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中国｜万润南、王康通訊及附文

秋安！                                                                                                                           王康拱手     2014，8，17

附文：《未来十年中国改革的基本构想》

前    言

中国又一次徘徊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十年改革的巨大成就与深刻危机激励和困扰着每一个中国人，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总体性解决日趋临近。停滞倒退、误入歧途还是冲出困境，不仅关系到改革命运，而且关系到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救亡启蒙伟大运动的现代继承，关系到1949年以来代价高昂的共和国历程的公正总结，也关系到1917年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的科学反思，关系到二次大战以来世界从对抗、分裂走向对话、合作的基本前景。

我们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中华民族已无力再承受任何折腾，生死攸关的“球籍”讨论绝非危言耸听。

我们要郑重指出，我国社会目前面临和潜在的危机，已具有结构性、普遍性和总体性。任何个人、政党、阶层和集团都不能、也无权取代亿万人民的选择、参与。

我们恳切期望，一切关心祖国与自己命运的人们，摒弃由于种种原因形成的成见，强化“不改革没有出路”的共识，严肃而有成效地思考和讨论我们共同的问题，主动承担时代责任；我们还期望所有关注中国命运的各国政府和国际人士，正确理解中国的现实，充分认识中国改革的世界意义。

一、中国改革的历史启示与国际参照

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主题——现代化，在血雨腥风、政体繁演、思潮起伏的强烈冲突与选择之中艰难伸展。中国现代化一开始带着自身历史矛盾与世界历史发展综合运动的整体特征。中国现代化的曲折道路启示我们：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自身改造与世界先进文明、世界现代化主流的正面结合，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途径。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三十年实践，建立了一个比旧中国远为强大的新制度，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但并没有根本解决中国近代以来的基本问题——摆脱贫穷落后、推进民主宪政、实现现代化。

1953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和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彻底粉碎了中国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梦想。

1956年仓促完成的所有制改造，断送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管理和经营阶层，商品经济的发展严重受挫。

1957年的反右运动以及嗣后的多次政治运动，极大地贬损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我国科技、教育、文化、艺术、思想理论的发展惨遭重创。

1959年的庐山会议，粗暴践踏了党内民主和法制，政治权力斗争恶性发展。

1960年到1962年的全国性大饥荒，造成全民生机的衰退。

六十年代初的反修运动、中苏论战，使中国在左倾道路上越走越远，在国际事务中更加孤立。

六十年代的大三线建设，备战备荒，使中国经济发展的元气进一步被挫伤。

1964年的四清运动，打击了广大的基层干部，社会政治生活更加恶化。

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文革，则使我国经济濒于崩溃边缘，整个社会融奴隶制残余、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专政于一炉，权力极度异化，亿万人民在宪法和法律意义上的社会主体地位和权益荡然无存，道德价值空前败坏，善恶是非彻底颠倒，中国历史全面倒退。

历史终于痛苦地得出一个伟大而悲壮的结论：——中国必须进行第二次革命。

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和其他国家的实践同样困厄纷至。从清算斯大林独裁统治到试行多党政治，从赫鲁晓夫1956年的报告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一系列形式各异、本质上都是力图摆脱传统社会主义僵化模式的改革，在局部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从根本意义上迄无成功。社会总体发展水准还远远落后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与此同时，由高科技、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为前导的现代工业革命再次快速推进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东西方对比的差距还在继续拉大。更多的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进行了几十年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若仅以回到正统道路为终极目标，虽能缓解暂时的困难，却解决不了远离现代化主潮的严峻事实与深刻危机。因此我国改革必须完成的乃是性质并不完全相同的双重任务，一方面，以回归的方式调节、改革社会主义，解决生存；另一方面，以超越的方式促成发展，逐渐进入世界现代化主潮。

二、十年改革的整体评价

十年来以经济领域为主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启动、引发了一场自下而上的广泛的社会变革，清算“四人帮”，拨乱反正，革除人民公社制度，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讨论，理论反思热潮，企业所有制改革……，则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改革的成功结合，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空前广泛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

十年改革客观上突破了政治垄断经济的局面，为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和精神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经济改革逻辑地要求根本修正我国与世界的关系，使开放成为历史的必然，促进了对现代社会基本价值的认同，使中国的现代化有了与世界先进文明正面融合的可能；经济改革一定程度上调整了我国社会各阶层人民之间、人民与执政党之间长期的紧张关系，人民的历史主体与国家主体的地位得到初步的恢复。奠定了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基础。

十年改革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顺应世界现代化潮流，体现了当代中国的主要本质，指示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希望和方向。

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误在于：单纯经济改革的孤军深入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滞后。这使封建特权和现代经济相结合的权力经济结构得以膨胀，不仅吞噬经济改革的成果，而且酿成严重的腐败现象，败坏改革，动摇了人民对改革的信心，给旧势力提供了复旧的机会。

与经济决定论相联系的实用主义哲学没有、也不可能为我国改革确立科学、宏观的理论指导，客观上阻挠了中国社会现代化所必需的历史反思、理性批判和理论选择，助长了旧有意识形态对新思想的压制，这更加剧了改革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

三、我们对目前形势的基本看法

当今中国最今人困惑、最反常的事实，是十年改革的巨大成就与整个社会的深刻危机的并存。对当前危机的认识和解决是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最大难题。

经济的长足发展造成社会基本结构的严重失衡，由于旧政治体制基本完好，未解决的固有社会矛盾与经济改革的失误共同构成危机的现实根源，反映了单纯经济改革的高度有限性。

我国社会面临的人口危机、教育危机、道德危机、逃离意识、腐败现象、通货膨胀、社会治安、社会公平等一系列问题，固然与改革决策失误、行为紊乱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仍然在于旧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的束缚和制约。

当前，最令人忧虑的是，在人们对改革逐渐丧失信心的同时，旧体制、旧秩序和旧意识形态却正在卓有成效地否定改革，改革优势在许多领域正在失去，我国社会某些势力表现出收拾残局的态势，怀旧复旧思潮正在泛滥，我们至今没有充分认识到严重的改革危机，没有激发人民捍卫改革、共度危难的魄力和勇气，更没有防止复辟倒退的思想准备和得力措施，这是中国改革面临最为严峻的现实。

四、走出改革困境的构想与建议

中国改革开放的根本目标是整个社会的全方位现代化，达到人类文明在当代的最高水准和最新成就。一切借口国情特殊、拒斥或曲解现代化的作法，都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以世界公认的现代文明准则来审查和规范我国的改革思路和举措，是克服我国历史、地域局限性，真正稳步、持久走上现代化历程的唯一正道。

（一）反思历史

对我国四十年来的历史进行重新评价与反思，对捍卫经济改革成果、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及整个社会的变革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澄清我国社会长期混淆的重大善恶是非，尤其是严肃清算斯大林模式与毛泽东个人专制的灾难，把历史真相告诉人民，需要足够的诚意、勇气、政治气度和历史责任感，它日益成为我国能否真正摆脱过去、面向未来的试金石。

（二）公开性与全民共识

改革的革命精髓在于逐步确立我国人民的历史主体性，增强政治生活一切社会领域的公开性与透明度，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达成全民对现代化的普遍共识、普遍参与；在重大问题、重大决策上实行全民公开与全民公决。

（三）推进民主与宪政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是修改宪法，革除集权政治，推行民主政治，实现宪政。强调民主的阶级和意识形态本质，是对民主的肆意曲解；民主与科学一样，是世界文明潮流，是现代国际惯例，民主是专制的死敌，却是现代化的摇篮。

（四）多党政治合作与政治多元化

人类民主实践表明，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政治多元化是现代政治的必然趋势，多党合作是我国现阶段已能实行的政治制度。不同意见的政治共存是健康的政治，哑雀无声、只许附和的一言堂政治才是病态的政治，只有切实实行多党政治合作，才能提高和改善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和合法性。

（五）关于不同政见

在我国现阶段，应特别慎重地对待和处理不同的政治派别与不同的政治观点问题，应坚决废弃以政治运动和专政手段来解决政治分歧与思想派别的恶劣作法，当前要特别警惕将旧体制造成的危机转嫁到少数持有不同政治见解的知识分子身上的非理性政治行为。历史经验告诫我们，漠视、压制和清洗不同政见，只能进一步毒化社会政治空气，挫伤知识精英和整个知识界对我国改革的信心，败坏中国的国际形象，给我国改革和社会进步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六）执政党的自身改革

执政党的自身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

（1）党理党务

执政党和其它党派应在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范围内，处理党的事务，参与国家、政府和社会活动。

（2）党筹党费

执政党（以及其它党派）都不能随意由国库支取活动经费；在现阶段，凡由国库支取的党派活动经费应予公布；党组织和党员应对党的活动承担经济责任。

（3）党正党风

腐败之风，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下面和上面，上面是主要的。正党风首先要正党内和上层，尤其是高级干部及其子女。

（4）党容党派

执政党要容忍其他政党（包括遵守宪法的反对党），切实实行多党政治合作；党内允许不同派别（包括遵守党章的反对派）。党内外的政治分歧，只能用公开的、民主的程序来解决，而不能靠权力斗争、政治运动的非程序政治来处理。

（七）理论重建

以现代化为目标，突破历史背景与制度化意识形态的局限，刷新马克思主义，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广泛吸收当代世界哲学、政治、历史、文学、宗教、经济、教育、文化等领域的最新思潮，倡导科学理性、客观精神和批判意识，建立我国社会现代化宏观设计所必需的理论体系。

（八）突破人权禁区

面向《人权宣言》发表200年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彻底清算否定人权、压制人权给我国社会带来的严重恶果，修改和废止与宪法已经和应该规定的公民权力（宗教信仰、集会、言论、结社、出版、迁徙、出境、监督等自由权）明显对立的过时政策和规定（如人事、档案、户口、票证、等级制等）。

（九）改善国际形象

反省四十年来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排除不合时宜的政治成见和意识形态对我国国际事务的干扰，以我国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和世界文明与和平为准绳发展对外关系，特别应大大增强与西方工业化民主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人员交流。虚心学习苏联、东欧各国的改革经验。坚决停止与践踏人权、实行恐怖政治、恐怖外交的国家和集团的往来关系。我们特别关注中国的统一问题，我们坚决主张不以武力解决大陆与台湾的隔阂与对峙，放弃政党和意识形态的偏见，以中华民族命运为重，通过多方面的往来接触，最终以和平谈判的方式实现祖国统一。

我们主张更大程度地开放国门，寻求世界舆论和一切关心支持我国改革的各国政府和人士的广泛同情与切实帮助。

（十）所有制改革

在通货膨胀日趋严重的情况下，要有力推动所有制改革，进一步打破公有制固有的铁饭碗和大锅饭，推行优化组合、承包、租赁、股份化，以多种所有制来推进多元社会，以股票来制衡政策和政治。

（十一）大力发展私营、民营经济

在公有制为主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私营、民营经济，使私营经济成为与国营、集体经济享有同等地位的“第三势力”；理论上破除“补充论”、“拾遗补缺论”；大力扩大个体、私营、民营经济范畴，发展民办私立学校、大学、研究所、文化团体、报纸、出版社、医院、保健事业、社会福利机构、社会团体等。

（十二）打破精神枷锁，进一步解放思想

正视信仰、信心、信任危机，切实对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思想、文化、道德体系进行全面改革，突破封建主义和旧意识形态的精神枷锁，提高全民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动观念更新。改革决策者尤其需要更新观念，站在时代潮流前面。要克服意识形态部门、宣传部门、出版文化部门、新闻部门、理论部门与全面深化改革严重脱节甚至背离的反常现象。

（十三）增强社会活力

思想教育工作、青年工作、大学生工作要彻底改造，要从当前被动防范、消极恐惧中走出来，给青年人更多的了解社会、参与社会的机会，增强共识；要强调和培育五个意识：个体意识、公民意识、国家意识、民族意识、人类意识。

（十四）切实解决教育危机

教育面临的严重危机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教育的现状已难适应现代化事业的需要，教育体制改革长期不力，首先是领导不力，长期压制排挤、打击教育战线上具有进取精神的改革先行者。提高教育地位，要首先解决教育经费，一方面增加拨款，另一方面采取多种形式的社会办学、中外合资办学、私人办学、企业合股办学，培养一代新型的创造型人才。

（十五）知识分子的当代使命

现代化潮流正向我国知识界提出新的历史使命，那就是摆脱救世观念、清高态度、依附状态和观望心理，成为思想启蒙、价值认同、理论创新、道德重建的群体先驱，与我国工人、农民和各阶层人士一道，为中国现代化殚精竭虑，万难不辞。

在美国总统换届已毕、苏共总书记访华在即，香港归属祖国为期不远、台湾新人政治已成定局的新的国际环境中，在改革成败未卜的严峻现实中，我们呼吁党和政府审时度势，总揽全局，高度理解我国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的忠诚和信念，——我们毕竟同属一个民族，同属一种文明，因而也共有一种命运。

结    语

改革，二十世界末的中国波汹浪涌，正与世界现代化主流风云际会。我们生逢其时，任重而道远。

一切关心中国命运与世界前途的人们，历史和未来在注视着我们。

除了改革，我们无路可走；除了现代化，我们没有未来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