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慕小易
深度报道部一向是媒体行使舆论监督职责的利器，但由于单篇报道的耗时长、产量低、政治风险大、版权得不到保障等原因，深度部往往被认为是整个报社最烧钱的部门。
新京报社社长助理、新京报传媒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学东甚至将深度部称为“奢侈品”。他在博客中写道：“在媒体机构经济宽裕的时候，养一个这样的部门，多少还能给机构带来些职业的荣耀，但是，遭遇经济压力之后……把余粮供给给政治正确的时政社会报道，供给给多快好省不会惹麻烦的经济报道，在一些人眼中自然算是一种优选。”在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的新媒体时代，时政新闻拼不过党媒、突发新闻比不过微博等社交媒体的传统报社，如何维持经济效益成为了决策者考虑的首要问题。然而，朱学东说：“裁撤深度报道，表面上是砍掉了看似多余的奢侈品，实际上是砍掉了在新媒体时代市场化媒体尚存的竞争优势产品，砍掉的是自己的竞争力。”
那是一群有新闻理想的人
不仅是报社的深度部被裁撤，记者群体近几年的遭遇也令人堪忧。
去年，自称有新闻理想的《新快报》财经记者陈永洲因涉嫌损害企业商誉被判一年零八个月的刑期；今年8月，《财经》记者王晓璐因在股灾期间发表报道《证金公司研究维稳资金退出方案》而被刑拘；今年10月，《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记者刘伟因多次报道“气功大师”王林案被以“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刑拘。
前《北京青年报》记者、《冰点》周刊创刊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调查性记者在中国是凤毛麟角，一些报社的深度部被裁撤有这个原因。他说：“通常一个深度报道部需要有一些重要的记者在那儿担这个纲。如果这个记者离职了，别的记者接不上来，那你这个部就存在不了。”
始于2013年的深度报道记者离职潮，至今丝毫看不到停止的迹象。《京华时报》深度报道部主任康少见转投腾讯；新京报深度报道部副主编张寒转投今日头条；《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王星转投搜狐；《财经》杂志知名记者欧阳洪亮转投新媒体机构无界传媒……
原《京华时报》深度报道部主任康少见在谈到辞职原因时，对微信公众号《刺猬公社》说：“传统媒体深度新闻的操作遇到了很大的政策性限制……无论是记者还是上层的副总、主编辑，压力都特别大。很多我们感兴趣的选题都没办法操作，也没办法开发和运营。”
已经离开华商报，目前在办编导培训班的王歪在他的一篇随笔中写道，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时铁道部回避媒体提问、急于为当地政府唱赞歌的情景令许多媒体人寒了心。他说：“京华时报摄影记者曹宗文顿时情绪失控，嚎啕大哭，被人架出温州殡仪馆”。后来，曹宗文从京华时报辞职转投腾讯。
李大同在采访中说，调查性记者首先必须是理想主义者。“为了新闻理想敢于冒险，沉得住气，吃大苦、耐大劳，而且对公众有高度的责任感，这些人当然是少数。现在中国大部分的记者只不过把它当作一个饭碗对待。新闻理想主义者本来已经很少了，调查性记者是这帮人当中的少数人。”
原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也对美国之音表示，做深度报道需要功夫，一般的记者做不到这一点。
网上流传中国青年报社原特别报道部副主任、现全媒体协调中心副主任刘万永在他的朋友圈中写道：“不断有人问我，为什么很多做调查的记者辞职？我的看法是：这与待遇无关，因为他们一开始就知道待遇不高，做调查更多的是因为自己的兴趣。甚至和管制关系也不太，谁还没被毙过稿子，多一篇不会难过死，少一篇也不会高兴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内部环境的毁灭……”
刘万永在接受《刺猬公社》的采访时说，他谈到的“内部环境的毁灭”指的是一些媒体内部出于安全等因素的考虑，正在逐步放弃风险较大的深度报道。
李大同也谈到，做深度报道，报社就必须要做好“吃官司”的准备。他说：“有不少报道，包括《冰点》的报道也都上法庭了，有胜诉的也有败诉的，反正在当地审理全都败诉，这是肯定的。司法完全都地方化了，肯定败诉，一赔就赔好多万。”
深度部撤了会怎样？
金钟说：“那很明显，按照我们的经验来说，那就说新闻就会做得非常的肤浅。”
中国新闻出版报今年6月刊文称深度报道部门被撤是“一次被放大的误读”。文章举例《京华时报》时引用康少见的话说，该报的深度部实际是与机动报道部合并，统一由一个部门协调，原有人员待遇不变、业务不变。但康少见对《刺猬公社》说：“说是要把深度报道部并入突发新闻部，事实上就是撤销了。”
据《刺猬公社》统计，《北京青年报》深度报道版通常每月十个版左右的规模，但是深度部被撤销后，每月只有一版。而《京华时报》此前每周至少有一个版面属于深度报道，而撤销后单月仅发过两篇算不上深度报道的“大稿”。
朱学东在他的博客中说：“尽管今后这些媒体可能还会有深度报道，机构的裁撤，也会让职业和专业操作这些报道的动力欲望一起消减掉，逐渐悄无声息。”
金钟认为，媒体对深度报道的弱化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进一步的“愚民政策”。他说：“你对一个新闻报道，你限制它的深度分析、深度挖掘的话，这当然就是限制新闻自由的一部分。那这个后果当然就使得一般的人、一般的受众对很多事情就一知半解，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李大同也谈到：“往深里（做），你必然要揭露这些官场的错综复杂的这种关系，要揭露腐败。稍微一深，就要涉及到权力的胡作非为，这是没跑儿的。它（指中国政府）当然认为这对它的统治十分不利，它就不让你做，你也做不下去。”
对于调查性记者，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媒体技术不断升级和多样化的时代，也是满屏充斥着鸡汤文、标题党、千篇一律的歌功颂德报道的时代。用《钱江晚报》的话作为结尾：深度报道不应该死，否则任何的繁荣都是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