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又名《蚕丝》)导读
张纯如
本书讲的是钱学森的故事，他不仅是二十世纪火箭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位专家，也是中国大陆外太空开发计画的枢纽人物，大陆媒体一致尊称他为“中国飞弹之父”。虽然他已将近半个世纪未涉足美国领土，但科幻小说家克拉克（Arthur C. Clarke）在长篇小说《二Ｏ一Ｏ年，太空漫步第二集》（2010:Odyssey (2)）中，还把一艘中国太空船命名为“钱学森号”。
钱学森的一生经历可说是冷战吊诡的极致。一方面中共第一代的飞弹及人造卫星（其中包括在波斯湾战争中用于对付美军的蚕式反舰艇飞弹），都由他一手策画完成。另一方面，他虽以公费生赴美留学，却在美国享受完善的训练与栽培，一待就是十五年；目睹三Ｏ年代与四Ｏ年代祖国政局激烈的动荡变化，最初他返国服务的意愿并非很积极，后来却因韩战株连，在莫须有的共党罪名下遭到驱逐出境，遣返中国。
钱学森出生于一九一一年，父亲曾在教育部任职。一九三五年，他获得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受教于加州理工气体动力学一代宗师冯卡门（Theodore vonKarman）门下，并为喷射推进实验室的创室元老之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不久，他通过美国政府的安全调查，以中国人身分参与高度机密的政府计画。他在流体力学、结构屈曲、调控工程学（编注︰engineering cybernetics，亦可译成“工程控制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对美国迈入太空时代有莫大贡献。
蒙受指控，递解回国
一九四九年，大陆陷共前夕，钱学森决心归化为美国公民。然始料未及的是，美国举国上下即将陷入冷战歇斯底里症，多位科学家都不幸卷入其中。
钱学森也未能幸免。一九五Ｏ年夏，他回母校加州理工的喷射推进实验室担任“高达德（Robert Goddard，美国首位研究火箭的科学家）讲座”教授甫及一年，就蒙受曾加入共党的指控──他矢囗否认。但这项指控却惹出一连串事故，最后他被囚禁达两个多星期。困惑不解加上惊惶失措，使他体重骤减三十磅。出狱后，移民局展开递解出境审讯，明白表示要遣送钱学森回中国──尽管没有一丁点具体证据足以证明他是共产党。
无视于钱学森和曾与他共事多年的同事的抗议，他仍被判罪，以后五年一直被软禁在自宅，无时无刻不受联邦调查局的监视。经过这段秘密缓冲期，他在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七日，被递解回中国大陆。
钱学森回到大陆后，中共的飞弹科技开始有显著的进步。莱恩（William Ryan）与苏墨林（Sam Summerlin）合着的《中国之云》（TheChinaCloud）一书中写道︰“从一九五六年年初开始，就有一连串大动作。”在史丹福大学任教的路易斯(John Lewis）和薛理泰则指出︰“中共的战略飞弹计画于一九五六年初成形。”他俩合著《中共自制飞弹》（China Builds the Bomb）一书，有一篇由德瑞尔（Sidney Drell）撰写的前言中提到︰“一个工业与科学资源都极其有限的贫困国家，能达到如此先进的科技与军事成就──尤其又正处于大跃进掀起的严重政治动乱之下，实在不可思议。”火箭专家柯拉克（P.S.Clark）说︰“中共的归国学人当中，无人重要性能出钱学森其右……中国人综合稍嫌过时的苏联系统与美国系统，着手建立自己的太空计画。”一位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顾教授也表示︰“钱学森革新了中国的飞弹科技──事实上，也改革了整个军事科技……他是中国的首席科学家、首席工程师。”作过钱学森助理，现为中国科技协会副会长的庄逢甘说︰“中国的火箭事业始于钱学森。”他说，若非钱学森，中国的科技还要落后二十年。“我们的太空发展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他既是首席科学家，也是最高权威。”
钱学森的故事可做为一首史诗看，本世纪若干最伟大的科技与政治剧变均涵盖其间。从大清王朝四百年江山的倾圮，以至日本空袭上海；从美国南加州干河谷中的秘密飞弹试验，以至德国死亡集中营的V─2火箭工厂；从美国小岛的阶下囚，以至跟苏联与中共的权威人士折冲会场。
他的故事是美国政府在罹患严重恐共症的麦卡钖（McCarthyism）时代，疯狂摧毁多位一流科学家毕生志业所犯错误中，最不可原宥的一个。
钱学森的故事中，他主导的科技发展对于美国与中国迈入太空时代有莫大贡献。他在有生之年，把在他出世时仍以黄包车为主要代步工具的中国，转变成坐拥火箭的世界强权。他一生的故事与中国在长达数十年的国际政治纷争中，制造飞弹、建立太空计画的奋斗完全重迭。
最末了，这也是一个天性害羞、内向、才智过人、只想一辈子安分守己做研究的科学家，不幸却不仅一度、而是两度卷入国际政治漩涡的故事。
高难度的写作计画
写作本书并非出诸我个人的构想，而是哈泼·柯林斯（Harper Collins）出版集团旗下BasicBooks出版社资深编辑拉碧娜（Susan Rabiner）所提。她最初是在一九九Ｏ年西雅图召开的科学史讨论会中，由加州理工档案管理员兼历史教授谷丝丹（Judith Goodstein）与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科学史教授巴达许（Lawrence Badash）提出的〈鬼迷心窍的五Ｏ年代科学界〉（Science in the Haunted Fifties）论文里，得知钱学森这个人。她深受钱学森一生的反讽吸引，主动寻访能为他立传的作家。一九九一年，我二十二岁，仍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写作系的一名研究生，拉碧娜征询我对这项计画的意愿。虽然我对钱学森的一生一无所知，但我受他的遭遇吸引不亚于拉碧娜，所以决定把握这机会。
这个写作计画的高难度显而易见。首先，别的不说，钱学森是航空工程专家，我没有这方面的专业训练。他学识渊博，发表的论文涵盖各种不同领域，我请教过的专家，没有一位有能力读毕他全部的作品──甚至包括他相当杰出的老学生在内。其次，大部分他的传记资料都以中文写就，我虽能说流利的华语，阅读能力并不好。第三，他的一生牵涉到无数政治与机密，基于国家安全考量，无论在美国或中国，取得相关文献都极为困难。最后一点，尽管只要跟他本人谈谈，许多疑惑必能迎刃而解，但钱学森却拒绝接受采访。自从回大陆以后，他就不曾接见美国记者或学者，中国人企图为他立传，也备受阻挠──只有他的秘书获准在他死后为他写传。一九五Ｏ年，他有次跟一个加州理工的学生说︰“人在临终前最好不要写书，免得活着时就开始后悔。”
给美国好看
我希望从一开始就强调本书的局限──最起码，大部分技术细节都省略掉了。令人安慰的是，世人对钱学森的印象并非基于他在美国的研究成果，而是由于他遭驱逐后在中国领导科学的成就。他绝对是位杰出的一流科学家，但跟他共事过的人都一再向我强调，他还不够资格跟牛顿或爱因斯坦相提并论，甚至也不及他在加州理工的导师冯卡门。尽管他在理论方面下的功夫，对美国气体动力学的发展极具价值，但他既不曾带动革命，也未能创造新领域。如果他一九五五年就去世，不曾回到中国，他的一生就不可能成为一流传记的素材。
很多人都认为，这位才气出众的理论家留给后人的回忆，将以他在中国推动的科学发展为主，他在美国的研究反而不那么重要。曾在普林斯顿航空系任教的钱学森老友桑默非说（Martin Summerfield）︰“他远不及冯卡门、爱因斯坦、泰勒，或任何大科学家那么高瞻远瞩。他对事物的眼光跟他们不同。他可以帮他们做演算，作他们的左右手，但他不会是主脑。我想他的长处在复制，复制真正大师创造出来的东西。”曾经在麻省理工跟他共事的史戴福（Guyford Stever）也持相同观点︰“他在美国的成绩很好，但不足以令人折服。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贡献才真正了不起。”他的学生艾胥利（Holt Ashley）揣测，钱学森遭驱逐一事，“使中共科技发展得利，而美国蒙受损失。钱学森回国以后的最大心愿就是给美国好看。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太可惜了。”
所幸，刻画钱学森的一生，还有很多其它方面的资料来源。他在美国住了二十年，留下的材料相当丰富︰政府与各大学的档案、一般出版品及科学期刊，都保存了大批文件（联邦调查局对他的调查档案，一部分保存于美国海关资料库中，军方情治单位的档案主要放置在国家档案局）。他在美国的同事与学生大多还在世，而且健康良好，很乐意就他的个性、科学成就、跟美国政府发生的纠纷提供口述史料。钱学森回到大陆后出现多篇新闻报导，可透过电脑资料库检索，主修物理的中国科学院史学家姚蜀平担任我的助手，也协助我有系统的发掘相关材料，译成英文。
隐姓埋名接受采访
最大的困难是取得钱学森在协助中共生产飞弹与建立太空计画期间的私人资料。他担任哪些科学工作？他获得哪些政治报酬？钱学森这期间的生活情形，对传记作者而言，就像一个黑洞︰一九六Ｏ年代，中国几乎没什么跟钱学森有关的新闻报导。更有甚者，大陆官员的偏执狂与保密狂，使得包括《纽约客》（New Yorker）记者维奥斯特（Milton Viorst）在内的许多记者，也无法取得钱学森进一步的消息。一九九三年夏季，我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应邀参加北京一个饭局，就警觉到这种保密气氛。席间有位钱学森的同学哀求我，千万别写任何会触怒钱学森的东西，以免连累他们受罚。
好在还有一小群中国火箭科学界的精英分子愿意跟我谈。他们大多在一九五Ｏ年代取得俄国大学的工程学位，钱学森第一次返国时，刚好他们也开始就业。他们比钱学森整整年轻一辈，心智清明，对于中国的太空发展都还记忆犹新。根据这些人的说法，我是第一个千里迢迢到中国，对他们做独家采访的美国人。我最初是在华府与他们晤面，接着到上海，最后在北京。我很感激他们在评估中国太空计画、他们置身其下的政权、以及钱学森本人时，所表现的坦率与诚实。遗憾的是，为尚在人世的人立传，本身就顾忌甚多，他们又极可能遭受政府的报复，所以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在本书中必须隐姓埋名。
跟我最初的期待正好相反，我在中国遇到的大部分人都很乐意谈钱学森。他们对这项计画的热心协助令我非常意外。他们请我到家里坐，一块儿吃晚饭，拿旧照片、信件给我看，对我大谈往事。没有一个人反对我用录音机。我访谈的对象包括亲戚、朋友、老同学、同事、学生、受雇于钱学森的人。也有人跟钱学森不熟，却提供有用的人脉与参考资料︰一位最近才完成一部中国火箭计画纪录片的电影制片人、新闻记者、平剧演员、历史学家、图书编辑。我的寻访路程遍及中国三个城市︰杭州山上的保俶塔、上海豪华大饭店里的太空展览、位于北京无名窄巷中的小学、政府要员专用的聚会场所中的晚宴。
最重要的一位访问对象是钱学森的儿子。一九九一年，他在加州弗里芒（Fremont）一家台资的电脑公司工作，我有机会跟他谈谈。钱永刚长得跟他父亲四十岁时一模一样︰小个儿、椭圆脸、圆眼、皮肤光洁、笑容温和、黑发旁分。他把车停在附近公园里，我们就在他车上进行访谈，因为他不想让室友知道他是钱学森的儿子。
永刚乘船离开美国回中国时才七岁，三十多年后才又返美。他的教育被文化大革命打断，被迫加入人民解放军，花了十年功夫在工厂里教工人操作机器。文化大革命后，他重回学校，一九八三年从长沙的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取得计算机科学的学士学位。三年后，他进入加州理工计算机系就读，并于一九八八年取得硕士学位。
只要美国公开道歉
在那次难得的访谈中，永刚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他父亲对于五Ｏ年代美国政府亏待他的往事，仍耿耿于怀。他说︰“就像先把人家请来作客，然后一脚踼他出门。如果我父亲在这个国家犯了罪，当然无话可说。可是他奉献了二十年青春为美国卖命，对这个国家的科技有莫大贡献，得到的报酬却是被赶出去。”
永刚说，因此他父亲拒绝回美国──甚至一九七九年加州理工颁赠他杰出校友奖也无法弥补。他透露，当时钱学森在加州理工最要好的朋友马柏（Frank Marble）教授，曾邀他回帕沙迪纳（Pasadena）参加正式颁奖典礼。[加州理工校长杜布理吉（Lee Du Bridge）还跟卡特总统的科学顾问普雷斯（Frank Press）多方协商，撤销了钱学森的驱逐命令。]可是钱学森就是不肯回去。
钱学森在中国的年轻同事，大多无法体会他跟美国移民局打交道的痛苦经验，所以对他峻拒回美国之举感到很困惑。永刚还记得，不少人劝他把握这个重返美国的机会，过去就让它过去算了。
可是永刚告诉我，要他父亲重返美国，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美国政府公开道歉──对一九五Ｏ年代把钱学森当作罪犯囚禁，以及在把他递解回中国之前，让他过了五年悲惨生活的错误，多少表示歉意。钱永刚说，他父亲心目中的道歉方式倒也不需要总统出面，“只要任何一名政府官员公开承认，美国四十年前做错了。”
(XYS20080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