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吴万伟：中年危机的真正根源

　　 乔纳森·罗奇 著 吴万伟 译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人类幸福具有生物学基础和幸福感在中年时期的（暂时）下降的方式。

　　 今年夏天，一个闷闷不乐的朋友前来拜访。他47岁，经过多年的打拼终于获得终身教授职位，算是在学界找到了安全感。不过，他不但没有心满意足，反而觉得落入了陷阱。如今在一门心思地想着逃出牢笼，这种反应令他惊讶无比。显然毫无道理，他哪儿出了毛病？我知道最好的答案是什么，我告诉他这都是幸福感U型曲线闹的。

　　 不是每个人都经历U型曲线，但包括我本人在内，确实有许多人经历过。客观上说，我40多岁时功成名就。家庭稳定幸福，身体健康，经济无忧，而且还有称心如意的职业和非常能干的同事。我还出版了一本书，在各大报刊发文，赢得过新闻界的大奖。如果把我的事当作别人的故事讲来听听或者大学刚毕业时我能得到这一切，我肯定兴奋地高喊“哇塞，我能拥有这一切就好了。”可是每天早上醒来，我都感到失望，头脑中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失败念头。事业无成，光阴虚度，渴望一种莫名其妙的变革或逃避。

　　 我很清楚，自己的闷闷不乐和焦躁不安是非理性的，所以从来不对别人讲。想到这些，其实我想得很多，我拒绝接受中年危机的说法，因为我的生活很稳定，没有任何危机：更像一种不停飘落的失望。最让我感到恼火的是觉得自己有些忘恩负义，这比失望本身更烦人，因为我最讨厌这种人了。我希望理性能够占上风，我历数自己获得的种种庇佑，真的在心中把它们一个个列举出来，有时候甚至把我应该感谢的人名一个个写在纸上。用理性说服自己或许起一点儿作用，但很快失望就会卷土重来。每周如此变成每月如此，再变成年年如此，我的自我形象开始发生变化。我曾经一直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如今我似乎成了牢骚满腹之人，整天为真实的或想象的麻烦所困扰。我认定自己可能真的变成了不可救药的愤青。

　　 过了50岁之后，我遭遇了若干真正的人生挫折。父母双双离世，其中一个亲人因为患上可怕的疾病死在我的面前，而我眼睁睁地看着却无能为力。我因为所供职的杂志社重组而丢掉了工作，自主创业的努力也遇到麻烦，我想创办一个新的在线市场专门为有故事的记者和寻找故事的编辑提供合作机会。我的肩膀、肘关节、膝关节都开始疼痛。失望和自我责备之雾开始升腾，最初几乎看不见，随后就变得清晰可辨了。到了54岁的当下，我觉得似乎已经走出低谷了。但这个低谷到底是什么？

　　 很久以前，在我30岁的时候，我认识了伟大作家唐纳德·里奇（Donald Richie）。他曾经告诉我“中年危机开始于40多岁，你看看自己的人生就会想，我的一辈子就这样了？大约10年之后，危机就结束了，那时候你再看人生就会想，其实，这样的人生还是蛮不错的。”他现在已经离世，说这些话时他66岁。50多岁时回头再想想，他的话确实不错。包括我自己在内，意料之中的是我开始再次感受到二三十岁时的闯劲。每天醒来考虑的是未来前景而不是对过去50年的回顾。感恩之心又回来了。

　　 我发现U型曲线是在将近50岁的时候，开始关注有关这个话题越来越多的研究。要是我40多岁时（甚至更早些，30多岁）就知道这些就好了，幸福感受到年龄的影响，尤其是中年时期，无论你称之为中年危机还是别的什么，对许多人来说，中年是向更美好生活阶段的过度，是我们有理由期待的东西如智慧。我是多么希望之前有人能像我现在告诉焦虑的朋友那样给我安慰啊！他没有任何问题，别人也一样。

　　 1970年代，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一个名叫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的经济学家得知世界很多国家进行的幸福感调查。因为很好奇，他开始收集和分析这些数据，在此过程中发现了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的东西：超过临界点之后，这些国家即使更加富裕，其幸福感并不会增加。他现在是南加州大学教授，被尊为专注于人类幸福研究的新型经济学的奠基人。伊斯特林说，像幸福这类主观性的东西在主流经济学家那里有时候显得很怪异，其发现在很多年里被认为是逸闻趣事，可以作为鸡尾酒会上聊天的内容但很难成为严肃研究的课题。

　　 30年之后，到了1990年代幸福经济学浮上台面。这次一群劳动经济学家开始对工作与幸福的关系产生兴趣，其中就有达特茅斯大学的大卫·布兰奇弗洛（David Blanchflower）和华威大学的安德鲁·奥斯瓦尔德（Andrew Oswald）。他们开始国际性的生活满意度调查，并且得到出人意外的发现，即世界各国重复出现的同一模式。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大卫·布兰奇弗洛告诉我“无论你看什么样的数据，你都得到同样的东西”：生活满意度随着进入成年的头几十年而逐渐下降，到了40多岁或50出头进入低谷，接着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直到晚年），生活满意度达到比年轻时更高的水平。该模式常常被称为U型幸福曲线。

　　 与此同时，发展经济学家卡罗尔·格雷厄姆（Carol Graham，她现在供职于我担任高级研究员的布鲁金斯学会）在研究迅速脱贫的秘鲁人。她想知道“这些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行为？”她告诉我，她吃惊地发现客观生活条件并不能决定主观的生活满意度；在秘鲁就像在其他国家一样，许多脱贫者感到自己比从前贫穷时更不幸福。她说，“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到处搜索，她发现幸福经济学的文献很少，在深入研究调查数据后她首先在拉丁美洲继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现同样的U型曲线。她说“这是一种统计学规律，是有关人类生活条件的内容。”

　　 U型曲线出现在对调查整体生活满意度问题的回答上而不是特定时刻的情绪变化。曲线的准确形状和低谷的年龄段因为国家、调查问题、调查对象和统计学分析方法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确，U型曲线不是无所不在的，人们可能怀疑是否真的存在能够跨越差距甚大的调查、国家、代际和分析的单一模式。虽然如此，该模式出现的频率之大让人根本无法视而不见。比如，在2008年的调查中，布兰奇弗洛和奥斯瓦尔德发现80个国家中55个国家的评价最低点都处于46岁，调查问题是“综合考虑所有因素，近来你对生活整体满意度如何？”格雷厄姆和米兰娜·尼科洛娃（Milena Nikolova）最近查看了国际调查，该调查要求149个国家的受访者为其生活打分，这是个从0到10的量表，其中10“代表最好的生活”，0代表最糟糕的生活。他们发现在80个国家中年龄与幸福之家的关系。除了9个国家之外，所有国家生活满意度的低谷都出现在39岁到57岁之间（平均最低点是在50岁。）

　　 猿猴的幸福感低谷与人类似，也在相当于45到50岁之间的年龄段，这说明幸福曲线不仅仅出现在人类身上。

　　 富裕国家的幸福曲线更明显，那里的人寿命更长，老年拥有的财富更多。有时候在原始调查数据中就可以看出来，即中年人表达的总体满意度更小。但是这里有一个障碍：在很多例子中（包括我上文引用的两个分析），基于年龄的U型曲线只是在研究人员对诸如收入、婚姻状况、就业等变量调整之后才出现的，因而是仅仅关注年龄的影响。有些学者包括本领域的权威伊斯特林在内对这种调整持悲观看法。威斯康辛大学老年研究所的所长和心理学家卡罗尔·莱夫（Carol Ryff）告诉我，“在我看来，那是遮蔽故事而非将其澄清的方式。”但是，过滤重要的生活背景因素意味着某些有意思的东西：生活满意度可能存在某种独立于生活背景的模式。换句话说，如果所有其他因素都一样，中年时期或许更难感觉到对生活的满意，如果与其他阶段相比的话。布兰奇弗洛和奥斯瓦尔德已经发现，从统计学上来看，从20岁到45岁这个阶段的幸福感丧失相当于非自愿性失业的影响的三分之一。

　　 奥斯瓦尔德告诉我，“我认为这是有关人类的第一流发现，数百年后仍然具有重大意义。”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走这么远。许多心理学家表示怀疑，部分原因是U型曲线是从大数据中产生的统计学特征，心理学家更愿意研究实际的人，无论是个体还是实验群体，最理想的是跟踪整个人生的纵向研究。莱夫告诉我“我认为针对人生道路模式提出概括性说法是错误的。从终极分析来看，当你谈论这些庞大的基因故事时，你们并不是在谈论真实的人。”因此，心理学家去寻找中年危机的证据，即中年的独特现象而不仅仅是人生任何阶段都可能出现的压力或者困难，他们还没有找到，但他们对这种可能性充满信心，经济学的各个地方都似乎发现了冒着烟的手枪。

　　 在最近的研究中，U型曲线研究者已经开始找到更难忽略的证据，它们不再仅仅是统计学上的相关关系。奥斯瓦尔德、特伦斯·程（Terence Cheng）和纳塔伍德·波多萨韦（Nattavudh Powdthavee）已经发现三个国家的四套纵向数据中存在U型曲线：这是非常重要的证据，因为它跟踪了个体长时间的生活经历而不仅仅是统计学快照式数据存储点不同年龄的对比。布兰奇弗洛和奥斯瓦尔德在查看了27个欧洲国家的样本后发现使用抗抑郁药物的“典型山峰状模式”，高峰出现在40多岁末期。中年时期使用抗抑郁药物的可能性是其他年龄段的“将近两倍”。他们还发现，该模式同样出现在收集相关数据的美国两个州（新罕布什尔和新墨西哥州）。

　　 当奥斯瓦尔德和包括两位灵长目动物学家在内的其他四位学者发现U型曲线出现在猩猩和猿猴身上时都惊讶不已。动物园工作者、研究者和其他照看动物者填写的问卷调查为其灵长类动物（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美国的500多头猿猴和猩猩）的幸福感打分。猿猴的幸福感在相当于人在45岁到50岁的年龄段处于最低点。作者们在2012年的论文中得出结论说，“我们的研究结果暗示人类的幸福曲线不仅是人类独有，虽然人类生活和社会因素可以做出部分解释，但其根源或许还在于人与猿猴共享的生物学基础。”

　　 我认为证据说明的问题在这里：中年时期完全有可能感到满意，但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可能更加困难。这就是我以及我为写本文所粗略调查的某些人对U型曲线的感受。

　　 我的一个45岁的朋友S告诉我“我认为这里面肯定有某种内在的东西，”他描述20多岁时兴奋和好玩（我真的很笨，但我觉得自己知道东西很多）30多岁时是努力拼搏和稳步收获的时期（我觉得走上轨道，就像白色警戒线和美国梦），到了40岁因为一场意料之外的离婚、单身养孩子和心脏病而搞得身心疲惫。他说他现在已经很难感受到幸福，从而导致某种我感受到的自我怀疑：不知不觉地怀疑自己是否命中注定就是个倒霉蛋。他还担忧其闷闷不乐是否其人生问题的起因而不仅仅是结果。S告诉我“从职业上看一切进展顺利。但正在发生的某些事情足以让我的妻子离我而去。如果我进行了深度心理学潜水，我可能说任何东西都无法我感到满足。或许我的心理真有毛病。我觉得人生是个必须战胜的挑战而不是应该去享受的冒险。我想过逃亡巴西，然后隐姓埋名在旅馆工作。到了50岁的时候这个想法可能会改变。”

　　 我很高兴地告诉他命运对他是有利的。

　　 我的朋友K是54岁的妇女，其人生轨迹与S有些类似。她在20多岁时成绩辉煌（从事我梦想的工作）前程似锦；在30岁时不断取得进展（努力拼搏），到了40岁遭到一连串的打击，父亲去世，母亲中风，女儿出生后丈夫离家出走，她自己遭遇下岗。虽然这一切都挺过来了，下岗后开创了自己的事业（事业做得更好，赚的钱更多），可她养成了对其人生的心酸的幽默感，悲哀地告诉自己至少她经受了这么多灾难，不想一股脑儿详细描述出来。

在过去几年，情况开始变得好转，而且非常明显。K的50岁生活不仅少了外在动荡也少了内心波动。她说“在日常生活中，我或许和从前一样，但我的感受变了。”她的价值观已经从工作转向别处：“我开始认为工作不再是成就感的主要源泉。现在我开始以帮助他人和为社区做贡献衡量我的人生价值。我享受这些年来培养起来的人际关系，老朋友并与他们一起成长。现在总是劲头十足而且充满期待，不是生活在当下，对现在充满感恩之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