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嶸雖可說只要振臂一揮，百萬人呼啦而上幾乎不在話下，但其實他並不自由。
一周前，著名學者、中國社科院農村社會發展研究所研究員于建嶸將所黨委書記潘晨光「約談」他的日誌，公布在網絡上，引發網友熱議。他毫無畏懼，敢於挺起自己脊梁對專制與強權說「不」的風骨，得到網友一片擊節讚賞。
僅僅過了幾天，江蘇行政學院法政教研部教授劉大生，也將學院黨群處處長「約談」他的紀要公布了出來。劉大生被約談的時間是他公布紀要將近一個月之前的5月27日，比于建嶸被約談的時間早半個多月。很顯然，劉大生受到了于建嶸公布約談日誌的激勵。
近幾年來，國內意識形態領域氣氛肅殺，媒體、律師、高校教師等知識界人士受到嚴厲打壓，有異見傾向的知識分子稍有風吹草動，或發表一點言論，或參加一點活動，或有所行動與動作，便遭到中共特務部門──國安、國保及上級機關的持續騷擾，已是普遍現象。中國各地稍有點思想和獨立見解的知識分子，幾乎少有不被「喝茶」和「談話」的人。儘管如此，他們仍多數以忍讓、忍受和息事寧人的姿態，盡量不聲張地對待著。畢竟，以一般民眾的眼光看來，這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情，他們寧願把憤怒、痛恨和煩躁埋在心裏，也不願意公開散播出來。另一方面，公開地談論這些，本身也是不被有關部門允許的。如果你敢這一次公開，下一次可能就會遭到變本加厲的報復。所以，大多數人選擇了沉默、低調、不說話。
就連這次公開「約談日誌」的于建嶸，實際上也有許多難言之隱。他聲名顯赫，在知識界和民眾中擁有非凡的影響力和號召力，可以說只要他振臂一揮，百萬人呼啦而上幾乎不在話下，但其實他並不自由。在他所供職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乃至他所居住的北京宋莊，他的工作生活都處處受到限制。比如，今年的六月四日，他被告知不能呆在北京，必須到外地，等過了這一天才能回來。原因是美國大使館當晚舉辦的一個招待會，把他列入了邀請人員名單。儘管他並不準備去參加這個招待會，可是仍然不行。他不想外出旅行辛苦，便關掉手機，不見客也不參加任何活動，躲在書房裏，還是被國保發現了，硬是強逼著把他送上了飛機，等到六四過了才讓他回京。
在此之前，于建嶸還捐資設立了一個「東書房大食堂」，用自己辛苦掙來的講課費，每天免費招待周圍沒錢吃飯的訪民、畫家和無業人員吃面條、饅頭和鹹菜，結果，食堂開放沒幾天，就被警方給關閉了。
這次，他捐資設立北京東書房公益服務中心，這個中心經過了北京市民政局官方正式批准，是一個專門為全國16歲以下貧困兒童募集資金的民辦非企業組織。可是，中心剛一成立，他仍要被所裏的書記約談，稱他「沒有報批」。他終於忍不住發火了：「我告訴你，受夠了。從今以後，收起你那一套。」
江蘇行政學院的劉大生教授被約談，則僅僅只是因為他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書《論街頭政治》。「在香港出書違法嗎？鄧力群同志、李鵬同志在香港出書，那是請示過中央政治局的。我劉大生級別太低，沒有必要請示中央政治局吧？」其實，如果劉大生在香港出版的是一本談吃喝、談養生，哪怕是談文學和藝術的書，都不會被約談，被約談只是因為他的書涉及政治。
不僅出書要被約談，寫文章也要被約談。以在東網寫專欄的作者為例，據我所知，體制內作者中，多數都曾被有關部門多次約談過。這就是當下中國的政治現實。
不僅如此，高校學術講座和討論也非常不自由。著名法學家賀衞方教授近幾天發表微博說，「如今高校講座幾乎都須宣傳部批准，嚴肅的學術討論空間日窄，歌功頌德大行其道，娛樂明星毫無障礙。打壓學術自由、封殺獨立見解，如何能建設一流大學？連帶著，出版界也風聲鶴唳，稍有個性的選題動輒遭禁。回想兩千年前後，反而有相對寬鬆的學術環境。才幾年！究竟哪裏出了問題？」
好在有了于建嶸、劉大生們站出來，開始勇敢地面對這些嚴酷的「潛規則」。于建嶸說：「中國的知識人，都應該勇敢地站起來，將那些騷擾和羞辱性的約談曝光，讓那些自以為是的約談者無地自容。」
回避衝撞，只能隱晦地表達不滿，「表面上服從權威，內心裏隨時準備著推翻權威」，這是中國知識人「古老的民族性格」，很多中國知識界的精英認為，不能再讓這種情況延續下去了，「必須憤怒地咆哮出來」。只有于建嶸式的憤怒的咆哮聲多起來，中共的為所欲為才會在咆哮聲中瑟瑟發抖。否則，所有中國人便只能在中共的咆哮聲中變成一個個徹底的奴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