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许纪霖：我越来越不相信理性

　　
“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以赛亚·伯林借用古希腊诗人阿 基洛科斯断简残篇里的一句话，将学者分为两类：狐狸型和刺猬型。前者思维发散，兴趣广博，追逐多个目的，且诸目的之间往往无有多大关联，甚至互相矛盾;后者有志于创造庄严体系，以一个或多个中心识见涵摄所有的思考和感悟。

　　 用寥寥几个譬喻勾勒复杂而微妙的现实，终难曲尽其妙。比如，你就很难为许纪霖归类，无论是把他比作狐狸、刺猬，还是非狐狸非刺猬、亦狐狸亦刺猬……都显得词不达意。于是一个新的譬喻诞生了：蝙蝠，对于许纪霖一类既有学院背景又有公共情怀的学者，不知能否达致神似?

　　 说许纪霖是蝙蝠型学者，是着眼于他那跨领域的知识结构与多变的研究兴趣，无论是早期研读1919年至1949年知识分子的史料，中期涉猎中外思想史 和政治哲学方面的经典著作，还是近期关注边地民族问题中的宪法认同与文化认同;说许纪霖是蝙蝠型学者，也是着眼于他一身兼有书斋和现实两种气质，一边在学理层面深入诊断中国崛起背后的精神缺失，一边在现实层面积极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恰似打破物种界限的蝙蝠。

　　 采访中，他一再感叹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平庸，不再有半点神性和灵性，总之，不再令人着迷……也许，他还是一只有着理想主义情调的蝙蝠，飞舞在时代的断壁残垣之间。

　　 采访许纪霖先生，整个经过可以用“一波三折”来形容。虽说我早已拜读过他的《大时代中的知识分子》、《中国，何以文明》等大作，更为书中的宏阔视角、现实情怀与清新文笔击节赞叹，却一直无缘与书的作者相见。

　　 恰逢2014上海书展，我到上海出差，双脚刚刚着地，就试着跟他联系。满以为，在上海书展期间采访身在上海的许先生，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便。谁料想，许先生回以短信：最近冗务缠身，无心接受采访。8月下旬去深圳讲学，可约在深圳……

　　 在深圳见到许先生，已经是二十天之后的事了，彼时上海书展的身影已经渐渐淡去。当我把事先准备好的提纲交到许先生手中，试图将谈话引向“既定议程”的时候，他却“没按常理出牌”，或绕过提纲中的问题，或做出其不意的发挥，俨然主导了整个谈话的方向……

　　 今天的书展已经与“书”无关

　　 晶报：前不久，香港书展、上海书展先后落下帷幕。有人指出，与香港书展相比，上海书展还不够专业、亲和、人性化。您如何评价今年上海书展的热络?

　　 许纪霖：今年的书展特别“热闹”，引起全国媒体和出版社的强烈关注。但“繁华”恰恰遮蔽了一个“危机”：事实上，今天的书展已经与书无关，成了一个作者、出版社、媒体主导的“嘉年华”。我们看到，大多数“读者”不是冲着书去的，而是冲着人去的，即使他们是冲着书去的，在平时也是不买书的。真正的读书人，反而不逛书展，因为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书。

　　 晶报：书展表面繁荣的背后是文化的萧条，此现象不独见于内地书展。一些参加香港书展的出版社告诉我，“很多香港人平时很少买书，可能每年来书展采购一次。”

　　 许纪霖：书展越是热闹，和书展以后实体书店的萧条越是形成反差。香港更是如此，那些真正有品味的独立书店，藏身于市井深巷中的二楼、三楼。另外，受网络书店、电子阅读、手机移动客户端阅读的多重挤压，实体书店的生存空间日益逼仄。

　　 其实，读书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体现了个人的品味，真正的读书人知道自己要读什么书。读书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当资本逻辑和行政逻辑将读书异化为商业活动，书展也就成了一种“展示”，已经和“日常生活”无关。书展之于多数人，只是“周期性的嘉年华”，好像赶个“庙会”一样。

　　 我不愿意给别人开书单，总觉得没什么书是适合所有人的。但，今天你可以看到整个出版业正在被商业逻辑所摆布，该逻辑认为“好书”一定有着强大的营销潜力。“好书”的命运也发生了变化，以前的“好书”呈现某种“均质化”，卖得再好，发行也不过几万册,最多几十万册。现在几家有市场营销能力的出版社，每年都会盯住几本重点书，畅销书可以发到上百万册，一般的书却无人问津。你浏览几个主要的网络书店，会发现网站集中宣传的无非是那几本书。整个市场往往被几本畅销书所垄断。大部分读者是盲目的，不知道该读什么书，一味地跟着宣传走，一窝蜂地去读那些时髦的书。

　　 在市场逻辑的主导下，何谓好书、差书，似乎判然可分，实则缺少独立书评的平衡。在发达国家，独立的书评不在商业逻辑的后面亦步亦趋。虽然我们也有一些报纸书评，对大众的影响却非常有限，权威性也不够。统而言之，今天的图书市场还不够成熟。

　　 晶报：如今，人们面对浩如烟海的出版物，反而觉得太多太杂，以至于无从取舍了。所谓“物极必反”，出版业的极度繁荣反倒让人产生一种文化泛滥、文化失控的危机感。

　　 许纪霖：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茫然。记得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我还在读大学，那时候的问题是书太少，人们处于求知饥渴的状态。今天是一个出版物过剩的时代，人们反而变得无所适从。与此相关的一个现象，是现在大部分书店的书籍没有分类(或分类很不专业)，同样，书展最大的毛病也是没有进行书籍分类。一个新华书店的老总对我说：“我们和民营书店相比，最大的毛病就是缺乏图书分类和这方面的人才。”

　　 很多读者进入当当、卓越、京东等网站，刹那间都晕了，不知道该买什么书。我每隔一个季度，会在网上搜索历史研究方面的新书，可我往往是“一边看一边摇头”，觉得网上的很多书都是题目雷同、题材雷同的垃圾作品，极少的几本好书淹没在里面。

　　 晶报：今年上海书展期间，我有幸采访到前三联书店总经理沈昌文先生，他认为现在的出版物过于迎合市场的需要，不注意冷门，不注意潜在的、实际的需要。

　　 许纪霖：沈昌文领导下的“三联”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品质，今天的“三联”还在继续保持这种品质。这些年来，很多出版社都在卖书号，对编辑进行效益考核，出了大量的烂书。今天，在大学里，考核一个学者的学术标准，不再是书，而是论文，书已经丧失作为学术能力的尺度性。所以我经常说：没有出不了的书，只有写不了的书。今天图书市场的繁荣恰恰遮蔽了许多深层的问题。

　　 在公共讨论中重建书评的权威性

　　 晶报：既然你认为图书市场虚假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商业逻辑的大行其道与独立书评的缺位。又该如何重建书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呢?

　　 许纪霖：近十年来，发表书评也成为考核编辑的一个指标，出版社的编辑出了本书，首先自己找人写书评，现在大部分书评都是不独立的，背后有一只商业的手，只有极少数的几家书评周刊试图保持独立性。可以看到，书评行业正在被商业逻辑所渗透，权威性已经丧失殆尽。再加上泛滥成灾的腰封、泛滥成灾的“某某人推荐”，往往以信誉为抵押，辱没了推荐者的名字。

　　 晶报：在您的理解中，何谓“好书”?评价“好书”的标准是什么?

　　 许纪霖：“好书”的评判是在公共讨论之中形成的。过去好坏由权威说了算，今天不再是一个权威主义的时代，无论是文化权威还是学术权威，两皆沦落。在人们的观念中，不再有公认的“大师”，少有公认的“大家”。即便有，他们也难免为中国形形色色的人情、商业逻辑所左右。于是权力替代了权威，成为宰制我们这个时代的力量。人们当然可以呼吁重建权威，但是我们还须看到，今天也是一个多元主义的时代，没有哪部作品是不受争议的。过去我们缺少一个开放的空间，让被压抑的声音表现出来，在网络的全民参与时代，再好的作品都会引发争议。我觉得，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恰恰需要一个自由而开放的公共讨论空间，让读者在讨论过程中做出判断。而这样一个空间，却极易为各种外在的力量所挤压。“豆瓣”多少有那么点意思，但“豆瓣”毕竟是小众的，当一个读书小组里面形成压倒性的意见，另类意见也会被驱逐。而今天的主流媒体、各大书评周刊还不能完全承担这一功能。中国人重人情，考虑到书评往往涉及对作者本人的评价，评论者总是讳莫如深。要么是无原则的捧场，要么是言不及义的随感，真正的书评多乎哉?不多也!

　　 晶报：在这个阅读日趋快餐化、碎片化的时代，人们一方面丧失了对经典作品的信念，一方面并未建立起对新出版物的评判能力。

　　 许纪霖：有甄别能力的当然是少数读者，大多数读者是盲目的，不是被商业逻辑所摆布就是被政治逻辑所导引，纯知识和纯文化的声音太弱了，不得不借助前面两种力量呈现出来。今天由于网络媒体的崛起，大多数年轻人不再读书，他们更重视信息，有“information”而没有“knowledge”。网络上充斥着大量不成系统的碎片化信息，而知识的系统性是通过书籍呈现出来的。比如，你在手机上，就很难逐字阅读，一定是扫描式地阅读。只有纸质书籍才能让你安静下来，慢慢地读，继而实现读者与文字之间的对话;另一方面，由于很多人已经意识到网络信息缺乏营养，试图和网络保持距离，回过头来读书。以我个人为例，我对自己每天上网的时间有所限制，想腾出更多的时间去读书。当网络阅读的潮流形成以后，也会产生一个“反潮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热衷于读书。然而今天又是一个盲目的读书时代，大多数人没有选择的能力。

　　 根据我的阅读经验，我把知识分为两部分：一种是核心知识，一种是背景知识，前者代表了“专”，后者代表了“博”。一个人需要精读自己专业领域(或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里的那些好书，经典之作也就那么多。仅仅读这些书是不够的，还要阅读大量提供背景知识的书籍，读这些书可以不求甚解，观其大略就可以了。直到某一天，你开始觉得这些背景知识很重要，需要将它们转化为核心知识，你再去精读。而在现实中，大多数人搞不清核心知识和背景知识的关系，总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我现在越来越不相信理性”

　　 晶报：您着眼于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划分为六代：以1949年为中点，前三代暂且不提，后三代以文革为中心，分为十七年一代(1949年至1966年)、文革一代与文革后一代。80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已经成长起来，如何界定他们的气质、人格与思想呢?

　　 许纪霖：关于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划分，我已经有了一个修正。90年代的时候，我将1949年以后的知识分子分为三代，所谓“文革后一代”，指的是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二十年过后，我终于发现，真正的“文革后一代”其实是“80后”。我原来概念中的“文革后一代”是过渡的一代人，并不具有典范型人格，他们既有文革一代人的特征，也有“80后”一代人的特征。而“80后”是在一个完全世俗化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和他们的父辈构成强烈对比，他们才是崭新的一代人。

以阅读为例，父与子之间阅读习惯很不一样。父亲对儿子说：“报纸上有一篇好文章，你去读一下。”儿子说：“好，我到网上找来读。”儿子对父亲说：“网上有一篇好文章，你去读一下。”父亲说：“好，你帮我打印下来。”父与子的阅读习惯，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网络阅读将为我们带来什么，对“80后”、“90后”将构成何种影响?我们远远估计不足，新的阅读革命可能是一场经久不息的革命。正如15世纪德国古腾堡印刷术大大推动印刷书的普及，使得近代启蒙运动成为可能，使得文化消费成为可能。爆发于世纪之交的网络革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