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长安
对于我们这一小撮人而言，军训极易成为青春的一道暗伤，区别是有人能迅速自愈，有人会伤及肺腑，那好比一场莫名其妙的失恋，明明付出了最好的青春少艾时光，最后却尽数沉没，人还在懵懵懂懂，还在被生活裹挟着前行，但是一个纯真年代已然结束了。
1989年的那个夏天，是在各种躁动、汹涌的暗流中度过的，家家户户的电视机都播放着同一个声音，然后眼睁睁地看着形势急转而下。那时，我刚刚结束了中考，还没有能力辨别是与非，而且不晓得自己的人生会因此受到影响。自那年始，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的新生相继赴军校军训一年，学制则延长为五年。身在闭塞的边陲小城，我是在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才晓得必须军训一年。善良的父母无条件接受了“国家的规定”，虽然这意味着他们要多一年经济重负。他们只是反复嘱咐我要尊重领导、团结同学。年迈的父亲为此又找了一份工作，只为能够多一份收入。离开家乡的时候，天上已经下起了薄雪。我带着全家不多的积蓄，穿着姐姐手织的大红毛衣，揣着母亲费尽周折换来的全国粮票，独自上路。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而且一口气坐了三天四夜。看着车窗外从一片白茫茫大漠，到黄土漫漫，再到芳草萋萋，兴奋莫名。那时我还是一个矫情的文学爱好者，喜欢大段背诵徐志摩和莱蒙托夫的诗集，哼唱苏联歌曲。我对军训充满了浪漫的幻想，随时预备着为理想去牺牲。以致于当我后来发现理想千疮百孔的时候，立刻一败涂地。
当我辗转来到军校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土妞，不用照镜子，也晓得自己是一脸土色，一身土气。因此，当我第一次领到军装时，我比任何人都高兴，因为我终于可以和大家一样了。当然，我还得和大家用一样的牙缸、水壶，使一样的饭碗，洗一样的脚盆，坐一样的小马扎，背一样的挎包，穿一样的解放鞋。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从洗漱用品到卧具，清一色的军绿瞬间颠覆了张三、李四。甭管你来自北方、南方，生于村落还是大城市，大家都彻头彻尾进入了一个模子，属于个人的最后只剩下了一个编号。我要很久以后才晓得一模一样的坏处，那意味着个性的沦丧，远比没有一身好衣裳丢人。
“大一统”也包括头发在内。不论脸型，不论你是否长发及腰，一律剪成齐耳短发，总有人为此鬼哭狼嚎。而那时，我们都只有十八、九岁。正是女孩子最爱美的年龄。不爱红妆爱武装，当然只是一个一厢情愿的宣传口号而已。穿上军装的新鲜劲很快烟消云散。我记得我曾裹着一身肥大的军装，趴在石桥上，眼馋地看着城里的年轻姑娘们花枝招展，心想，我什么时候也可以想穿便装就穿便装呢？我忘记了我行李中其实也没有两件像样的便装。虽然也只有一年军训，但是在严格的纪律管束下，总觉得这样单调的生活仿佛永远也没有尽头。后来，当我有能力购买时装和家居物品时，我最痛恨的事情便是“撞衫”，包括“撞包”、“撞鞋”、“撞家具”，而且最忌讳军绿色。其实那个年龄的女孩子穿啥都好看，我记得每个军训女生都曾在拉练的小溪旁拍过一张姿势大同小异的照片，个个笑得如花似玉。
军训一年的目的，当然是要灌输政治思想。各种政治学习，各种革命传统教育和思想汇报，是军训最主要的内容。原本不谙世事，刚跨出中学校门的学生很快成熟并且分化，有人紧跟形势，积极向组织上靠拢，有人则变成了逍遥派。更多的人则是浑浑噩噩随大流，从吃喝拉撒到学习娱乐，每一分钟都被安排。军校在远郊，我们几乎与世隔绝，当时能了解外面信息的官方通道，便是集体观看《新闻联播》。好在许多人都拥有短波收音机，以学英语的名义，塞上耳机听BBC和“美国之音”，这已经是心照不宣的秘密。
刚开始军训时，大部分人都没有能力反思、反省，而是真心诚意地接受了“天降大任”的改造。军训其实就是另一种“上山下乡”。在一个纪律严明、整齐划一的集体里，你很容易就从众，并把集体荣誉看得高于一切。我曾经在厕所旁的小径忍着恶臭偷偷去练习踢正步，因为怕自己军姿不正，拖班里后腿。单兵训练是最考验人毅力的时刻，那么多同学悍然跃起，一遍遍扑向沙砾，仿佛自己不再是血肉之躯。这些日后不忍卒读的私人记忆，就这样汇成了集体回忆，汇成了一场关于青春的黑色幽默。多少年以后，我与身在美国的老同学隔空煲电话粥，她在西岸，我在东岸，我们聊儿女教育，宗教信仰。放下电话后，仿佛电影回放一般，我突然清晰地想起曾是家中掌上明珠的她军训时第一次给菜地浇大粪，之后哇哇地吐。而我也曾勇敢地带头跳入猪圈，与那些比我壮硕数倍的大黑猪面面相觑，战战兢兢清扫猪圈。超越生活常轨的事终究难以忘记，无论你是否走到天涯海角，是否已经阅尽千帆，再世为人。
但精神的野草是永远也除不尽的。正如禁欲的年代里欲望最炽烈，军训生们早已经做到外表整齐划一、口号嘹亮，连胳膊、腿抬到什么高度都渐趋一致，而内心对自由的向往却像野火一样燃烧。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上英语听力课，只因为那个看上去有点忧郁的英语老师总是喜欢放一首歌曲《秃鹰飞去》，歌里说：“飞走，飞走，像天鹅一样来去自由。”而一向喜欢阅读诗歌、小说的我在军训那一年，也突然转了性，我几乎借遍了军校图书馆的凡尔纳系列，不管是环游地球八十天，是去地心游历还是到月球探险，一切能够让人逃遁的科学幻想都会让我怦然心动。现在想来，那大约也是一种治愈系吧。
凭心而论，这么多学生军训一年，政府补贴不菲。军校的所有教职员工，包括军校自己的学员，也都对军训生这支特殊的队伍关爱有加。但令人不快乐的不是某个人，甚至某所学校，而是军训本身。试图用集体意志去替代个人意志，从肉体上来说是可行的，但是从精神上来说，则是一场永远无法取得完胜的战争。即使是只见证了80年代的尾巴，曾经的理想激情，对于一代人的撼动也是铭心刻骨的。军训过后，最大的收获是关于人性的，投机的人从此更投机，而懒散的人从此更懒散。曾经的天真与傻气都在一年中被涤荡干净，越到后面，人越消沉。你总是能够感觉到很多双冷冷的眼睛，隐藏在中规中矩的外表下。
命运决定了我们终将成为这段历史的终结者。先是有人从“美国之音”偷听到了消息。在各种流言满天飞之后，我们终于听到了正式的传达，大意是当初军训一年是形势的需要，如今取消也是形势的需要。一代人的多米诺骨牌瞬间被推倒了，当我们披着军大衣满校园乱蹿的时候，我们既是新生，也是尴尬的老生，因为下一级的学弟、学妹们来了。起初，我们一起抢食堂、抢澡堂，后来，则是两个年级抢实习机会、抢工作机会。那一年的毕业分配空前惨烈，当我终于也鼓起勇气去找分配老师时，他一脸悲悯，告诉我说，这是组织决定的。经历过军训的我，颓然接受。自那时起，我便一脚踏出体制外，永远与组织无涉。要到很多年后，我参加一次心灵洗礼，主题是学习原谅，我突然想到了这句话，才惊觉我居然这么多年未能放下，而一个好工作对于我已经失去任何意义。彼时我已经乖觉懂事，晓得当年僧多粥少，老师也很无奈，谁不愿意自己的学生都有一个好前程呢？如今，连原谅都失去意义，我只能遥祝失联多年、年事已高的老师健康长寿。
而对幸运进入体制内的同学而言，推迟毕业一年的代价也是高昂的。无论是分房还是评职称，倘若没能够赶上末班车，很可能就永远与福利时代失之交臂。仿佛是被扼住了命运的喉咙，许多人进了体制又离开，在一个充满诱惑的时代闯荡经年，军训一年的震荡，后来，再后来，还是在人们的生活里留下回音。
包括我们的家人在内，受到军训一年影响的人成千上万，不过也很快混入了莽莽红尘，终于都变成了大时代中一枚微不足道的棋子，有人成功，有人失败。大家为生活各自奔忙，不再寻求公平正义，晓得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
毕业后，也曾悄悄去过一次军校凭吊青春，结果无限感慨，因为渺小如我，巨大如军校，我们之间已无任何现实利益可供关联，正如那些经典台词，“彼此都是无用之人”。有时也会惦念那些朝夕相处的队干部们，听说他们大多过得不错。比如“又红又专”的区队长据说转业到了江南某城，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在街头邂逅，希望她阖家幸福。她也老了吧，也许像我一样，已经不愿意再拔去头上的白发，因为拔不尽了。我也许会向她抱怨，是她导致了我的那些强迫症：牙刷、牙缸要摆成一条直线，永远面朝一个方向；鞋要一致对外摆放整齐，还是一条直线。
军训的那一年，成为我们成长的一块秘密胎记，难以启齿，却从未真正忘记。匪夷所思的是，无论我回忆起大学里哪位女生，最后的定格都一定是一张军装标准照。这也是一种军训后遗症吧。
如今，我生活正常，心地刚硬，我以为我已经看得到云淡风轻，但当我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给老友发了一条微信。她在一家著名的IT外企上班。我能想像她此刻也许忙得脚底生风，也许正在会议室大战群雄。我说我正在写我们的军训，只是不晓得为什么，一直在流眼泪，都不晓得我为什么要哭。她百忙中很快回复了三个字：“致青春”。我也回复了三个字：“青春祭”。
青春终于不能死而复活。
谁也不能再还给我一个美好的时代，回到军训前那个眼神清澈、相信未来的女生。
所有的人都输了，除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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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编辑：
看完长安女士的文章《那时，我们军训了一年》，我深有共鸣。和她一样，我也是1992年参加高考，如果报考北大和复旦，也会是最后一年参加军训的那一拨学生。只是和她不同，我身处大都市，早就知道军训的消息。我认定这是政府对学生的一种惩罚和洗脑措施，就像越战期间的美国年轻人选择逃避兵役，我选择了拒绝。我放弃了我最爱的北大，而报考了家乡的一所大学，二流都算不上的，因为离家近，花费少，这对家境拮据的我来说，不失为一个理性的选择。大概，当时很多人也做出了类似的选择，因为当我以全市文科第二名的成绩，去报到的时候，才发现状元也上了这所学校。
从那以后，我经常想，假如我当时选择了报考北大，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我没想过长安女士提到的军训给这一代学生带来的问题，比如就业、升迁等等。我只是想，那些因为军训而没有选择北大和复旦的学生，他们是不是也被迫失去了很多机会？后来想想，时间是最大的赢家，但是时间也是公平的。每个人都被赋予了同样时间的青春，每个人做了不同的选择，但是“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失去的同时也必有收获。尽管多年后我又考入了北大，但工作几年后的我，与比我小四五岁的同学坐在同一个课堂上，已经无法再找回青春的感觉。诚如长安所言：“青春不能死而复活。”北大也到处弥漫着犬儒主义气息，学生已鲜有80年代那种意气风发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我目睹了一个转型中的北大，谁能说这种经历不是一种收获呢？也许，如果我本科上了北大，毕业后就有机会出国留学，并定居海外，但我也会失去亲身体验中国飞速发展之悲喜的机会。所有人都无法超越时间的桎梏，经历两次人生，所以还是认命吧。
北京读者：石碓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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