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内地媒体 2015 年 12 月 25 日的报道：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在南宁市中级法院受审，被控 2000 年至 2014 年索贿、受贿 1.1 亿余元。万庆良当庭认罪悔罪，痛哭流涕。他说，之所以从高级干部沦为犯罪分子，最根本的原因是严重缺乏政治定力、严重缺乏宗旨定力、严重缺乏理论定力、严重缺乏法纪定力。他表示万分悔恨，深感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家人。恳求法庭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11月3日，中國官方發佈的“十三五”規劃建議（簡稱《建議》）中提出，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鞏固反腐敗成果，構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機制。資料圖片為山西黨員干部參觀中國共產黨反腐倡廉展覽。中新社發 韋亮 攝
可就是这样一个贪官，在台上时说的反腐败的豪言壮语听起来也是让人感动得热泪盈眶。人们通过他们的话，感觉到共产党是一个清正廉洁的党，党有救了，国家有救了，人民有救了，中国有救了。人们愿意跟着共产党走，跟着共产党走，就有希望。
万庆良说：「请大家首先从监督我开始，领导干部从我带头，绝不插手任何土地、工程、项目。」「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诉；对腐败分子露头就打，绝不姑息，坚持『虎』『蝇』一起打。」「有没有插手工程土地项目，有没有买官卖官，有没有运用书记的权力来谋私利，这三个方面我请大家都来监督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话请及时检举。」「我工作了二十多年还没买房，住的是市政府在珠江帝景 130 多平米的宿舍，每月交房租 600 元。」
说得真好听，可是恰恰都是他说的地方，也是他腐败的地方，恰恰是他说得最好听的地方，也是他最腐败的地方。
联想到周永康、徐才厚，再联想到那些被打下来的大老虎们，万庆良们，为什么何以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呢？
从根本原因来说，还是体制及其体制运作逻辑的问题。这种体制是专制体制，用意识形态的话语来说，是高度集权的体制。体制运转的逻辑是向上负责的逻辑，而不是向下负责的逻辑。向上负责的逻辑眼里是没有民众的，即使有，也是口头上有，实质上没有。因为他们知道，没有民众，就没有税，没有税，他们就活不了。但是依靠民众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民众，而是为了他们的升迁，享受荣华富贵，而这些，民众给不了他们。他们的命运都由上级决定。
中国的体制是从苏联搬过来的。对此，邓小平承认，就是这样的体制，在苏联也不是成功的，否则就难以解释苏联瞬间灭亡的问题。
24 年前，戈尔巴乔夫辞职，苏联解体。中国专家总结的教训是：经济垄断、政治垄断、文化科学垄断；苏联没落实三个代表，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官僚特权阶级搞腐败失了人心；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党内斗争、思想不统一；苏联领导人搞新思维；民族矛盾；苏联共产党演变成为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党内出现反对派等。当时描写苏联失败的原因时有这样一个细节描述道：苏联一个老太太说，谁让我好好活，我就拥护谁。
苏联的体制失去了民心，民心又让苏联体制倒台。
照搬苏联的体制不成功，所以中国对此进行了改革。只是改革了三十多年，只改了经济部分，由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从 1989 年之后，基本上就没动。政治体制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经济只看不见的手手拉手，把市场经济变成了官场经济、权贵经济、腐败经济。
市场经济养育了一批大老虎。
这种体制及其运转逻辑不但养育了一批大老虎，而且还滋生了为腐败张目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概括起来就是中国特色论、中国模式论。这种中国特色论表面上是反腐败的，实际上是捍卫腐败的。没有腐败，腐败意识形态活不了。没有腐败的意识形态，官员也腐败不成。二者只有相互配合，才能相得益彰。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绝对权力产生绝对的意识形态腐败论。腐败官员们都握有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也都掌握着绝对腐败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当他们腐败的时候，他们会说，腐败不可避免。当他们反腐败的时候，他们都扮演着大义灭亲、大义凛然的角色。他们会演戏，而且把戏演成绝响。只是骗了没有识别能力的普通民众。普通民众又因被腐败的意识形态话语毒化，他们仍然觉得腐败只是极少数人。每一个腐败分子被揪出来，民众都山呼万岁，衷心拥护，全没了对绝对权力应有的警惕性。
体制不改，旧的大老虎倒台了，新的大老虎产生了，旧的万庆良下去了，新的万庆良们又上来了，人民会一个又一个地不得不地养育着大老虎。体制决定着民众悲催的命运。
只有主权在民，人民握有选票，才能决定官员的命运，到那个时候，中国才能彻底地好。
作者是辽宁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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