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朵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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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6年4月16日，中央批评了由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撤销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建立了新的“文革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任顾问。由此，“文革”的脚步开始变得越来越急促。
此时，“人民艺术家”赵树理像他一生中的大多数时间一样，正在山西乡间参观访问。这年4月，已返回家乡山西工作的赵树理先是亲赴河南兰考，为剧本《焦裕禄》搜集素材。随后，他又接受晋东南专区上党梆子剧院的约请，来到长治参与修改汇演剧目《两教师》。他同陈奇、潘公展、张仁义、李振杰等五人组成创作组，下陵川，赴晋城，到几所农业中学采访。行走在晋东南青山绿水间的赵树理，显得如鱼得水，在这片养育过他的土地上，他的呼吸少有地舒畅。
5月底，赵树理在晋城农村听到了《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广播。他预感到，这是个不祥的信号。第二天即接到通知：解散创作组。创作组人员陆续离去，赵随后返回晋城。
7月1日，《红旗》杂志公开刊文批判文艺界领导周扬，诬其为“文艺黑线”的“祖师爷”“大红伞”“总头目”。周扬曾对赵树理赞誉有加。上世纪40年代，周就曾在《解放日报》发表题为《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这也是最早、最系统地对赵树理的小说给予高度评价的文章。文中，赵树理被誉为“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李有才板话》是“非常真实地，非常生动地描写农民斗争的作品，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杰作”；赵树理的小说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周扬的倒下，预示着在这把“大红伞”庇护下的赵树理在劫难逃。
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决定》号召全国人民“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揭批赵树理的火力也越来越猛。当天，山西省委宣传部便召开了揭批赵理的座谈会，8月9日，《山西日报》用通栏大标题《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文学“权威”，打倒周扬黑帮树立的“标兵”赵树理》报道了这次揭批会。随后，该报又连篇累牍批判了赵树理。8月中旬，赵树理被押送到长治，幽禁在地委招待所隔离审查。
对于风暴潮的来临，赵树理是有预感的，他起初甚至怀着善良的愿望，准备接受“人民”的批判。他曾在一张万余言揭批他“问题”的大字报上赋诗曰：“尘埃由来久，未能及早除。欢迎诸同志，策我去陈污。”其中有一个农民作家幽默天性的自然流露，也有对运动的良好愿望。然而，形势的发展远不像他想象得这么轻松。有一次，他看到一张《请看赵树理的野心》的大字报，揭批他对无产阶级专政极端不满，有改朝换代、再造江山之“野心”，结尾还引用他的一首诗作为“罪证”：“任它冰封与雪飘，江山再造看今朝，钻林不作银蛇舞，也与天公试比高。”这首诗是他在1964年3月参观大庆油田后所写，目的是赞颂石油工人，没想到如今竟被人牵强附会至此，还上纲上线，欲置人于死地。他的心情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
不合时宜的“农民代言人”
已近花甲之年的赵树理，是1965年2月离开北京，全家迁回太原的。赵离开“风暴眼”回到了故乡，担任晋城县委副书记，分管文化局工作。从1949年进城，到1965年的离开，这17年中，他是在不断地“离京”和“返京”中度过的，同时也是在不断地“离乡”与“返乡”。17年中，他无数次返回故乡，徜徉于故乡的风俗人情里。这17年，是中国文艺创作相对繁荣和平稳的时期，但对赵树理来说，却是繁华中充满落寞，平和中潜藏杀机。
赵树理是以一个“旗手”的身份进城的。当时，他已写出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多部成功之作。《小二黑结婚》发表后，赵树理即赢得大名，美国记者贝尔登在其著作《中国震撼世界》中不无夸张地说，赵“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其实他是闻名于全中国的”。继1946年周扬发文赞誉赵树理之后，1947年8月，在晋察鲁豫边区文艺座谈会上，与会者甚至“同意提出赵树理方向”，将之“作为我们的旗帜”，陈荒煤还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向赵树理方向迈进》。在此前后，周扬、茅盾、郭沫若、邵荃麟、林默涵、力群、冯牧等纷纷著文，意欲将赵树理“旗帜化”“经典化”。到了1956年的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周扬在报告中将赵树理与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一并称为“语言艺术大师”。与此同时，赵树理的作品被重印、翻译，流布愈来愈广。1952年，苏联读者将赵誉为“中国最有天才的作家之一”，1956年，赵树理的作品在苏联用六种文字出版了14次，印行高达97.4万册。
赵树理在国内外虽然声誉日隆，但作为进城的一员，他却并没有在北京的官场上分得多少杯羹。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方向性”人物赵树理仅仅忝列众多理事之一。北京市文联成立后，他成为副主席之一（主席为老舍），但这个职务对他来说似乎也是可有可无的。1949年10月15日，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成立，赵树理被推选为主席。他似乎更看重这个“大众文艺研究会”的角色，而且在《说说唱唱》这本难登“大雅之堂”、很被“正宗”文艺家看不起的主编位置上干得热火朝天。他曾在成立大会上说：“我们想组织起这样一个会来发动大家创作，利用或改造旧形式，来表达一些新内容也好，完全创作大众需要的新作品也好，把这些作品打入天桥去，就可以深入到群众中去。”“打入天桥去”，这句曾响彻太行山区的通俗化、民众化的口号，此时在北京城却显得那么土气、促狭。严文井在《赵树理在北京胡同里》一文中写道：“50年代初的老赵，在北京以至全国，早已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了，想不到他在‘大酱缸’里却算不上个老几。他在‘作协’没有官职，级别不高；他又不会利用他的艺术成就为自己制造声势，更不会昂着脑袋对人摆架子。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土特产’。不讲究包装的‘土特产’可以令人受用，却不受人尊重。这是当年‘大酱缸’里的一贯‘行情’。‘官儿们’一般都是三十年代在上海或北京熏陶过的可以称之为‘洋’的有来历的人物，土头土脑的老赵只不过是一个‘乡巴佬’，从没有见过大世面；任他作品在读者中如何吃香，本人在‘大酱缸’还只能算一个‘二等公民’，没有什么发言权。他绝对当不上‘作家官儿’对人发号施令。”
赵树理之所以有如此境遇，或作出那样的选择，与其自身的经历、性情气质不无关系。赵出身山西乡下，自幼生活窘迫，教育经历贫乏，17岁才高小毕业。赵树理虽工作经历复杂，但很少离开山西的乡土，进京前他到过最繁华的地方，是仅去过一次的太原。这表现在赵树理的日常生活中，就是对乡土气息的亲近感，说白了就是“土气”。在北京市文联，老舍和赵树理一个是主席，一个是副主席，两人的形象却截然相反。赵穿一身解放区带来的中山装，头上顶着个帽子；老舍是地道的英国绅士装束——西装，手杖；两人性情也迥异，吃饭时老舍往往比较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赵则是随便走到街上，兜里装着二两白酒，找个小吃摊解决一顿伙食；老舍说一口京片子，讲话总爱“您”“您”的，赵树理则是满口山西腔，别人不细听还听不懂。但二人在文学上却都追求平民化，赵是农村的平民化，老舍是城市的平民化。赵树理与乡民、与底层民众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早在1947年，赵树理就曾对贝尔登说：“我想，我应该向农民灌输新知识，同时又使他们有所娱乐，于是我就开始用农民的语言写作。我用词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我写一行字，就念给父母听，他们是农民，没有读过什么书。他们要是听不懂，我就修改……这样，从前只有少数知识分子看我的作品，现在连穷人都普遍能看到了。”
赵树理进京后，一有机会就跑回山西乡下，他到那里并非走马观花，也不是简单的“体验生活”，而是身体力行，同吃同住同劳动，深扎进农村。这种介入并非肤浅的“乡情”，更不是简单的对农民的“同情”，而是对自身身份的“恪守”——他要为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代言。为此他不惧于在高层领导面前公开自己的观点，不惜与当地其他领导干部发生激烈冲突。就是本着这种执着，他甚至“与一般文艺界的朋友、与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界人士往来不多，关系不很融洽”（陈荒煤语）。
他一不求官（事实上他也没得到过什么实质性的职位），二不求名（名声于他已经足够大，但他并不看重），他曾说：“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他还说：“为农村读者打算，应该使他们花的钱少（书的成本低），花的时间少，而得到的效果大，所以我常把篇幅压缩到最少限度。”他有意与文坛保持一种距离。
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处在北京那样一个云集各路雅士豪杰的文化场域中，的确显得有些碍眼，难免引来各方人士的侧目。丁玲就曾在1948年的日记中写道：“一清早同着家里人去见赵树理，我们谈了一阵，内容凌乱得很。这个人刚看见时也许以为他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但他是一个爱说话的，爱说他的小说，爱发表自己的意见，爱说自己主张，同所有作家一样。但他这个人是一个容易偏狭的人，当他看见我打开我的点心包吃了半片饼干之后又看有面包，他惊奇地叫了一声：‘面包？’伯夏就赶忙分了一点给他，他却推开说：‘我没有吃面包的习惯！’我几乎笑了。”
丁玲看不上赵树理，赵对丁玲这样的“自然领导者”其实也不感冒。赵多年的朋友和同事王春曾说，“东总布胡同那一伙人只是些说空话的”，赵亦有同感。[进京后，丁玲等人担任“文协”（后来改称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工作，办公地址在东总布胡同。《工人日报》和工人出版社的办公地址在西总布胡同，赵树理为工人出版社社长，王春担任副社长兼总编辑，此处亦是大众文艺研究会总部。]东、西“总布胡同”的摩擦由来已久。先是在申报斯大林文学奖名单时，双方意见相左，王春等提议报赵树理，最后申报的却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另外两部作品。后来在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成立一周年纪念会上，丁玲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会上讲道：我们不能再给人民吃窝窝头了，要给他们面包吃。暗指西总布胡同是生产窝窝头的工厂。双方的对立情绪越来越剧烈，竟至组织人马互相批评。最后还是周扬出来，召集了东、西“总布胡同”会议。周扬在会上说：“今天参加会议的，都是共产党员吧。不能再这样搞门户之见了，以后你们东总布胡同不要批判赵树理，西总布胡同不要批判丁玲，谁要批评这两位同志，都得经我批准。”这些说不清、道不白的“门户之争”“身份之争”，使赵树理越来越觉得困惑和不适应，他也第一次有了一种被人排挤、被边缘化的凄凉之感。这种际遇，也使他加速了自我角色重塑和身份确认，自我疏离更加自觉，使他与生俱来的农民气质和品格更加固执和天真。他愈来愈意识到，他要以一生的代价为农民的命运鼓与呼。此时的赵树理，正如严文井所说，“他坚持自己的艺术主张有些像狂热的宗教徒。”
坚信“还会有提笔的机会”
在“文革”批斗的初期，相对是比较温和的。1966年冬，被拘押在长治期间，赵树理被迫写了三次检查，第三次题为《回忆历史，认识自己》的检查最为详实，约23000字。赵树理一方面严于解剖自己，另一方面也对种种不实之词和罪名给予了反驳。他在结尾说：“我以为这过程可能与打扑克有点相像。在起牌的时候，搭子上插错了牌也是常有的事，但是打过几圈来就都倒正了。我愿意等到最后洗牌的时候，再被检点。”但历史会给他重新洗牌的机会吗？
1967年1月，“文革”风暴突然变了调子。1月3日，上海《文汇报》的“革命造反派”夺了报社的领导权，由此兴起了所谓“一月风暴”。当年第1期《红旗》杂志又发表了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长文，随意给周扬罗织罪名，并以周扬划线，诬蔑赵树理等为“资产阶级权威”，意欲横扫。1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赵树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标兵”》；9日，《解放军报》整版刊登了三篇“批赵”专文，并在“编者按”里写道：“赵树理二十几年来创作的历史，就是他挥舞黑笔反党反人民的历史。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创造复辟舆论作准备的急先锋。”2月1日，江青说根据赵树理的《三里湾》改编的电影《花好月圆》“坏透了”。
在如此声势之下，1967年2月，赵树理即被从长治揪回太原，接受一轮又一轮的批斗有关赵树理在“文革”期间被批斗的传说很多。某次，赵树理戴着高帽子，挂着“黑帮分子赵树理”的大牌子，接受晋城师范学校红卫兵小将的批斗。小将们喝问：“我问你是不是黑帮？你的作品是不是大毒草？”赵慢悠悠地说：“说我是黑帮，我不敢当。我人长得黑，可心不黑，也没帮没派。我的作品尽是‘豆芽菜’，连‘西红柿’都够不上。要说是大毒草，我真不知道该怎么种呢！”批斗会现场一片哗然。小将们决定采取疲劳战术，分三班，轮番作战，逼迫赵树理认罪。拖到第三天，赵感到体力不支，便低声跟小将们说：“你们说是，那就是。”并规规矩矩写到纸上，立字为据，为自己赢得一夜好觉。再有一次，某造反派想把花园里的一盆花拿回家去，但不知道这盆花好不好，就去问那些“黑作家”们。被专政的作家们不想理他，推说不知道。这个造反派火了，指着赵树理说，“你也不知道?”赵树理说：“我不是不知道，是不好说。我是黑帮，我说是香花，你们说是毒草；我说是毒草，你们说是香花……”
在挨斗初期，赵树理还是比较乐观的，他常常在挨斗之后，一回家就学代数、几何，画国画，叠灯笼。兴头来时，就拎起鸡毛掸子当马鞭，在地中间跑圆场，逗得小外孙也在他屁股后边转。他曾对女儿赵广建说：“小鬼，不要软弱，相信党，相信群众。现在确实困难，但这对我们每个人的革命意志都是个很好的考验和锻炼，只要对党和人民有好处，个人受到一点冲击和委屈不该有什么怨言。”据说每次坐车游斗回来，赵总是满怀忧郁地发表一通观感：“市容很成问题，垃圾到处都是……唉，看来国家很困难！”
1967年7月，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武斗逼供成风。此时，赵树理挨打已是常事。一次他在太原五一广场被批斗，突遇大雨，在被拉下主席台之际，肋骨被打断。
1968年，武斗开始升级，社会秩序更加混乱。这年上半年，赵树理与李束为、马烽、西戎等一起在省文联学习班监督劳动。1968年7月28日，“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从此，工、军宣队陆续进入文艺、新闻等上层建筑单位。到了这年秋季，工、军宣队进驻山西联，赵树理被集中监管，不得回家，吃饭也由家里送。赵树理的三子赵三湖回忆说：“那时，父亲已瘦得厉害，饭量也很小了，但精神还是开朗的。他除了每天打扫厕所，总是忙着学算术，演几何，练习钢笔字，有时吃过饭，就用筷子敲打着桌子，哼上几段上党梆子。有一次，他进厕所里打扫，被小将们关住门不准出来。后来，他对我说：‘今天有两个调皮鬼把我关到厕所里了……’说完哈哈一笑。”秋后，次子赵二湖赴山西洪洞县插队，要见父亲一面，竟不准许。当听说二湖已走时，赵对三湖说：“好！应该，应该这样。咱们都是从农村来的，一辈子不应该忘记农村！”早在1957年，赵树理就写信给刚刚高中毕业的女儿广建，劝其下乡务农。当年11月11日，《山西日报》以《愿你做一个劳动者》为题发表，后来《人民日报》等许多报纸纷纷转载，题目亦改为《愿你当一个有文化的青年社员——作家赵树理给女儿的一封信》。
1969年7月，“文革小组”等发布《七二三布告》，开始进入“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阶段。赵树理开始遭遇更加残酷的迫害。是年，在军、工宣队监管下，赵树理被作为“清队”的靶子，抱病拉回晋城批斗。一次，赵被强迫站到三张摞起来的桌子上，低头认“罪”，被造反派推下桌子，摔碎髋骨。从此，64岁的老人生活不能自理，度日如年。
但赵树理一直保有“重新洗牌”的信念，他坚信自己“还会有提笔的机会”。
“文艺界旗帜”的式微
延安时期，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赵树理都是作为文艺界的一面“旗帜”存在的，可谓顺风顺水。赵的作品有一种“政策宣传”的味道，但不是简单的图解，他对“问题”的切入角度，对阶级冲突的处理方式，对“中间人物”的格外关注，都首先坚持还原生活，用活生生的生活事实和人物形象来说话。赵树理曾说：“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了所要写的主题……”赵树理所说的“问题”，不仅仅具有政治层面的含义，更多的是现实生存和选择的文化困惑。在政治的话语空间相对开阔的时候，赵树理的“问题小说”可以被当作“经典”；而这种空间一旦收缩，赵树理小说就被指责为“不曾反映重大的斗争主题，不曾反映英雄人物，不曾反映激越的精神面貌”而加以否定和批判了。
事实上，进入50年代以后，文学界对于赵树理的评价就开始变得犹豫不定了。在继续把他作为“旗手”来推崇的同时，批评的声音也不断增多。有人批评赵树理“善于表现落后的一面，不善于表现前进的一面”；长篇小说《三里湾》发表后，在受到肯定的同时，“典型化”程度不够的问题被着重地提了出来；《“锻炼锻炼”》发表后，有批评者认为这个短篇是“歪曲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的现实”“诬蔑农村劳动妇女和社干部”。对此，赵树理自然有话要说。1956年，他在一次题为《不要有套子》的发言中说：“我感到创作上常有些套子束缚着作家，如有人对我的《传家宝》提意见，说我没给李成娘指出一条出路。也有人批评我在《三里湾》里没写地主的捣乱，好像凡是写农村的作品，都非写地主捣乱不可。”他还多次说过：“我没有胆量在创作中更多加一点理想，我还是相信自己的眼睛。”所以“《小二黑结婚》没有提到一个党员”，“农村自己不产生共产主义思想，这是肯定的。农村人物如果落实点，给他加上共产主义思想，总觉得不合适。什么‘光荣是党给我的’这种话，我是不写的。这明明是假话”。1958年3月8日，中国作协书记处讨论《文学工作大跃进32条》，《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中国作家协会发出响亮号召，作家们！跃进，大跃进》的报道。赵树理本想“跃进”一下，却无论如何跃不出去。“在大跃进浪潮中，我计划先写一个回忆中的小说，可是这与生活锻炼有矛盾，写了几天就觉得应该放下它先到生产中去”。
同时，赵树理还对当时的农村政策提出全面的质疑。1956年8月23日，他致信长治地委某负责人说：“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劳动比起前几年来紧张得多，生活比前几年困难得多，如何能使群众感到生产的兴趣呢？我觉得有些干部的群众观念不实在——对上级要求的任务认为是非完成不可的，而对群众提出的正当问题则不认为是非解决不可的。又要靠群众完成任务，又不给群众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没有把群众当成‘人’来看待的。”
1957年秋后，农业大丰收。赵树理来到高平后，听到有关领导介绍说：丰产经验是扩大玉米、多种高粱、减少谷子、枪毙豆类，心里很不是滋味，连夜写了篇《谷子好》的快板诗，交《高平小报》发表。1958年秋，赵树理又专程来到高平，听县领导谈了小麦亩产万斤试验田的实施方案：一早（早种）、二深（深翻、深浸）、三多（多上粪、多下种、多管理），谈得头头是道。赵说：尽管你说得头头是道，但我还是觉得有点玄乎。依我看，你就是再加上十条天大措施，一亩地也打不上一万斤小麦，不知你们合计过没有，就按老斗算吧，一斗二十斤，一担才二百斤，把五十担小麦摊在一亩地上要铺多厚一层呢？
1959年1月，赵树理到一个公社住了一段时间后，说：“一接触实际，觉得与想象相差太远。”在一次县委讨论会上，许多人放出“卫星”，亩产皮棉数字节节上升，赵与县委领导当面发生了冲突：“一亩地能种多少株？每株能结几个桃？每个棉桃能摘多少花？我们要实事求是，要对党和群众负责。”
也就是在这一年，深入农村生活生产实际的赵树理，忧心忡忡地写了几封与众不同的信件，分寄给地委书记、省委书记，直至寄给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和《红旗》总编辑陈伯达。1959年元宵节，赵树理致信邵荃麟说：“在这八九年中，前三年感到工作还顺利，以后便逐渐难于插手，到去年公社化以后，更感到彻底无能为力。”他还在信中列举了几个在生产上瞎指挥、官僚主义、虚报等例子，指出“这种例证多到无法计算”。他在给陈伯达的信中说：“可惜自去年冬季以来，发现公社对农业生产的领导有些抓不着要处，而且这些事又都是自上而下形成一套体系的工作安排，也不能由公社或县来加以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我到了基层生产单位的管理区，对有些事情就进退失据。”
他在文章中写道：“公社最好是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在人家作计划时候提出种植作物种类、亩数、亩产、总产等类似规定性的建议，也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代替人家的全体社员大会对人家的计划草案作最后的审查批准。要是那样做了，会使各管理区感到掣肘因而放弃其主动性，减弱其积极性。”可能是对自己的直言相谏有些不放心，他又在信中补充：“这文章仍与现行的领导之法是抵触的，我估计不便发表，请你看看，给我提出些指正——说不定是我思想上有了毛病，不过即使是那样，我也应该说出来请你指正。”
1959年8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举行，提出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赵树理此时提出如此大胆的观点，无异于撞到了枪口上。陈伯达并没有对赵树理的文章“批评指正”，而是直接转给了中国作协党组，让其进行批判。作协把赵的观点总结为：“让公社处于顾问性的协助地位，实际上是改变了公社的性能，否定了公社的必要性和优越性。”对赵展开了批评帮助活动。11月24日，作协在给中宣部的报告中写道：
此次整风会上，许多同志对他作了严正而诚恳的批评。但到11月18日的会上，他仍然认为他的意见是“基本上正确的”，并且公然说，“关于粮食总产量问题，我们打外仗时可以说粮食问题解决了，但外仗打完了，对内就应该摸清，我们的粮食究竟有多少？”又说，“六中全会决议，我认为中央对成绩估计乐观了一些。这不怨中央，是大家哄了中央。”又说，办公共食堂“只是为了表现一下共产主义风格，在食堂吃不如回各家各户吃的省”等荒谬的话。邵荃麟同志严厉批评了他这种无原则态度，责成他检讨。到会同志都很气愤……
在强大的批判火力和政治压力下，11月23日，赵树理不得不表态“愿接受党的严厉处分”。递交完报告后，如释重负的赵树理却又不无伤感地对友人说：“我是农民中的圣人，知识分子中的傻瓜。”
然而吊诡的是，赵树理刚刚表态完毕，巨大的心灵重压还未完全卸去，反右却戛然而止了——赵树理再一次被置入不知所措、进退失据的境地。据内部消息说，上面发了话，要对赵树理低调处理。预感中的风暴虽然烟消云散，然而经此一劫，这面旗帜在风中已是摇摇欲坠。赵的好友孙犁说：“他的创作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
“反右”后，赵树理更多的时间是呆在家乡，几年间很少露面。直至1962年8月的大连会议。这是一次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此时，政治、经济上的“浪漫主义”开始退潮，“现实主义深化”的问题重新提出。赵树理的“价值”又被重新发掘和阐释。
不过，既然赵树理是最能体现“现实主义深化”的作家，那么，“文革”前夕对这种理论的批判，赵树理又必定首当其冲。在1964年，便有人愤愤不平地说：“在现代文学史上，当面受到这么多作家的恭维、吹嘘，恐怕没有先例吧。”“近几年来，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没有能够用饱满的革命热情描画出革命农民的精神面貌”，大连会议“不但没有正确指出”他的“这个缺点”，“反而把这种缺点当做应当提倡的创作方向加以鼓吹”。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接过旗帜的是另一位农民作家——浩然，赵树理则又一次在劫难逃，而这一次，也成了他一生中最深重的劫难。
赵树理之死
自从被摔断髋骨后，赵树理的生活便处在艰难中。1969年8月，山西省级机关先后在北京、石家庄举办学习班，赵树理因伤重不能参加，但日常性的批斗始终未断。1970年春天，长子太湖出公差路过太原，曾在家中小住。他见父亲病得不成样子，便扶他到医院诊治。医生认为“需马上住院治疗”，但院方却以“没有床位”顶回。医生只好安慰他道：“请你把地址告诉我，一旦有床，我就通知你。”在此之前，赵树理也经常在批斗中受伤，有一次他去门诊治疗，医生惊诧地问道：“你就是作家赵树理?”赵树理苦笑说：“这个时候，谁还敢冒名顶替我呢?”
6月23日，“赵树理专案组”成立，奄奄一息的赵树理被押进太原钟楼街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军管专案组”隔离审查。6月25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批判反动作家赵树理的通知》，并抽调专门人员组成写作班子，整理编写有关赵树理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材料，供各地各单位批判之用，全省又掀起了一次批赵高潮。至该年年底，仅《山西日报》就发表批赵文章70余篇，连穷乡僻壤间也涂满了“砸烂赵树理的狗头”的标语口号。
9月6日，长女赵广建被允许到法院军管组探望父亲。不知父亲死活的女儿来到关押父亲的山西省高级法院的一间小屋里，眼前的一幕让她伤心不已。“父亲在伏案认真地抄写着什么，我轻轻地走过去一看，原来是毛主席的诗词《卜算子•咏梅》。父亲用一只手按着被打断两根肋骨的侧胸，忍着极大的疼痛，艰难地坐在桌前恭恭敬敬、一笔一划地抄写着，汗水从他布满皱纹的额头沁出来，滴在纸上，他却抄得那样虔诚，那样聚精会神，仿佛是在用整个生命书写着自己的信仰和寄托。看到这个情景，我积悲难禁，一下子哭出声来。父亲回头一看是我，叫我靠到桌前，双手捧着那首刚刚写好的《咏梅》递给我，庄重严肃地对我说：‘小鬼，如果将来有一天你能看到党的领导，就替我把它交给党，党会明白我的……’”这次会面仅仅持续了数小时，赵树理对女儿详细地回顾了自己的家世、历史和创作生涯，仿佛在作临终的交代。最后他惋惜地对女儿说：“近些年来，我几乎没有写什么，因为真话不能说，假话我不说，只好不写。”
1970年9月17日，赵树理再一次被揪到太原工农兵（即湖滨）会堂批斗。在此前一天，他刚刚度过自己的65岁生日。在一声声吆喝里，他渐渐支持不住了，终于一头栽倒在地……晕倒后，赵树理并没有被送进医院。5天之后，他再次病危，送进医院几个小时后，生命之火逐渐熄灭，一个时代的旗手轰然倒下……
在赵树理生命中灾难深重的1968年，一位敬重他的大学生曾偷偷跑去看他。赵见到这位来自农家的学子异常兴奋，他声音颤抖地说：“农家子弟，你说，我的小说在农村到底是毒害了人还是教育了人……我一辈子都是为他们写作啊！”
本文原载《同舟共进》杂志2015年第6期，由杂志社授权转载。《同舟共进》杂志的微信号是：tzgjma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