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中，人民日报上“敌对势力”一度升温，而后冷却。因为文革前和文革中，中共对敌对者使用了各种清晰的指称：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简称“帝修反”）；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简称“地富反坏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
一九七六年清明，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大规模抗议。公众悼念已故总理周恩来的活动，演化为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乃至毛泽东的不满的宣泄。抗议遭到镇压。数月后，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捕，文革结束。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爆炸性新闻：
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十字路口。文革结束，痛定思痛，媒体上“民主”、“法制”成为热词，对“封建专制”的批判比比皆是。当时，中共正在开中央工作会议。会场外，北京西单的“民主墻”上贴满追求民主、呼吁政治现代化的大字报，会场内，对毛泽东的批评声音升高。复出一年多的邓小平在会上发言，他亲手所写的讲话提纲，一页纸上有四处提到“民主”。紧接著，中共召开历史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放弃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全会闭幕一个月后，十二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一万七千字长文：
据前人民日报记者祝华新记述，这篇关于天安门运动的长文，由刚刚出任政治局委员兼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策划。该文表达了胡耀邦心目中的中国民主化理想。
对於政治话语研究，这是个重要样本——请特别注意它对“敌对势力”的用法。
以文风观之，《人民万岁》接近五、六十年代中共与苏共论战的多篇长文：引经据典，言必称马列；慷慨激昂，笔蘸情感，这和论述内容有关。恰恰这内容，前所未有，必然引向对极权体制的批判。请允许我大段引用在那些党报上难得一见的文字。
文章这样描述那个专制时代：
……正因为“四人帮”发现自己已经陷入全民族的包围，预感到末日的来临，这伙至死不悟的法西斯匪徒终於孤注一掷，撕下一切伪装，彻底露出了同人民为敌到底的狰狞面目。他们把反革命的暴力提上日程，向著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残暴的镇压。在他们的棍棒下，英雄们的鲜血，点缀著带泪的花圈，滴进了广场的土地。接著来到的，就是追查“谣言”，收缴诗词，罗织罪名，把英雄们一个个投进监狱。这伙历史的罪人在继续嘲弄和亵渎著庄严的历史。他们企图用反革命舆论吞噬真理的声音，掩盖自己的恐惧，用黑夜中的追捕、法庭上的审判，表示自己还有力量。他们在狞笑中举起血腥的酒杯庆祝自己的“胜利”。
文章引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中所说的话：“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作者发问：
我们怎样才能避免这种历史悲剧的重演？……如果人民真正能够按照他们的利益和意志选择各级政府机关的领导人，真正能够对这些领导人进行监督和在事实证明他们不称职的时候，能够把他们罢免掉，那么，“四人帮”这类骗子怎么可能爬到那么高的位置？怎么能劣跡斑斑而竟然长期地发号施令？如果我们的人民真正能够行使宪法所规定的各种民主权利，“四人帮”又怎么能对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採取反革命暴力手段，使人民付出血的代价？
文章提出，继续进行争取和保卫人民民主的斗争，已“成为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一项长期的、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作者写道：
只要反人民、反民主的敌对势力还存在，只要官僚主义还存在，争取和保卫民主的斗争就不会结束。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Tian安门事件中，人民群众同“四人帮”之间展开的民主与专制的激烈斗争，充分反映了这种必然趋势。
“敌对势力”的定义，在这里发生了根本变异。它的所指，已不是中共辞典中原有的各种敌人，而是“反民主”的力量，即专制。据祝华新记述，《人民万岁》见报后，立即受到被视为Tian安门事件“总后台”的邓小平本人批评。邓看懂了这篇文章。
空前绝后的语义变形，转瞬即逝。进入八十年代，“敌对势力”又恢复原义。改革开放到来，其传播频率徘徊在低位，直至一九八九，骤然冲高。
(作者为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