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中国，令人有重返 60 年前反右时的幻觉，一场针对高校老师的风暴正在聚集。
一月底，教育部长袁贵仁论及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时，强调“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
部长一言既出，批评和讽刺之声随至。其中以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的微博转发最多：【困难在于】现在有太多年轻人在外国留学，且基本上都在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显贵家庭把孩子直接送到如哈罗公学之类西方中学读书，一流大学里高级领导人的子女扎堆成片。如何保证这些孩子也不受西方价值观影响，成为一大困难。教育部可否规定：至少领导人子女只能到社会主义国家如朝鲜留学？
而在一周前，贺卫方刚被点名。供职于宁波市委宣传部的年轻干事徐岚在《求是》杂志上刊登题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难在哪里？”的文章，说“高校老师通过微博、微信传播西化思想已经不是个例”，并指责“贺卫方大谈宪政，陈丹青美化美国”。
同样是《求是》杂志，随后刊登了一篇可谓“杀气腾腾”的文章——《抓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要敢于拔钉子》，声称“袁贵仁 … . 为何竟然遭到围攻？其中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这些参与围攻者近年来屡次围攻在意识形态领域敢于亮剑者，并且没有得到应有惩处，才使得其越来越肆无忌惮。”文章随着建议“因此，要真正抓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一定要敢于拔钉子，对那些经常发表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的教师要坚决清除，才能真正惩恶扬善，迎来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崭新春天”。
如果说袁贵仁是职责所在必须有所表态，那么徐岚、朱继东等外人主动参与对高校老师的“整肃”行动，就十分可恶了。尤其是朱继东，赤裸裸地建议“拔钉子”、夺人教职，帮凶的嘴脸暴露无遗，令人不能原谅！
德国知名犹太裔学者汉娜 . 阿伦特曾提出一个著名的现象：平庸的恶。指的是在纳粹屠杀犹太人期间，很多屠杀者其实都是普通人，他们遵照上级指令去杀人，事后将责任推给上级。
由此引出一个至今争议不休的问题：对于这样的“平庸的恶”，该不该追究责任，以及怎样追究？
不赞成追究责任的人们认为遵令者没有责任，因其只是执行者、且若抗命自己将受到惩罚；赞成追究责任的人们则认为每个人都有独立意志，都有基本的是非观念，应当抗拒明显错误的命令（例如杀人），而不能将自己干的坏事全部推给上级或体制。
就个人而言，我是坚定的后者。西谚云：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但是洪灾之所以形成，每一滴雨确有其贡献。纳粹反犹、中国反右，固然带头发动者是希特勒和毛泽东，但是如果当时无人附和以及推波助澜，人道灾难绝不会演变得那样巨大。
如果说徐岚刚大学毕业涉世未深、有被人当枪使的嫌疑，那么朱继东就不止于“平庸的恶”了。他本是新华网的一名编辑，没人命令他去写那样恶狠狠的文章，没人说他不写就要停他的职。他若只是在自己的博客或者微博上发表这样的观点，也仅是言论自由的表现。然而他的文章发表
在“主流权威”杂志《求是》上，显然就不是个人观点那么简单了。
不像当年反右期间，不揭发他人、不出卖朋友自己就无法过关。朱继东此次完全是自愿、主动、积极地参与到新一轮整肃高校老师的运动中，并且他不是一般的参与，不像徐岚那样点点名而已，而是向有关部门“递刀”，以助“杀人”（夺人教职）。
从这个角度讲，他比之前一夜暴红的“网络作家”周小平和花千芳要坏的多。周和花不过是唱唱赞歌，虽然漏洞百出、令人肉麻起鸡皮疙瘩，但毕竟没有建议“拔钉子”、砸异议者的饭碗。
设想一下，假如时光倒流 50 年，朱继东轻则是蒯大富，若得势升官有可能是姚文元。他今天如此不顾底线地拼命表现，恐怕亦有政治上的野心在作祟。
薄熙来当红之时，朱继东为重庆唱红打黑摇旗呐喊，薄熙来倒台后，他旋即批评薄是伪君子，与之切割。从中可见朱继东的政治投机性。
当下之中国，像朱继东这样主动、积极的政治投机者，知识分子中大有人在。北大有孔庆东、复旦有苏长河、人大有杨晓青、社科院有房宁，海外则以郑永年和李世默最为著名。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反对西方价值观、肯定所谓的“中国模式”。
不过我发现，这些人中也没有像朱继东那样明确建议“拔钉子”的，没有像他这样立功心切、不择手段的。也就是说，朱是其同类中最坏的那个。因此当我发现我和他同在一个微信群中时，立即毫不留情面地公开痛斥。
最近几天朱继东在微博、微信上被骂惨了，并有网友揭露他的博士论文涉嫌抄袭。我完全支持对朱的有理有据的依法“讨伐”。这样的无耻坏蛋几十年才出一个，不可低估其恶劣影响和示范效应。只有“痛打落水狗”，加大帮凶者的帮凶成本，才会令后来者不敢学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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