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文系两年前旧文，一篇书评，不过，以书评代时评，也算个人的一大发明)

当碌碌无为的一代技术官僚退出，闪耀着光环的政客们登上政治舞台，一年之后，做出了一些象征性让步，其余的都被锁死，我们知道，对这样的体制做任何有关民主转型、或者政党宪政的分析都无异与虎谋皮，还是谈谈首脑们的政治心理或者政治性格吧。

就像中国政治学界现在的主流研究之一是做治理或者协商，他们总觉得无论民主或非民主、转型前或后，总是需要治理的、总是要协商的；当威权体制开始固化，总统制俨然成形，那么，从西方对政客特别是总统的政治心理学研究来观察中国政治，便再顺理成章不过了，也是剩下几乎唯一有趣的问题。

以富兰克林·罗斯福为例，这位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总统，他能够充分利用广播和收音机的传播效果，以娓娓道来的“炉边谈话”，给处在大萧条的美国社会注入了温馨的暖意；也能发挥他的高超平衡技巧，没有规划、近乎随意却行云流水地领导了“百日新政”的立法工作。但是，由于成长期深受母亲严格管理的影响，形成了感性思维强而抽象思维弱的性格，也就是情商较高，常常凭着直觉而不是分析决定问题，缺乏政治原则的把握，缺乏政治远见，常常在大杂烩一般的政策箩筐里充斥原则性相互矛盾问题而毫无识别能力，尽管这样做也被誉为善于平衡，尽管他在关键时期决定了新政和开战这两件历史性的决定。

类似的美国总统不乏其人，比尔·克林顿算一个，巴拉克·奥巴马也算，他们都在单亲家庭长大，受母亲或者女性的性格影响远远大于父亲，以至于到克林顿的性丑闻事件，这种性格养成所特有的“选择性撒谎”或者“选择性坦白”表现得尤为突出。显然，这种基于母系影响的政治心理分析能够解释克林顿在任期间本应取得更高成就却没有，也能解释奥巴马如何因为从小不属于白人和黑人两个群体产生的认同障碍演变为他毕生鲜明的政治平衡风格。奥巴马1995年出版了《父亲的梦想》一书，把自己的社会工作和政治理想巧妙地从缺失父爱投射到种族政治，赢得了美国公众的注意。他在法学院求学期间，就微妙地与两个对立学术派别保持距离，才获得了《哈佛法律评论》第一位黑人主编的位置，即使在他执教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期间，他也一开始就与追求终身教职的学术生涯有意保持着距离，继续他的社运工作。成为美国总统后，这种包容多元的风格更为明显，他在外交领域更善于运用灵活、平衡的“巧实力”，而非金刀快马硬上弓。

有趣的是，中国的新领袖似乎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与奥巴马一样都从基层做起，有着强烈的改革情怀，同时具备高超的政治平衡技巧。最为关键的，他在成长期同样忍受着父爱的缺失，毕生都在严厉母亲的阴影下，而毛主席几乎成为一代红卫兵心目中的父亲。所以，我们可以推定在他内心浓厚的毛主义情结，对他身为“红二代”而产生的强烈使命感，都在驱动当下的“红卫兵”内阁以如何巩固和加强共产主义政权为首要任务，有着相对保守技术官僚而言更为强烈的改革欲望。同时，母系因素以及作为“工农兵学员”对抽象思维训练的缺陷，可能导致他的认知与情感障碍，从不理解甚至害怕“大词”和“公众”发展到执政路线的大幅变化：一方面难以察觉一揽子政策，比如六十条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化，作为一种经济让步与政治压缩即经右政左之间的潜在紧张；另一方面，更习惯于小圈子政治，害怕来自公众甚至对立面的潜在挑战与威胁，其结果之一便是因为乐于红二代内部的交往，而不是僵硬的制度化的集体领导体制，竟然可能因此革命性地建立了某种意义的“安全小内阁”。

当然，政治心理不只是关于政客的政治性格，还包括如何对待或者引导公众的问题，这也是民主政治围绕党派竞选的关键，即领袖和党派如何影响、操纵公众的心理。按照美国政治心理学家韦斯特的解释，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俨然分别是一个长期打情感牌、联结大资本和民粹公众，另一个则是重视理性、数据和事实的中产阶级政党。里根和小布什是共和党中善于与公众交流、竞选中成功进行情感诉求的行家，而民主党的戈尔则属天然呆，只会谈数据和路线。

毕竟，有关研究一再证实，在面对意识形态、价值观、候选人形象等选项，大多数选民往往最后才考虑跟自身利益相关的问题，而情感作为一种价值判断的快捷机制，在政治中发挥着可能是最为重要的作用。对民主的选举政治如此，对我研究的社会运动也如此，对一个被动转型的非民主体制来说，情感可能同样是公众最容易被操纵和说服的机制。那么，以家国、孝悌、祥和、满足为主题的中国梦，比如，便不失为一种消解他们拥有的愤怒作为唯一的反抗手段的终极方案。反正，即使知识分子或者意识形态部门提出什么新旧理论或者概念，大概都很难被新领导人所理解，远不如“梦”这样的通俗易懂，容易联结起人民和领袖，无论是新一代不知道“爸爸去哪儿”、在过度情感浇灌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还是“红太阳”照耀下的上一代红卫兵们。他们之间似乎更乐于使用鞑靼人的“大大”相互称呼。

简言之，政治心理学是一个更为科学、普遍的研究方法，既是有关领袖性格和执政路线的，也是有关大众心理和政治传播的。在其他分析工具阙如、政治竞争实践滞后的情况下，传统的揣摩上意和小道消息的政治算命方式或许可以休矣，标志着一个政治心理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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