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峰应该庆幸没在7月15日发布重要活动，这天“大师”王林被捕后，他的新闻连续几天占据各大网站头条。不但明星拜王林为师，高官们也纷纷拜倒在其膝下——不久前落马的原广东省政协主席朱明国，就曾当众向其跪拜，并赠送手枪。
朱明国与王林合影
官员不比娱乐明星，意识形态不容其公开迷信行为，但你稍加留意即可发现，中国各地党政机关楼前，风水球、转运石几乎是标配，把政府大楼盖成“乌纱帽”或“八抬大轿”更是屡见不鲜。
明星的迷信举动在媒体面前几乎是透明的，但无人敢对在位官员造次，不过，官员落马后，官方公开报道显示，无论受过什么教育、位居何职，几乎都有烧香拜佛、看风水或请大师的爱好，官场迷信之风显然比演艺界更浓厚。
媒体公开报道的落马高官迷信现象
官员迷信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特殊现象。一般来说，迷信与个人运途的不确定性正相关（详见大象公会往期文章《香港人为什么最迷信》），所以演艺界、体育界是最迷信的人群，大众印象中，公务员收入稳定、生活保障度高，本应最不易迷信。而中共对“封建迷信”的一贯反对，更让官员没有理由求仙问道。
不过，今天的中国公务员/官员恰恰应该是最迷信的人群，因为没有任何职业的内部差距分化可以与之相比，没有任何职业会像他们的命运一样变幻莫测。他们当中只有一个特定的少数人群才是远离迷信的，这会放在最后讲。
干部：既非公务员、又非官员
严格说来，称呼他们为公务员是不准确的，公务员只适用于真正实行现代文官制的社会。
现代文官制度源于19世纪的英国，官员分政务官和事务官，前者经选举或政治任命产生，政党下台即卸任，从首相、内阁大臣、地方行政长官皆在此序列；后者才是通常所说的公务员，通过政府考试招聘，保持政治中立，长期任职，不受政党更替影响。
政务官和事务官之间畛域分明，事务官除非离职加入政党从头发展，否则一辈子都不可能当上政务官，其性质近似企业雇员。
而中国不但不存在政务官和事物官之别，即一个人可以任意在党、政之间调换任职，而且还可以从党、政机关部门调动到国企，或者从国企调动到党、政机关。说他们是官员也不准确。
中国古代官僚制中，官、吏划分明确，二者通常不可逾越。英国文官制度即借鉴古代中国经验而来，该系统中政务官和事务官序列的基层办事员，不能被称为官员。中国则完全不同，领导、非领导，只是任职期间的不同阶段；另外，一个非领导的办事员，可以是股级、副科级、科级甚至是处级，级别高低完全取决于他的供职机构，而非实职。
1993年颁布《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之前，中国人对公务员/官员的称呼是“国家干部”，从上到下分为11个级别，不仅包括政府部门，还将中国共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司法系统和民主党派中的工作人员都囊括在内，当然，还包括国有企业。
中国公务员职务层次与代表职位
中国虽然借用了西方“公务员”这个名称，但整个系统仍是苏联干部制的延续，与中国历史传统和现代西方制度并无关系，被纳入这系统中的人，“干部”才是最准确的称呼。
相比西方国家，干部制在不拘一格用人上，有无与伦比的制度优越性。理论上，进入这个体系的每个人都有近乎无限的上升空间。当然，起点相同，结果可能完全不同——有人以副科级干部终老，有的能一路升至省部级甚至国家级领导人。
干部制的待遇差距也非常大。1949年之前，实行的是平均主义的供给制，至多分大灶、小灶；但1950年到1956年，中共照搬苏联模式，先后4次出台工资标准，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的差距始终在30倍左右，而同期英、法、德等国公务员最高最低工资差均在8-10倍，美国、日本也只有20倍。
工资差距只是表面，不同级别干部工资之外的待遇标准更加细致复杂——秘书、厨师、勤务、警卫、车辆、医疗、住房面积均与干部级别直接挂钩。
2014年，国家发改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明确了各级工作人员办公室的使用面积
但这个差距尚不足以让官员迷信，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前。
因为很大程度上，改革开放前的干部上升通道是被冻结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新政权成员平均年龄很低，即使是毛泽东当时也只有56岁，省部乃至一下级别就更为年轻，而且当时并无任期制概念。1967年还传出毛主席能活150岁，林副主席能活120岁的说法，指望人的自然新陈代谢为下级腾出空间，几近绝望。
文革期间的医学研究“成果”
唯一能获得意外发展的，只有两种情形，一是上级突然被打倒，另一种，就是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能被更高层级的领导欣赏、注意。这两种“正常”的向上通道，都与是否善于体察高层意图有关，它远不像后来那样复杂多变难于预测。
1978年后，邓小平提出干部“年轻化”方针，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干部按年龄“一刀切”的组织原则。权力台阶的上升通道终于常态化，但金字塔每爬一级都难上加难。中国公务员从科员到县处级干部的升迁比例仅为4.4%，从县处级升为厅局级的比例更低至1%。
理论上人人可都有上升到最高层级的可能，但实际上不容有任何闪失。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党政领导职务每个任期为5年”，除特殊情形“应当任满一个任期”，一些地方组织部门的规定中，副处级干部48岁原则上就不再提拔。
这种“一刀切”的年龄限制，必然会“一步快、步步快”，“一步慢、步步慢”，它更强化了前途的不确定性——年龄相差一岁，命运迥然相异。这与刘晓庆阿姨可以继续扮丫鬟，吴秀波大叔可以大器晚成的演艺界截然不同。
隐性收益最大的职业
改革开放前，官员的经济犯罪只有贪污挪用一途，它几乎无法逃脱被查的命运，官员手中权力非法变现的途径极少。改革开放后，中国有限的市场化加弹性极大的行政审批制，让官员手中的权突然有了巨大的兑换机会。
受贿成为官员非法牟利的新常态，较之贪污挪用，受贿极难通过查账发现。为应对不断加大的监管反腐，贿赂手段花样翻新，而且经济愈繁荣，寻租方式愈隐蔽。
今天，即便是最底层的官员，权力租值也足够惊人——2014年查处的北戴河供水总公司总经理马超群，家中搜出现金上亿元，黄金37公斤，房产手续68套，其级别仅为正科级。
马超群家中搜出的现金1.2亿元、黄金37公斤。图片来自腾讯新闻《今日话题》——“亿元贪官”：“水老虎”太好当
到了处级，一个县委书记受贿上亿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这导致官员每升一级，都会命运迥异，书记和副书记、局长和副局长，官差一级，权力的含金量往往是几何级的差别。
虽然行政同级，单位也有好坏之分，职务有虚实之别，比如同为正科级的县财政局和地方史志办公室，主管官员的权力租值不言自明。而中国特有的干部调配制度，可在保持级别不变的前提下，在不同党政机关甚至垄断国企之间平调，从油水部门调至清水衙门，从一线的县委、政府调至二线的人大、政协，公务员工资、奖金、福利及隐性收入差别很大。
即使是奉公守法，工资之外的合法收入也会因岗位、权力不同而有巨大差别，譬如为促进地方招商引资的配套奖励措施，可让握有实权的地市级官员每年拿到过百万元的奖金。它直接放大了实权部门与清水衙门的合法待遇差别。
在西方国家，政府的有限权力抑制了公务员的寻租空间，譬如在日本，年功序列制使其工资待遇依照工龄稳定上升，你甚至可以按年龄推算一名公务员的收入水平，同行、同级之间的差距远远小于中国。
或许全世界没有一种职业会像中国官员一样，一步之差，命运迥异。即使演艺界的当红与默默无闻，两者的差距也远无法同官员相比。
而且，即使是最顶级的明星，财产能达到马经理这个水平的也是极少数。更何况，明星就算是有了全国知名度，若被省部级官员看上包养，甚至都可算是一桩幸事。
不过，权力虽然为中国干部带来极大的隐性收益，但它本身的不合法性，天然就伴随着难以预测的巨大风险。
脆弱的权力租值
除了政治风向不可预测，官员落马往往是因为偶然事件。2005年6月，安徽池州市发生群体性暴力事件，时任市委书记何闽旭因与情妇约会未能及时到场处理，结果被省纪委调查出一系列经济问题，最终判处死缓。
偶然因素甚至可能只是一句话——2008年12月，南京市江宁区原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因对媒体表示“将查处低于成本价卖房的开发商”，招惹众怒被网友人肉搜索，曝出其抽天价香烟、戴名表、开名车等问题，被舆论视为腐败官员的周局长最终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
即使闭紧嘴巴，一个表情也足以带来灭顶之灾。2012年8月，陕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杨达才因为在交通事故现场的照片上露出笑容，结果被网友扒出拥有多块名表，经调查、双规后判处有期徒刑14年。
微笑局长杨达才的部分名表
相比肃贪风暴中落马，可怕的网络人肉搜索，极大地增加了官员运途的不安定，当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网上刚出现“鉴表热”，一些官员带表时就干脆把手表转向朝内，新闻图片上只能看到表链。
就算官员自己言行谨慎，妻子儿女也不太好管。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局长冯伟林因妻子涉嫌证券内幕交易而被调查，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李亚力则因儿子醉驾殴打交警被停职，后被查出涉嫌受贿遭逮捕。
最著名的或许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今天在大众看来，权倾一时的令氏家族突然土崩瓦解，无数亲属部众纷纷束手，导火索却只是源于令计划的儿子意外车祸身亡。
前述案例或多或少还可认为是官员自己松懈，而某些莫名其妙的突发事件，落马官员就不能不相信一切都是命运安排。安徽银监局副局长胡沅就是典型，胡沅于2015年被检察院以受贿罪起诉，起因竟是小偷举报在其家中盗取了巨额财物。
全能政府的尴尬
权力寻租带来的风险还属于自作自受，但中国官员的风险不仅来自自身，工作上的不确定性也很突出——追究领导责任的安全责任制，让官员往往要为社会各行各业的风险买单。
2013年6月的吉林宝源火灾，共造成121人死亡，70多人受伤，之后不久，德惠市市委书记、市长均被撤职。虽然一年后二人以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和公交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复职，但政治前途明显已大不如前。
2014年8月江苏昆山爆发的铝粉尘爆炸事故，同样导致该市市委书记和市长分别被免职和撤职。
撤职并非没有依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规定，发生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要根据情节轻重，追究地市级分管领导或主要领导的责任；后果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的，要按规定追究省部级相关领导的责任。
更让官员头疼的是大大小小的群体性事件，维稳工作能不能做好，是考察政绩的重要指标，但群体性事件同样不可控，著名的瓮安“6.28”事件，起因只是溺水淹亡的女中学生李树芬被误传为奸杀，结果引起规模达上万人的警民纠纷，县委大楼被全部烧毁，对该事件的处理则是县委书记、县长双双免职。
瓮安县委政府大楼前被纵火烧毁的车辆
官员落得如此下场，是因为中国各级政府承担的全能角色——政府的责任与权力虽不对等，但至少要维持住安定局面。一市一县发生的所有安全问题，理论上党政首长都应负责。
但意外事故很多时候都只是概率问题，官员责任感再强也难保不出事，这导致其政治前途往往因为小概率事件一票否决，自身命运无法掌控。
互联网的出现放大了这一不确定性，前网络时代的安全事故和群体性事件再严重，也可以内部处理、消化，但事件一旦上网，就很难有效掌控，一旦被充分发酵，最终必须有人出来承担罪责。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官员需要像中国同行这样日日殚精竭虑，生活在这种巨大隐忧和不确定环境中的官员，无论是求前程还是仅仅为获得心理抚慰，都需要各种迷信和大师，没有王林，需求也会催生出王林这样的大师。
中国庞大的干部群体中，唯一可能远离迷信和各种大师的，是红二代，但遗憾的是，最近爆出李小琳也加入到拜访仁波切的队列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