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23日，香港，市民手持浦志强头像示威牌，要求中国当局释放数十名维权律师。
7.10律师劫仍在进行当中，经过几轮央视法庭审判之後，外界对於大多数当事人的现状依旧不得而知，至今，仍未有任何被拘人员获得律师的会见，家属也未能收到正式的法律文书（编者注：截止8月17日律师被拘留已经满37日，达到最长法定拘留期限，仍未立案）。
这些不同寻常的做法，发生在新的《国家安全法》生效之後，令人不得不产生联想，或许，一个全新的国安时代，即将取代维稳时代而降临？
当局对於维权律师的警惕防范由来已久，2000年以後，随着大陆有限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当局加强了与之配套的法制建设的进程，同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诸多利益和权利的纷争，各种维权案件大为增加。受此鼓励，通过维权推动法治，进而通过法治带动政治转型的思路应运而生，维权运动的概念被提出，在当时的积极分子看来，通过「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程序化」的方式，能够推动大陆政治转型。在这一思路中，除一般性的维护利益和权利案件之外，更期望通过公民和政治权利案件的切入，以推动政治转型过程。
只有通过维权律师这一节点，单个的维权事件才能获得更为广泛的法律和政治意义，进入到维权运动的序列中来。
在维权运动中，维权律师居於相当核心的位置。维权律师既是维权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同时又是维权事件的传播者和意义阐释者，在具体案件和社会环境中起到桥梁枢纽的作用。只有通过维权律师这一节点，单个的维权事件才能获得更为广泛的法律和政治意义，进入到维权运动的序列中来。在所谓「新黑五类」（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路领袖、弱势群体）当中，也只有维权律师的行动参与横跨了包含访民、地下宗教、异议人士、网路领袖在内的所有群体。维权律师的这一首要和核心地位，自然不会被当局所忽略。
在维稳时代，针对维权律师的打压，大多是采取个别打击的方式，以遏制维权运动的扩张。像7.10律师劫这样的大规模行动，尚属首次。
事实上，随着维权运动的兴起，当局针对维权运动的打压也如影随形。2005年，维权运动渐入高潮，《亚洲周刊》将该年的「亚洲风云人物」授予了14位大陆维权人士，而这些人士，无一不在随後遭到了各种打压，在7.10律师劫中被拘捕的李和平律师，以及去年被逮捕的浦志强律师，则是这14位当中最为新近的受难者。不过，在维稳时代，针对维权律师的打压，大多是采取个别打击的方式，以遏制维权运动的扩张。像7.10律师劫这样的大规模行动，尚属首次，在笔者看来，这种变化，首先是因为维权运动的最新发展，同时也折射出新的社会条件下，执政者压制社会的新思路，透过7.10律师劫，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窥见未来国安时代的面相。
正如前面所提及的，在一开始，维权运动由少数积极分子所倡导，且带有推动政治转型的目标，一方面，这在维权运动内部引发了是否政治化的争论，而在另一方面，这也使得维权运动本身超前於当时的社会条件，主要依靠少数积极分子的推动，而缺乏更为广泛和积极的参与，在相当长一段事件内，维权运动主要通过一系列的典型案件来获得传播效果，在社会动员上并无太大进展。在此情况下，执政当局只需要针对具体的倡导者，予以定点清除，即可达到遏制的目的。如2006年前後对高智晟、郭飞雄、胡佳等人士的抓判，即在事实上终止了政治化维权的发展势头。
一种以律师在程序上和法庭上进行死磕，由公民＋访民在现场围观参与，并通过事前网络动员和资源募集，事後传播的维权模式，逐渐在社交媒体时代得以浮现，并获得了越来越大的规模。
近年来，这一状况出现了相当的变化。维权运动概念的普及，各种维权案件的增多，加上社交媒体时代的降临，使得维权运动开始获得了更多的参与者：
首先，许多访民认识到，仅仅局限於自身的诉求，并无可能在现行体制下获得回应，从而，介入更多的公共话题，不仅从策略上更有利於自身诉求的解决，从道义上，也具有更高的价值。
其次，在社交媒体时代，草根民主人士获得了更多的表达机会，也产生了更多的相互联系，如微博上的转世党和所谓的南方街头运动，其产生的土壤都离不开新浪微博这样的平台，也更多地依靠微信乃至电报这样的社交工具，在此基础上，草根民主人士也产生了越来越强的参与冲动，当独立参选这样的体制内路径被堵死之後，草根民主人士的参与冲动逐渐转移到了街头这样的场景之中，如本次7.10律师劫中被拘捕的释性慧法师（望云和尚），就曾於2011年尝试过独立参选，而於近年来积极参与到各种街头政治活动当中。
最後，较为明确的政治化维权行动如维权绝食接力，早在奥运前即遭到了打击，但是，介入个案的维权模式并未因此而终结，在社交媒体时代，各种个案维权活动反而获得了更多的生命力。通过社交媒体的传播，不仅有可能影响个案结果，也有助於提升相关律师的名望，此外，历经多年维权运动，从中也涌现出诸如吴淦这样具有相当影响力和动员能力的草根维权领袖，尤为重要的是，社交媒体时代也放大了维权运动所可能获得的道义和资源支持，不仅能够形成较为强劲的舆论，也能为各种实体抗争或现场围观提供财务上的支持。
由此，通过社交平台带来的相互认知和联系，更通过一系列个案维权的共同参与，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一种以律师在程序上和法庭上进行死磕，由公民＋访民在现场围观参与，并通过事前网络动员和资源募集，事後传播的维权模式，逐渐在社交媒体时代得以浮现，并获得了越来越大的规模。应该说，这一模式并未经过什麽人的精心设计，而是从实践中自然产生，其大致样式，早在2010年的福建4.16三网友案件围观中就有体现，吴淦和王荔蕻正是其中的关键人物。
在近期央视法庭的片面宣传中，上述模式被扭曲为律师出於私慾的刑事犯罪活动，一方面是为了丑化涉案当事人，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当局试图回避和掩盖这一模式的政治意义，而这当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在这一模式中，草根访民、公民和律师，更像是处於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当中，而并不存在一种以律师为核心的，自上而下的动员和行为模式。
尽管目前尚难以完全预测其未来走向，就已经显露的事实来看，以国安专案的方式，全面压制成规模的社会动员，甚至将所有积极分子加以全面识别和清除，已经不再是什麽不可想像的事情。
进入2014年，上述模式在参与规模上有了重大的突破，首先是草根民主人士薛明凯父亲於山东曲阜的非正常死亡事件，接着是黑龙江建三江拘押律师事件，以及後来的郑州第三看守所要求律师会见的围观。在这些活动中，参与人数数以百计，持续时间长达数周，堪称近年来民间抗争的新高度。
很自然的，这样的抗争参与引起了当局的警觉，并随即遭遇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压，根据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如欧彪锋等人的观察，当局的打压也呈现由弱到强的趋势，曲阜事件中主要采取驱赶的方式，到建三江，则对诸多参与者执行了行政拘留的处分，到了郑州三看，则有近十人被刑事拘留（後取保候审）。
也因此，了解到这一民间抗争趋势後，对於当局的进一步打压，已不难有着清晰的预判。今年五月，庆安发生徐纯合被枪击至死事件，上述围观模式再次重演，这也预示着，当局的打压行动已是山雨欲来，吴淦被刑拘後，央视为此展开的高调宣传则显示，针对律师（死磕）、公民＋访民（围观）和草根领袖（网络动员、资源募集）的整体打压，已如箭在弦上，并最终於7.10 以律师劫的形式出现。
在新的《国家安全法》出台的背景下，针对维权运动的打压已然告别了维稳时代的定点清除模式，而代之以国安时代的大面积清场模式。从律师到草根领袖，再到具体的参与者，无一不处在其打击范围之中。尽管目前尚难以完全预测其未来走向，就已经显露的事实来看，以国安专案的方式，全面压制成规模的社会动员，甚至将所有积极分子加以全面识别和清除，已经不再是什麽不可想像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国安时代更像是冰河时代，winter is com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