生态歌手的相处状况怎么样，侗族大歌队的生存状况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是同吃同住，自己做饭，因为做饭会便宜。我们就一起演出 , 一起坐地铁，背着乐器一起赶火车。侗族音乐可能是跟祭祀有关系，这种跟巫术啊跟萨文化有关系的这一切都没有了以后，它实际上是 ”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 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是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庙堂化，有一部分就变成了学者们的研究对象，音乐学院每个学期会花两个课时去讲这个事情，就把它变成了一具干尸；另一部分就是政府会利用他们做节日，比方说我们做个侗族大歌节，然后大家上去表演三分钟，或者放三分钟的录音，作为一个点缀。最近的一次是上春晚，侗族人上了春晚，最近一次是给宋祖英伴舞，连侗歌都不唱，就变成了这样的一种跟音乐没关系的东西。今年宋祖英就不上春晚了。
H ：你有想过做这些事情能够改变一些什么吗，还是单纯就是想做侗族的音乐？
我原来是蛮理想主义的，我觉得我想灌输他们一种意识，这种意识就是“我是音乐家，我在传承这个东西，我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歌手，我的生命是有价值的”，我想给他们灌输这个“自我”的意识，我觉得我是告诉他们关于自我成长的那部分更多。我希望能够做到音乐复兴，民族自救，现在看起来，是痴人说梦。
H ：当时是什么乐队或什么歌手让你立下决心就是做摇滚乐的？
舌头乐队。它是最早的中国重型乐队，当时他们蛮颠覆性的，所谓颠覆性就是和所有的流行乐摇滚乐都不太一样，挺怪的我觉得，但是我那时候正处于一个强烈的叛逆期，我就是觉得音乐没有颠覆性我就不做了。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反叛的时候，做摇滚挺合适的，现在我变老实了，就做回原生态的东西，会非常老实。
H ：这十年里面，音乐在你的生活里面扮演的角色会有变化吗？
有的。以前会觉得音乐在上面，我非要努着这个劲儿去做它，很紧张，并不享受音乐；现在的话会觉得音乐是生活，它跟我一样充满了缺陷，我接受了我们彼此的缺陷，我们在生活里尽可能地和平相处。这个态度的转变是这几年才发生的，蛮重要的
H ：这张专辑和前几张专辑是非常不同的，会有一个因为年纪的变化、心态的变化在里面吗，原先的那种叛逆感可能没法一下子抹得干净吧？
以前会觉得我就是孤独啊，但现在就觉得人和人之间需要温暖，温暖特别特别重要。现在还是很叛逆，但这种叛逆没有那么表象了，可能会思考更深更内在的东西了，不止是说表达自我那么简单。你会发现如果你不关心别人，不关心世界，不爱别人的话，一点意义都没有，你不太忍心看着别人受苦，你只要看见了都会说几句话，做一点事。我们其实运气很好了，能够生活在这儿。地震没震到，动车没撞上，火山没喷到，食物没毒死，居然还能做音乐 , 我觉得幸运极了。
H ：你做音乐的状态跟你做记者的状态会有很大的不同吗，你比较喜欢哪个自己？
是很不同。因为做记者你得很理性，你的脑子其实特别紧张，这个采访者讲每句话，你都要把它过一遍，然后你还要去听录音，你前前后后都在想它的逻辑关系，很累，尤其是做专访的记者。我做音乐的时候很晕呐，有时候整个人就处于一种很混沌的状态，我会比较自在。我比较喜欢随便的，有很多缺点的自己，不用考虑很多逻辑。我喜欢演出特别自在，特别有爆发力的、有韵律感的、有创造力的那种感觉。
H ：你做报道，做记者，自己写一些书，你比较认同用哪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用一种比较诚实的方式，不夸大自己的感受，我反对圣化自己。蛮诚实地看待自己就可以了，音乐的基本态度就是诚实。
H ：你对自己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我正在制作第五张唱片《宇宙学定律》。策划了一年了，希望今年年底能做完。
想生个孩子，这三四年都在想这件事情。因为我父母比较焦虑，我特别传统，蛮想为父母做点什么的，因为也没办法给父母大富大贵的生活，就觉得给父母一个孩子是一个交代，他们的隔代的感情会让他们很完整。在音乐上就是做第五张唱片，之后再做精选集，读书，写诗，写歌，再做第六张。如果我还有热情的话，又有很少的制作费，我会想一直做，我相信音乐是一个长跑，我会一直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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