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大外交》这本书的发布会上，基辛格向媒体介绍这本书的主旨时，讲到美国人的世界观是如何影响他们的外交政策的：

「美国人总是认为，全世界的人本性对正义的态度都一样，那些和美国对民主和自由看法不一的人，都是只是因为受了一时的蒙蔽才会站在美国的对立面。仿佛你要是把一个外国领导人带到美国来，带着他亲眼看看美国普通中产阶级的生活，他就会衷心赞赏美国价值观了似的。这让我想起来我的一个美国朋友，他坚信世界上没有英国口音这回事，英国口音都是英国人故意装出来气美国人的。如果你半夜潜入一个英国人家里，在他完全没有防备的时候把他忽然叫醒，他就会像个正常人一样好好说话了。」

人们常常忘记——别的国家忘记是因为他们从无这种经验，美国人自己忘记是因为它融入血液从而不需要特别记起——美国孤悬海外，历史上的内忧外患远远少于别的民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使得美国人倾向于认为和平是一种默认的状态，如果不被邪恶的势力所打破，本来是可以自动得到维持的。而对待邪恶的势力不外乎有两种方式：要么感化它，要么征服它。美国人通常两者都会尝试，其目的是设法让人人都走上美国价值观所展现的康庄大道，然后天下就会太平无事。「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有战争」一直是美国传统信念的一部分，虽然它完全没有历史事实的支持。

与此形成鲜明对立的则是大西洋彼岸的欧洲列强们，在那里每个国家都有一部血泪斑斑的自强史。法国从黎塞留执政时开始就使出浑身解数防止自己被东侧的强敌征服，德国要到俾斯麦的时代才从一盘散沙中勉强自立起来，而英国则念兹在兹不忘防止海峡对岸的低地小国落入任何一个欧陆强权的控制从而威胁到自己。沙俄虽然地域辽阔，自卑感和不安全感反而更强，始终在全力扩张和节节败退之间反复摆荡。一部欧洲近现代史就是这几个大国之间折冲樽俎合纵连横的丛林斗争史，无怪乎十九世纪的英国首相帕默斯顿会说出「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名言来。

于是当美国在二十世纪初正式登上国际舞台之后，它和欧洲国家的观念之扞格不入，一度到了彼此都认为对方不可理喻的程度。美国怀着自认为人类历史上特殊角色的真诚自信，致力于承担起保卫和拓展自由社会的崇高使命。欧洲诸国从自身经验出发，坚信每个国家的自身利益高于抽象的道德标准，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张力会形成动态的均势，从而实质上有助于和平。有趣的是，双方的信念都带来过荒谬的结果：欧洲诸国全力追求均势外交的结果是把自己拖入两次世界大战，文明几乎毁于一旦。美国张扬普世价值的决心让它把自己卷入地球另一侧东南亚丛林里的一场内战里，几十万子弟兵埋骨他乡，还让自己陷入了全国性的歇斯底里和精神分裂。但信念之所以为信念，就是因为它并不反映逻辑，而是反映性格。基辛格这本书的绝大部分篇幅都在讨论这两种不同的民族性格是如何左右了历史的进程。他在评论冷战初期的美法关系时说到：

「归根结底，问题乃是国家和国家为什么要合作。以美国的观点，所有合乎理性的人到头来都应该得到相同的结论，因此共同目标多少被视作理所当然，而重点在于以何种机制去执行，促成最终的和谐。欧洲的做法来自长久以来各国利害交互冲突的历史，调和这些利益就成了欧洲外交的本质。欧洲领袖视和谐为必须逐案检讨的东西，要借助政治家精细的动作来平衡。」

基辛格花了相当大的篇幅叙述从二战末期到冷战初期的这十年间，国际政治的要角们——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丘吉尔、斯大林、戴高乐和阿登纳——是如何在彼此充满误解和冲突的过程中跌跌撞撞地形塑出战后世界格局的。这也是我觉得全书带来新知最多的部分，因为它生动地揭示了历史中偶然性和必然性微妙的平衡，让人忍不住思考今日世界其实本来还有可能是什么样子。这问题当然在任何时代都可以问，但在这一段问出来似乎是最发人深省的。

二、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似乎两者兼而有之。传统儒家文化确实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是国家行为的一个重要维度。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个人的行为伦理则完全可以放大为国家民族的相处之道。所以孟子会说春秋无义战，上可以伐下，而彼此不能相征。即使在今天，官方的外交话语也常常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即不承认各国对同一争端的不同看法可能都有道理，而是一定存在一个唯一的「正确」立场（不消说，当然就是中国自己的立场），只要各国都以合乎正确道理的方式看待问题，天下自然相安无事。——虽然中国和美国在绝大多数问题上立场相反，但这种思维方式实质上如出一辙，只不过各自价值观的具体内容不同罢了。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在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里国际地位都同十九世纪的美国相仿佛，而真正体会到欧洲诸国日日与邻国亦敌亦友和战相间的经验，不过是近一二百年以来的事。

但这一二百年来的经历又如此惨痛，以至于许多中国人在内心深处一变而成为彻底的道德虚无主义者，虽然未必宣之于口，但事实上更愿意坚信国际社会中强权即是公理，一切正义口号都是国家利益的幌子。他们的信念扎根如此之深，以至于已经不能相信这世界上竟然有人并不这样想。如果这些人听到美国总统威尔逊口中被后世称为威尔逊主义的理想观念：

「判断美国与他国之间的纠纷只有一个可能的标准，而此标准涉及两项因素：我们本身的荣誉及我们对世界和平的义务。」「由于我们要求依据我们所信奉的权利和自由原则，不受干扰地发展和管理自己的生活，因此我们厌恶本身不屑于为的侵略行为，不论它来自何方。」

或者如杜鲁门所说：

「我们不会索取别人的领土，也没有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我们不会索取任何我们自己不愿赋予他人的特权。」

或者如肯尼迪所说：

「我国人民曾经为这些权利奋斗不已，今天我们也要承诺在国内和全世界保护这些权利。我们要让每个国家不分敌友都知道，我们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应付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敌人，来确保自由的生存与胜利。」

他们一定认为这是赤裸裸的谎言，要么是天真，要么是虚伪，特别是对照美国实际上许多所作所为来看更是如此。而如果他们听到老罗斯福——他被基辛格称为美国历史上最像欧洲人而不像美国人的总统——的话：

「对于威尔逊那样信任流于空谈的和约、不能实现的诺言，却没有有效的武力作为后盾，我感到十分厌恶。在外交政策上有腓特烈大帝或者俾斯麦的传统，比以威尔逊的态度作为国家永久的方针，对国家和世界都好得太多。」「缺乏武力的正义，与没有正义的武力一样坏，甚至更坏。」

或者如这一脉现实主义政治的远祖黎赛留在《政治证言》中所说的：

「就国事而言，有权力者才有权利，弱者只能顺应强者的意见。」

这些人一定会引为知己，认为这才是强权的真正心声。这种世界观当然有其好处，因为它无需为道德感陷入挣扎，而以自身利益为导向则成为理直气壮的事。它也无需相信别人的善意，因为所谓善意完全可能反而是最为彻底的恶意的伪装。这样的逻辑几乎不可证伪，因为一切反面论点都会显得像是过于幼稚，简直不值一驳。

但是正如基辛格在书中指出的那样，对他人世界观的误解，哪怕是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方向的误解，也会带来悲剧的结果。归根结底，这是因为双方的区别并不在于善良与邪恶或者软弱与坚强的程度，而更像是两个棋手在遵循完全不同的行棋规则对弈，并且都以为对方和自己下的是同一种棋。它的危险是相互的，并且很难说对哪一方的危险更大。

而且事实上，完全道德虚无主义的逻辑也不像它看起来的那样自圆其说。如果国家强大就会得到别人的尊敬和服从，一直以来中国都应该格外尊敬和服从美国才对。如果中国人真的相信强权就是公理，为什么他们不在
1937 年就彻底投降日本呢？

三、

有趣的是，作为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大师的基辛格，在书中却格外赞扬了两位完全秉持理想主义作风的美国总统：小罗斯福与里根。两人的成就有类似之处：小罗斯福总统在美国格外消沉气馁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挺身而出，带领国家赢得了战争和战后几十年的国际领袖地位。里根则是在冷战对峙最尖锐的时刻决定领导美国正面应战，几乎是以硬碰硬的方式把苏联逼向崩溃的边缘。但两人最伟大之处都不仅仅在于取得胜利本身，而在于他们能够站在时代的前端，预见到历史的潮流，自信冷静地坚持理念，利用超卓的个人魅力耐心地引领人民团结起来跟随自己前进。大多数领导人无论多么权倾一时，在这一标准面前都难免败下阵来。

但胜利未必能够简单归因于个人及其理念。历史的复杂之处在于它没有对照实验，因此因果关系只能假说而无法验证。以冷战为例，尽管通行的看法是美国获得了胜利，但这胜利在多大程度上是里根和他的意识形态强硬路线的后果？也许苏联的扩张政策无论如何都会导致自我崩溃，只是碰巧被里根赶上了好时机？基辛格虽然对里根大为赞赏（即使里根事实上一手扭转了尼克松和基辛格大力推动的对苏缓和政策），但他也认为如果里根早十年上台，其理想主义可能根本没有用武之地。这问题同样适用于里根之前的所有其他领导人。甚至冷战本身——虽然由于人们已经如此习惯它，容易觉得它的存在有不言自明的道理——也可以成为追问的对象。也许美国坐视冷战开端导致几十年的尖锐对峙，本身其实就已经是失败了？丘吉尔就认为，应当在战争甫告结束，苏联立足未稳时就和苏联展开政治谈判，全力压缩其势力范围，不让东欧国家落入其手中。但他领导的英国无力单独向苏联施压，而有能力的罗斯福又完全无意玩这一套典型的欧式地缘政治把戏。其结果是苏联成为二战的最大受益者，而冷战终于不能避免。

在基辛格看来，这是理想主义观念无视政治现实的恶果的一个例证。但他也公允地评论到：

「丘吉尔的地缘政治分析远比罗斯福正确，不过，罗斯福不愿以地缘政治条件看待世局，本就是促成美国参战，并使它能维护自由大业的同一个理想主义的另一面。假如罗斯福遵从了丘吉尔的方案，他固然有可能增强美国的谈判地位，但也可能根本就削弱了美国抵抗冲突的能力。」

换言之，美国的观念虽然未必总能给它带来实际的好处。但若非如此，则美国本来也不会成为今日之美国。历史虽然不能简单的以成败论英雄，但昔日欧陆诸国日薄西山，而美国成为冷战结束后唯一的超级大国，终究是不争的事实。

新的国际秩序事实上更像是一百年前的欧洲的放大版。在全书的最后一章里，基辛格正确地预言到冷战后的世界局势。新兴国家遍布全球，其分歧和争端远较当日欧洲国家之间为深刻。美国虽然独大，但它调动资源的能力占全球政治能量的比重其实反而弱于冷战时代。更重要的是，因为缺乏明确的敌我关系，各个国家共同维护和平的决心和意志力不是上升了，而是下降了。战争的风险不是减小了，而是放大了。

基辛格对此开出的对策是呼吁各国冷静地判断如何维护均势，进而保卫和平，向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协调时期学习，而不要重蹈其后来的覆辙。对于美国来说，这就意味着要克服自己的意识形态观念，以更现实的目光理解世界。他说：

「美国的经验鼓舞美国人相信，美国是唯一无可撼动的强国，仅凭意识形态就能无往而不利。在后冷战的世界里，这种态度会使无知变为自恋。当美国既不能主宰世界又不能脱离世界，当美国十分强盛又十分脆弱之时，美国势必不能放弃让它之所以伟大的理想，但它也不应该妄自以为无所不能，而破坏了美国的伟大。」

然而维护均势的前提是各方都正确理解（虽然未必认同）对手的意图，而这往往是最不容易做到的部分，因为它不只关乎判断力，更关乎跳出自己熟悉的视角去理解世界的能力。基辛格在书中讨论了朝鲜战争（这一场战争在他后来的《论中国》一书中得到了更细致的分析），指出如果不是中美双方都严重误判了对方的战略，这一不幸的冲突（对北朝鲜人民来说尤其不幸）本来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走向和结局。二十世纪的其余几次重大的悲剧多半也是如此。

这本书写于冷战刚刚结束的时候。二十年后的今天，国际局势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基辛格的预言。总结历史已经足以让人悲观了，展望未来的时候基辛格试图保持乐观，但他有理由乐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