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垃圾焚烧引发的争议相比，这样的新闻似乎不会引起舆论太多的关注。最近《人民日报》报道称：14年，北京只多了几个垃圾桶。
人民日报说的14年，是指中国内地于2000年确定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等8个城市为全国垃圾分类收集试点的城市。广州当年东山街的垃圾分类试点，已经由官方宣告失败；而北京的垃圾分类，14年多了几个垃圾桶，南柯一梦。
巧合的是，14年前，台北也全面启动垃圾分类。如今“台北经验”为世人所称道——在广东省东莞市，人们也许会对台商们出门要带垃圾袋感到由衷的惊讶，更难以想象，不少台北人的家里的冰箱，大都时候是用来存放垃圾的。因为一旦错过垃圾收集时间，他们就得把垃圾放冰箱里等待下一次收集时间的到来。
不少人喜欢用“素质”来解释这种区别的原因，官方也屡屡抱怨，垃圾分类之所以难落实，关键原因在于市民不配合。
既然要提高市民的素质，所谓宣传教育之外，更重要自然是要加大对不分类、随意丢弃垃圾行为的惩罚。这样的思路，与台北当年走过的路似乎契合。在2000年7月1日台北开始正式实施垃圾随袋征收的首日，时任台北市长马英九为防止民众摸黑偷倒垃圾，夜宿阳明山要“活逮”半夜上山偷倒垃圾的侥幸民众；而台湾大学地理环境资源研究所的研究结果显示，台北市实施随袋征收政策之后，市民大多会用消极的行为减少已经产出的垃圾，例如挤压垃圾、用普通垃圾袋套专用垃圾袋，而普通垃圾袋的高度远高于专用垃圾袋即利用普通垃圾袋增加专用垃圾袋的容积、或者为节省专用垃圾封口的空间，使用胶带把封口黏住等。
加大惩处自然有其必要性。但是，这里面有一个误区需要厘清，如果真诚去考量“台北经验”的成功之路，就会发现，加大惩处在推进台北垃圾分类工作中，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
作为一种必要的威慑力，这当然不可或缺。如同马英九夜宿阳明山活逮偷放垃圾的民众一样，都不过只是政府姿态的显示，让民众不敢有侥幸心理。但是需要明确，市民对垃圾分类工作的配合，更多是来源于对政府诚意的感知，而未必是对惩处的忌惮。
台北市在决定2000年7月1日实施随袋征收垃圾费制度时，提前两个月就开始宣传，还对台北市8万多员工进行抽考以及各项垃圾分类的讲习训练。台北市政府大楼并率先从7月1日开始全面停止供应纸杯和竹筷，民众到市府办事、市府开会自备饮用水杯，而市政府的八万多员工用餐也没有免洗的筷子可用。
相形之下，对内地官僚体系而言，在正人先正己率先垂范方面，需要提升的空间还很大。但是，讨论这个问题就需要厘清这么一个前提，官方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驱动力从何而来？如果推进垃圾分类不能为他们带来任何“好处”，我们从哪里去找到他们如同台北市政府一样正人先正己率先垂范的动力？广州2000年启动垃圾分类试点，失败之后陷入寂静。由于番禺垃圾焚烧选址争议，垃圾分类话题重启，经由陈建华以“垃圾市长”自嘲显示决心，得以成为焦点，但真实情况却是，时至此刻，作为主管部门的广州城管委官员还在向媒体吐槽，推进垃圾分类的行政内部机制不顺、财政投入严重不足、环保体系运营不畅、法规不全，行政推动力不足以及宣传软化等6大难题——市长的决心化作一个优美的姿态，执行者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或阳奉阴违，市长再多的雄心壮志，也只剩下腔调而已。
台北的“垃圾不落地”政策创造的另一个“台湾奇迹”最终成为马英九竞选台湾地区领导人赢得选票的一个重要筹码。这样的描述并非是想指向政制的优劣，而是想提醒该如何去构建官方动力的逻辑基础。陈建华也许有名垂广州青史之心，但是，行政内部运作的紊乱，也足以让他心有余而力不足——更何况，我们还无从确定，市长真有此心。
现实的残酷还在于，分类繁琐且漫长，焚烧则有立竿见影之效。且这里面还有利益的驱动。资料显示，广州市政府给垃圾焚烧发电的补贴是每烧1吨补贴140元，上海则每吨补贴120元。垃圾焚烧发电厂因此成为一块肥肉，垃圾终端处理从特许经营变成了特权经营。
当然，行政内部机制不顺、投入不足等问题，或许可以通过行政动员得以解决或至少缓解。但是，对于市民可能产生的消极行为，该如何应付？加大惩处当然有效，但是问题是，高昂的监管成本将由谁承担？如何保证其可持续性？
包括在台湾，大多数垃圾分类成功的城市和地区的做法是，让居民互相监督，自我约束，比如在小区内专门辟出一个地方，每个房间都有对应的垃圾投放箱，这样所有居民的垃圾处理，都公开在小区居民的眼皮底下。
台北有慈济会，有环保义工，有完善的社区自治，中国内地有什么？所以说，垃圾分类，不是增加几只垃圾桶让居民定时定点去投放，它要改变的不仅仅是市民的生活方式，更是中国内地社会的组织方式。我们连成立一个业委会都困难重重。在一个没有公共生活、几乎都是陌生人的社区里面，我们如何敢奢望居民在错过了垃圾收集时间后先暂时把垃圾存放于冰箱里，而不是偷偷把它丢弃在小区的某个角落或者马路边呢？是的，北京也许有大妈，是否让她们在承担盯梢、举报陌生人之余，负责监督居民的垃圾排放行为？而广州，有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