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年提出和平佔中開始後不久，北京已在部署如何處理和平佔中這場香港民主運動。
第一招是壓抑 在起首的時間，佔領中環只是我一個人提出，雖在民間有不少回應，但根本只是一個漂浮在空中的學者建議而已。到了我與陳健民教授及朱耀明牧師在上年三月正式啟動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及組織多場商討會議，組合支持民主普選的民間力量，包括泛民主派政黨、民間團體及普羅市民，和平佔中才逐漸成形，但還未真正形成一個有形的政治力量。故此，北京雖已發動起對付和平佔中的行動，但主調也只是壓抑和平佔中，目的是要令和平佔中難以成形。這包括了組織反佔中的團體，及發動親北京的商會、團體、媒體、人士，透過公開發言、報章文章、報章廣告去批評、抹黑和平佔中。
但看來這些行動都失敗了。在今年六月舉行的民間全民投票有八十萬人投票，七十萬人清楚表示不能接受沒有真正選擇的特首選舉辦法，令泛民主派議員有了明確授權在立法會否決不達國際標準的方案。再加上五十一萬人參與七一大遊行要求真普選，及學界在七月二日的行動中，成功向社會展示了港人是有能力進行堅守非暴力精神的佔領式抗爭行動，和平佔中已經正式成形成勢。
在運動成形期間，北京還可以用第二招，把和平佔中在萌芽階段就摧毀 具體的方法就是把發起和平佔中的我們三人拘捕監禁起來，那我們就不能再四出宣傳及組織和平佔中各項行動，和平佔中就自然成不了勢。我常說，我若不是在香港大學任教，而是在北京大學任教，那麼在我發表文章後不久，我就可能已經在世間消失了，也根本沒有機會去栽種和平佔中，讓它有機會在香港的公民社會中成長起來。
幸好，香港不是大陸，香港大學不是北京大學，我們仍有着法治的保護，在未實質進行任何公民抗命行動前，我們還未有觸犯任何一條香港法律，我們的人身及言論自由也受法律保護，故摧漽這一招在香港並不奏效。到和平佔中成形，也無從摧漽了，因即使現在把我們三人都拘禁起來，也阻不了佔中出現，反是情況可能更難預見及控制。
當到了和平佔中已成形後，北京就只能用第三招，那就是削弱 削弱的方法在表面看來，形式與第一招壓抑也是差不多，只是規模及組織力大很多，也模仿和平佔中的方式去凝聚「反佔中」的民意。表面看來是聲勢浩大，但這些行動即使真能收集到相當數量的人「反佔中」，充其量只是做了「民意對沖」，令公眾覺得支持真普選的民意並不是那麼強大，或「反佔中」的民意是更強大。但這卻不能把原先支持和平佔中爭取真普選的市民變成了反佔中的，也不能自動地把他消失掉。
一旦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未能達到公眾對普選的期望，或違背了那投了票要求有國際標準方案的七十萬市民，反對的聲音必仍會是強大及堅定的。當中更必會有足夠數量的人參與萬人佔中的公民抗命行動。無論怎樣的削弱行動，在和平佔中已成形後是怎樣也破壞不到的。若北京以為有很多人反佔中就能令和平佔中結束行動，那就真是太天真甚至是愚蠢了。
北京現還在用第四招：打壓 這方法最主要是用恐嚇的手段去令和平佔中原先的支持者退出不再支持或參與和平佔中的行動。這方法可能在和平佔中成形前已有使用，但在和平佔中成形後，這方法使用得更加無孔不入及無所不用其極。恐嚇的手段五花八門，有對當事人直接作出的，也有威脅當事人的親人或朋友，再轉而向當事人施壓。這的而且確已在發揮作用，產生了某種白色恐怖的效果，令一些過去支持和平佔中的朋友因而退出或轉得低調。
但這方法應也不能阻止和平佔中在時機成熟時發生，而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的進一步發展。有幾個原因支持這說法。一、北京不可能掌握所有有意參與公民抗命的人的個人資料，而頂多只能針對一些較高調參與和平佔中的朋友。二、如上所述，港人的人權仍受法治保護，故這些威嚇所能產生的阻嚇作用仍是有限，只要是沒有與大陸有太緊密聯繫的，受到的壓制程度應是不少人還能勉強承受得到的。三、事情發展至今，不少爭取民主普選的朋友已有了豁出去的心理準備，願意為爭取香港的民主付出一定的代價。當然，在香港的法治保障之下，所要付的代價也未至於要流血捨命。
北京會積極考慮使用的還有第五招：分化 有兩點導致北京仍相信這招能有效化解和平佔中。在一○年政改之後，北京已成功把泛民主派分化，分裂成多個板塊。在和平佔中出現之前，激進泛民與珉和泛民差不多是勢不兩立，令他們合作使用否決權的機會大大減低。否決權是泛民主派在政改中其中一項最有力的武器，分化了泛民就可說是在政改中廢了泛民主派一臂。
這也是北京原先處理一七年普選特首時的基本策略。因以泛民主派在立法會所佔的議席數目，只要有四至五名泛民主派議員支持政府的方案，政改就可在立法會通過。北京會認為把泛民主派議員分而治之是最有效讓政改通過的方法。但在和平佔中成形後，尤其是全民投票通過了議案要求立法會否決政府不符國際標準的方案，泛民主派已大體整合在一起，雖然這聯盟是非常脆弱，因激進泛民與珉和泛民之間，在抗爭的策略、爭取的步伐、及具體方案的內容都有不小的差異。
但一個政治現實已存在，就是政府方案一旦不能讓選民有真正選擇，所有泛民主派議員必然要在立法會否決這方案。相信沒有泛民主派議員願意背離這議案，因那會是政治自殺。或許在未來的幾個月，北京仍會想盡方法挑撥激進泛民及珉和泛民之間的矛盾，但只要大家能明白眾箭難斷的道理，明白大家所共同相信的，就是渴望香港能早日實行真正的民主普選，是遠超大家之間的分歧，那就不會有空間讓北京去分化的了。
第六招是硬撼 北京應知道上述削弱中的「民意對沖」行動及打壓中的恐嚇手段，是阻止不了和平佔中發生，而頂多只能在公民抗命行動一旦發生時，把影響減到最低。或許北京正為最終出現的硬撼做好準備，現在所作的一切只是事前的準備工夫。當然北京不會懼怕硬撼，就是在佔中出現時，以武力驅散，甚至在有需要時以武力鎮壓，而北京也準備去承受所會產生的任何政治代價。但這是否必須呢？
一旦出現硬撼的局面，所會產生的政治後果沒有人可預見得到。或者只是一、兩千人坐在中環，然後逐一被拘捕及起訴。社會輿論或許會認為這些人是無事找事做，結果佔中在一片噓聲中告終。特首也找來幾個泛民議員倒戈支持政府的「袋住先」方案，在香港成功實現了「中國式的普選」。後來這「中國式普選」也成功改善了香港的管治，港人因此愛國愛港地快樂生活下去。
但佔中一旦出現，即使被鎮壓下去，也可能會為香港管治帶來無可修復的創傷。香港內的不服從、對立以至抗爭的情緒會不斷加劇，令香港陷進不可管治的地步。這為香港帶來的損失不止於政治、經濟層面，更會是社會及文化層面。一國兩制被證明失敗。或許以中國現在的強大，這些損失是北京所完全能承擔得到，也不介意有這些損失。但無論怎樣，香港的管治問題只會在未來的日子，不斷地困擾北京，令北京要疲於奔命地處理每天增加的政治衝突。不是北京處理不到這些問題，而是為何要讓香港變成這樣的境況？沒有真正的普選，香港的內部矛盾及衝突就難以化解，且更容易被別有用心的外國勢力利用來針對北京。這可能對國家安全構成更大的威脅。
若北京在小心計算後，不是不敢硬撼，而是覺得不值得硬撼的話，但又再沒有其他有效方法去處理和平佔中，希望北京就願意正面面對和平佔中所提出的普選訴求。
戴耀廷
港大法律系副教授、佔中發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