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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委书记，在中国数以百计的副部级领导职位中，绝对是最特殊的之一。这一个职位管治的是中国经济总量和城区人口第三的城市，可以说是中国实权最大的副省级官员。这个城市最近11任市委书记中，有9人升任到正省部级以上，仅仅广东省长就出了四任，因此这个职位也成为距离中国第一大省——广东的政府首脑最近的一个职位。
无论怎样强调广州书记地位的特殊性，它毕竟还只是一个副省级职务。但当我今天看到对任学锋的任命的时候，我还是感觉到了这个任命的不寻常。任学锋空降广州，打破了太多的记录。他才成为1983年以来广州市第一位从外省调入的市委书记，他是中国现有10个副省级省会城市中唯一一个直接从外省“空降”的市委书记，他是中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最年轻的市委书记、唯一的“65后”市委书记，即使在全部27个省会（首府）城市中，他的年龄也只比杨岳大。他同时是现任广东省委最年轻的常委。
如果这样说还不够清楚的话，我可以更直接地把“65后”的意义翻译一下，根据现行的中国政治规则，他在2032年仍然有资格被提名新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序列，也就是说他理论上可以再干23年，到2037年前后才退休。
他是谁的人？
我不造谣，不传谣，我只根据公开信息，分析这个人事任命背后的逻辑。在中共十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的，只有10位“65后”，黑龙江省省长陆昊是唯一的“65后”中央委员，还有两位“65后”中央候补委员来自央企、科研院所，属于低阶的花瓶式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一直安排有这类花瓶委员，如鞍钢郭明义等），真正参与未来高层角逐的“65后”中央候补委员只有7人。
在这7人中，除时任阿勒泰地委书记（现哈密地委书记）刘剑（唯一的“70后”中央候补委员）是正厅级外，另外6人（秦宜智、杨岳、陈刚、任学锋、毛超峰、孙守刚）都是副省部级。而这六人中，升任副省部级职务最早的是秦宜智、杨岳（2005年前后），随后的是陈刚（2006年），任学锋2008年即成为天津副市长，毛超峰、孙守刚升任副省部级的职务都在2010年以后。而这六人中，十八大召开时唯一一个不是省委常委的就是任学锋。换言之，在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的“65后”中，任学锋是唯一一个没有跻身省委常委的副省级官员，在等待一年半以后，他在接任广州书记的同时跻身广东省委常委，其实并不令人意外，从他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序列时，他将在很短时间内升任省级党委常委就已成定局。
一个“65后”官员，年仅43岁就当上天津副市长（“70后”中目前唯一一个副省级干部上海副市长时光辉任副市长也是43岁），但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没有升迁，没有调职，甚至没有兼任党委常委，这事情是非常罕见的。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判断，这个人不是江扬州或胡泰州的人，因为他们长期以来控制党权，一般不会让自己属意的人在这么长的时间中不调动，而且是一个在年龄上具有冲击政治局的资本的人。
鉴于我没有渠道判断任是否有特殊的家庭背景（有人根据他的籍贯作出一定的推测，这里不展开），那我们看这个人的背景首先就只能看履历。此人没有插过队，没有上过清华，没有在北京工作的经历，也没有在河北、福建、浙江、上海工作的经历，是天津本土干部，和某人没有任何交集。所以，我们无法像看陈希、黄坤明、何立峰、蔡奇、赵洪祝等人那样来判断此人的派系背景。但我们为什么能推断出，他更可能是接近某人的呢？
广州这个城市的特殊性自不必说，广东省经过最近一波，书记、专职副书记、广州书记都变成了外省干部，将来可能书记、省长、副书记全部空降，这个职位必须是最高领导人认为可靠的来接任。
再来，就是关于最高领导人的策略。最高领导人被扶到接班人位置，距离接班时间只有5年，又没有像上海市或者团中央这样的体量巨大的人才储备库，这使得他自己的嫡系人马比起扬州、泰州的来说，要少得多。尤其是干部年轻化和共青团组织系统相结合，“60后”“65后”省部级官员中倾向泰州的，占到多数，春华、周强、陆昊、宜智、杨岳、王晓，都是如此。怎么办？必须建立自己的“65后”、“70后”的队伍，和泰州的人正面竞争，才能掌握主动。
在这个意义上说，任学锋作为唯一一位不是省委常委的副部级“65后”官员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时候，那个拉他一把的人已经考虑好了他的前途问题。这种到副省部级以上没有快速升迁的人，实际上就是政治体系中新来者最好的团结和拉拢对象。嫡系安排一批，“65”后拉拢一批，关键时刻再招安一批，“60后”官员被泰州系统完全主导的局面，就彻底打破了。
这可能是天津副市长南下，在政治上最重要的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