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希望对群体产生影响的人，在他的论证中并不需要逻辑规则；他必须危言耸听，必须夸大其词，必须一再地重复同样的东西。”
——《乌合之众：群众心理学研究》，勒邦，1895年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产生了许多不同于传统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其中有黑格尔的国家理想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尼采的非理性主义、帕累托的精英主义、伯恩斯坦的社会民主、列宁的专制主义、以及后来的法西斯主义等等。在这些林林总总的政治理论中，有一个政治理论是自由主义的特殊反对派，那就是勒邦的群众理论。该理论认为，近代民主社会中，有一个群体——群众，也随之而起。他们不在乎社会的进步与否，一切随好恶而定。法国大革命后期的那一连串不可收拾的大暴动，就是群众在起作用。因为法国大革命是现代性的开端，因此群众也是现代性的一大要素。近代的群众理论始于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邦(Gustave Le Bon)。勒邦于1895年，发表了他的群众理论名著《乌合之众：群众心理学研究》。该书奠定了现代群众理论的基础。
勒庞认为，民族精神或种族灵魂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一个民族、种族或一种文明共有的民族精神，即共同的感情、利益和思维方式。国家精神是从人们心中无形的民族精神的非理性途径中产生的，并支配了一切社会制度的形式。历史是民族或种族性格的产物，民族或种族性格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他认为欧洲社会日益增长的特征是群众的聚合物。个体的意识个性淹没在群众心理之中，群众心理诱发出情绪，意识形态通过情绪感染得到传播。一旦被广泛传播，意识形态就渗透到群众中个体的心理层次，使个体丧失批判能力，从而影响他们的行为；群众的行为是一致性、情绪性和非理性的。勒庞认为他的这种观点可以在现代群众和群众组织中得到证实。
勒邦于1841年5月7日，出生于法国的诺晋特·勒·卢特鲁(Nogent le Rotrou)。他的家庭是典型的法国资产阶级家庭。他从青年时代就来到巴黎学医。1866年取得了行医执照后，勒邦游历了欧洲、北非和亚洲，写出了几本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科普著作。勒庞一直被排斥在正式学术圈之外。正因为勒邦是一个局外人，他才能不知疲倦地埋头钻研。他常常写一些科普文章，这些工作提高了他的综合能力，使得他的书写非常得心应手，表达也十分生动有力，而且能够捕捉到吸引读者眼球的观点。勒邦一生中出版了几十部著作，其中包括生物学、人类学和心理学方面的专作。其中的《乌合之众：群众心理学研究》、和《革命心理学》给勒邦带来了巨大的学术声誉。
1870年，勒邦开始在巴黎行医。1884年，勒邦开始研究群众心理学。他的研究涉及三大领域：人类学、自然科学和社会心理学。他发展了人种分类等级学说。后来，他的兴趣转向了社会心理学。1895年发表了他的社会心理学名著《乌合之众：群众心理学研究》。勒邦在《乌合之众》洛阳纸贵之前，就已经是一位名利双收的作家了。他在巴黎歌剧院旁边有一幢时髦的宅院，他日享佳肴，还时常邀聚一些当时的知识界名士、贵族、和巴黎的名媛。1929年，法国政府因为他的成就颁给了他荣誉军团勋章。勒邦死于1931年。但是，勒邦的重要性从未消失，即使在近百年后的今天，《乌合之众》仍然经常再版。
勒邦对自由主义理性学说的批判
从洛克开始，自由主义就对人类的理性寄予厚望。但什么是理性，自由主义者并没有准确的定义。自由主义者对理性的看法颇异，但所有的自由主义者对理性都一致推崇。自由主义者大都相信人能为对他们自身生活有重大影响的决定负责，当然了，人也能对别人为他们做出的决定有判断力。当有声称拥有特殊知识，并能教导别人如何生活的人出现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就会让人们对这些人严加提防。自由主义者认为这些人不是有宗教目的就是在为君权神授进行宣传。自由主义者并不认可既得利益，他们认为既得利益与理性的自利不同，既得利益是自私的，是少数人的利益，而且对他人的利益会构成潜在的或实际的侵犯。理性的人要是有机会，永远会选择让个体或群体利益自由运作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
十九世纪以来，人们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近代社会最可取的政治形式为代议制议会民主。但是，代议制民主政治，将会听到越来越多的群众的声音，参政权扩大的一个方面就是群众政治权利的扩大。但是，群众从来就有其不堪的一面，暴民一词绝非随意诬陷。自古以来，暴民就是落后、原始、善变、危险、动物性、反理性、反社会的一群。暴民只知破坏。很多政治理论家认为，人民被动时为群众，主动时则为暴民。如果现代是指进步并消除一切粗糙、非理性的成分，那么群众就是对现代性的侮辱。
法国大革命时期，人民就是通过成为“革命群众”而发挥作用的。大革命一开始，群众就起着重要的作用，大革命中的一连串的不可收拾的暴动，源于“革命群众”。法国大革命是现代性的发端，因此群众也是现代性的要素之一。在近代的民主政治中，因为选举权和参政权的扩大，群众享受的政治权利也会随之增加。
现代政治中，群众政治可能是最新的民主风格。但是，群众的暴民一面决不是无的放矢。群众遇事先用暴力或暴力威胁，但是按照自由主义的理性学说，现代生活的特征就是在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减少使用武力，增加法律和公共理性的作用。而那种靠暴力或暴力威胁来安排人际关系和群体关系的行为应该退出政治生活，现代社会中应该以法律关系根据相互承认自我利益的自愿合作来解决社会矛盾。暴力被认为是非法和非理性的行为。
群众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无论怎样强调都不算过分。勒邦直接指出：“现代社会就是群众的时代。”现代社会在进化论的意义上毋庸置疑是进步的，但是这样的进步也受到了群众的威胁。近代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中，群众占有核心地位。但在现实社会中，群众是非理性的、原始的、动物性的。群众在现代社会中的实际排位很低。群众在社会进化的阶梯上的位置也很低。但是，有一点很重要，群众只有成为暴民时才是威胁。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有两自我，一个是正常的、文明的自我；另一个是异常的、野蛮的自我。在秩序井然的安定平和中生活的我们，心中都受到那个关在心里的野蛮的暴民自我的威胁。
勒邦认为理性逻辑并不是唯一的，除此之外，还有情感逻辑、集体逻辑、神秘逻辑，而这些逻辑常常统治着理性逻辑，成为人们行动的动力。勒邦不承认理性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他说：“一切文明的主要动力不是理性，尽管存在着领袖，但是文明的动力主要是各种感情——如尊严、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爱国主义及对荣誉的爱。”对于群众而言理性的行为甚至比不上动物。
勒邦在他的群众理论名著《乌合之众：群众心理学研究》中，以成熟的进化论语言强调了群众的原始性，指出了群众对进步的威胁，以及群众在社会进化阶梯上的极低位置。勒邦在该书中探讨了现代社会产生暴民的条件，他指出了近代在为个人权利呐喊的背后，存在着一种比主张人权的个人主义更具威胁性的个人主义，即那种以极为抽象的、抹杀了个体间有所识别的一切差异的个人主义，这是一种剥掉了个体在一个特定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上置身于一个特定社会位置的所有特征的个人主义。
勒邦注意到了自然人与群众人的相似性。勒邦指出群众人的一个有名的特征就是行动一致，即万众一心。社会群体的多元性和群众人之间的利益不同、意见不同在群众中消失的无影无踪。人类的种种异质性完全被群众的同质性给淹没了。而且，现代社会中的暴民不只是来自于底层阶级，从法国大革命以来，群众常常来自不同阶层，但是其所思所行仍然是如此的一致。这种一致性很明显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因为自利的个体很难在很多事上达成一致。那么群众的这种一致性来自何处呢？
群众领袖及其作用
勒邦指出，这种行动一致性来自于群众领袖，群众领袖能够使群众被集体催眠，每个群众领袖都擅长这种集体催眠术，并以此来掌控他的群众。因此近代社会里的群众领袖就可以运用他们的这种集体催眠术来利用群众的力量达成他们想要达成的任何事情。
古代的政治理论家就对那些煽动家很在意，近代的政治理论家比古代的同行有了更多的分析工具，那就是他们可以借助于科学理论，他们可以用科学理论来解释煽动家的秘密。这一工具就是心理学。现代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就是所谓的催眠心理学，也称无意识心理学。催眠在18、19世纪风行欧洲，但没有多少人把它当回事，催眠始终没有进入科学的门槛。不过，人们都知道催眠是因为无意识在起作用。直到1880年代，欧洲的一些科学家为催眠找到了真正的科学解释。催眠被认为是在科学上可以证实的事实了，这对政治理论的影响非同小可。这是因为可以催眠一个人，就可以催眠一群人。或许，群众在言行思想上的一致就是源于群众领袖的催眠。人只要在群众中，就会着迷于其领袖，这时候，群众领袖要群众怎么做，群众中的每个人就会怎样做，于是万众一心，言行思想全体一致。根据最新的心理学的理论，群众心理的一致性是可以验证的。催眠技术是可以学到的，群众领袖就是有着天赋过人的催眠师。催眠是一种可以学习的技术，很多人能把催眠做到精益求精，现代政治是群众政治，因此政治领袖必须练就高深的催眠本领，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群众领袖。
在勒邦之前很久，催眠术就已经存在了。到了勒邦的时代，催眠术登上了科学的殿堂，心理学界的一个一致意见就是，催眠是探究人类无意识行为的实验手段。催眠能使被催眠者的心灵倒退，催眠能使被催眠者重现其童年经验。19世纪的心理学同样受到了进化论的影响，个人的童年经验可以被催眠重现，那么人类的童年经验是否也会在催眠中重现呢？19世纪末的生物学家与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一个时代的特征如价值与态度是会遗传给下一代的。下一代继承到的上代特征有时被称为本能，因为它不是通过有意识的学习得来的，它是一种无意识的东西。催眠过程中个人的童年可以重现，种族的童年也可以重现。因此在被催眠的人群中，他们不但会重现个人的童年经验，也会重现人类的早年经验。进化论的时间尺度不但对生物学，对心理学和社会学甚至政治学理论也同样重要，其理在此。
那么如果群众行为是催眠行为，如果被催眠者能在催眠者的命令下重现早年经验，于是一位群众领袖就能命令群众重现人类早年的集体经验。只是这种经验很难令人放心，在群众中，人会重现人人都是野蛮人与野兽的那些经验。一旦群众的这些野蛮的本能被领袖们激发出来，那么在他们就会在领袖们的命令下干出令人发指的事情来。
勒邦的革命理论
勒邦将革命分成三种：科学革命、政治革命、宗教革命。勒邦认为只有科学革命受理性支配，并产生了人类的文明，而宗教和政治革命则对人类文明少有贡献。只有科学革命源于理性，政治和宗教信仰完全靠一些神秘的力量来维持，理性在它们的形成中的作用有限。勒邦说：“政治和宗教有着同样的起源，并遵循同样的法则。与其说它们是理性的产物，不如说它们是反理性的。佛教、伊斯兰教、宗教改革、雅各宾主义、社会主义等等看似在思想形式上各不相同，但是，它们有着相同的效果和神秘主义基础，而且它们遵循的逻辑与理性相去甚远。”
理性在革命中的作用也是微不足道的。革命的过程实际上是“赋予原始野蛮的直觉以自由解放的过程”。在革命中真正起作用的是激情，尽管革命的起源可能是出于理性，但是除非将这种理性转化为激情，革命的过程中的理性是不会影响人民大众的。
勒邦对法国大革命格外关注，他将法国大革命视为“心理文献不竭的资源”。勒邦不相信激进的社会革命，他倾向于进化这一理念。勒邦注重革命对于人的心理影响。从对人的心理的改变出发，勒邦对宗教和政治革命并不重视，他认为它们只能给历史学家留下深刻印象，但对于人们的心理并无很大的作用。政治革命可以改变政府的名字，但它并不会改变人们的心理，政治革命在颠覆一个民族的制度时大有作为，但在塑造他们的灵魂时却无能为力。除非一种革命能改变群众心理的某一部分，否则这种革命的意义不大。
勒邦承认社会革命大多是从上层发生的，但是从最终意义上来看，革命的威力属于人民。要领导革命取得成功，就必须了解革命中的群众心理。为了利用群众达成革命的成功，就必须对革命中的群众进行宣传。因为革命中的群众并不了解革命领导者的意图，但在革命领袖的宣传下，这些革命群众甚至会“创造革命”。群众既不会思考也不会组织，这些群众永远处于受领导，被支配的地位，他们只是革命的工具。如果没有一个领袖，群众就会无所事事。但是，由于轻信、容易接受暗示、传染等因素的作用，成为革命工具的群众很快就会超越他们接受的刺激而走向无政府状态。勒邦指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座右铭，在革命开始时是希望与信念的真实表达，但很快就服务于为掩盖猜忌、贪婪、仇恨的感情而进行的法律辩护，而成为群众摆脱纪律的真正动机。这就是法国大革命很快就以混乱、暴力、无政府状态结束的原因。”
革命的心理决定了革命的后果往往是破坏性的。胜利者总是倾向于打破旧体系，一切与旧体系相关的人会因此而遭殃。
群众的心理特征
群众的心理特征可以从它的形成过程中体现出来。按勒邦的描述，先是个人组成群众。在这一过程中，个人丧失了理性，他们更易受“暗示”，并相互“传染”、轻信，进入无意识状态，成为一群“乌合之众”——群众。
在“乌合之众”的形成过程中。“证言、传染、重复、和威信”是劝说群众的手段。勒邦认为无意识、传染、暗示在“乌合之众”的形成过程中最重要。对群众的意见和信念的形成的影响的因素有两类：一类是间接因素，包括种族、传统、政治和社会制度及教育等因素；另一类是直接因素，包括形象、词语、套话、幻觉、经验等因素。
一旦这样的群众群体形成后，就会有一些暂时的明显的普遍特征。他们对暗示确信无疑，对理性则无动于衷，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除了极端轻信再无思辨能力。在这样的群众中，人们具有从众心理，约束个人的道德和社会机制失去了效力，狂热的群众倾向于将复杂的问题转化为口号式的简单观念。勒邦指出在革命集会中的个人显得冲动、胆怯，他们被群众领袖控制，常常做出与单个个人意志相反的行为。
勒邦认为：“自觉的个性消失，以及感情和思想转向一个不同的方向，是就要变成组织化群体的人所表现出来的首要特征。”在群众中，那些来自生活方式、职业、个性、和智力上的不同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群众心理。这使得作为群众人与自由人迥然相异。这样的群众人个人的清醒与理性荡然无存，个人的才智和个性全被削弱了。用勒邦的话说：“有意识的人格消失了，无意识的人格上了上风，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传染而转向了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是组成群众的个人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他不再是他自己，他成了被他人操纵的玩偶。”在勒邦那里，个人是理性的，而一旦他们组成了群众，则变成了非理性的“乌合之众”。
群众理论对自由主义的反动
其实，自柏拉图以来绝大多数保守主义者对群众都不信任。驯服群众在古典政治理论家那里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近代的群众理论家与那些古代政治理论家的论点不同：第一，近代的群众理论家不像古代政治理论家那样认为过去的政权建制能够驯服群众，他们越往回看，越害怕。第二，近代的群众理论是以当时的最新科学理论为基础的。
群众理论一直在侵蚀人们对未来进化论式的进步的信心。群众的原始本质是对一切进步，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进步的侮辱与威胁。群众是倒退，群众的原始本质就是人类的原始本质，它是野蛮的、荒谬的、它既无革命意义也没有前瞻性。群众的原始本质证明了人的某些本性与文明，与现代世界绝不相容。自由主义的社会学认为社会就是在无数小群体意志的冲突下，形成的一个在本质上彼此合作的大协作群体。群众理论质疑这一看法。群众理论家们认为，群众是一个丧失了个体性的群体，群众人在群众中只有一个角色，群众这个角色抹去了他的一切其他社会角色。资本主义的自由社会苦心经营的异质性，在群众里可以消失于一瞬之间。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人们把自由主义式的社会寄托于未来的某种民主。但是，正是近代的民主观念给予了群众正当性。群众及群众领袖几乎没有不自称为人民的，他们以人民之名行事，而民主的含义正是人民的意志应该有法律效力的意思。群众自称人民，就是说他们不会犯错，他们就是法律。如果人民的意志与法律等效，那么群众以人民之名所行之事将没有非法可言。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群众就是这样的一群。
勒邦把他的理论推广到一切人类群体之上。他想知道是不是一切领袖，不只是群众领袖都在使用催眠术；是不是所有人类群体都是群众，是不是群众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一切人类群体。19世纪的科学证明了催眠现象在某一层次上显然是无意识的作用，既然人人可被催眠，那么无意识的力量将在一切集体生活的形式中都起作用。人类群体生活的结合力与动力可能来源于社会及政治理论从未察觉的无意识层次。无意识是理性的反面，是人性黑暗的一面。在自由主义的理性学说中，一切没有深思熟虑的、一切本能的、一切不受意识控制的东西都是危险的。人类非理性的一面是反社会的、无政府的、甚至是革命性的东西。理性就是要控制非理性的心理与社会冲动，政治思想史从古希腊以来一直要做的事就是让社会生活理性化。但是，勒邦的理论在根基上否定了人类政治思想的发展。他指出，那些向来被视为理性产物的稳定的社会与政治生活模式，很可能是人类群体的无意识产物。无意识是社会与反社会动力的根源。社会与政治的稳定与失稳，全不受人类理性的控制。按照勒邦的理论，理性很难说有什么社会或政治功能。是无意识的力量造就了我们的社会，改变社会，改变世界，理性只能旁观。理性构造的心理、社会、政治科学，只是一套自圆其说的理论，人们可以通过这样的理论去了解这个非理性的世界，但是这套理论究竟有什么用处，则很难验证。这一说法彻底打破了自古以来的政治理论家的信条，他们从来就相信，他们的理论对于治国、对于政治实践是有用的。但是，勒邦则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
从表面上来看，群众理论将摧毁民主理论。因为将人民视为群众，则民主就不会产生理性的社会行为。自启蒙运动以来，民主至少认为人们在选举中做出的是理性抉择。但是，按照群众理论，人们在投票时也不会做出理性抉择，不管他是否受过教育。民主制度中的选民只是在他们的领袖的催眠下选择了他们的政府官员。
群众产生领袖，但领袖并不一定来自于群众。勒邦写作的目的之一是要说明那些人可能成为群众能够接受的来自群众之外的领袖。勒邦认为群众是现代最后的一股生存力量。精英和君王如今都已过气。如今的天下，可能会有一种新的马基雅维利式的君王出现，他们操纵群众，他们利用群众的返祖性，巧妙地疏导群众的蛮劲，使群众盲从。于是，今天的文化、政治、和其他的社会成品在他们面前全都失去了功用。勒邦指出未来的政治是“自然”的与“人造”的群众领袖之争，“自然”的领袖指来自群众与群众一心的领袖，“人造”的领袖则来自社会精英，他们操纵群众以遂自身目的。这时会有两种情况，一是群众自身的领袖被社会精英化，另一种可能是精英被群众化。代议制特别有利于群众自身领袖的精英化，而工会则反之。
在勒邦那里一切社会群体都是群众。以他之见，群众是一种心态，他们有一种集团心。集团的心智不能用其任何一位成员的心智来解释。集团心有它自己的运作法则。勒邦称之为“群众一心定律”，群众的心智是无法用个人成员的心理来预测的。个体心智能做很好的推理思维，个体常常先思后行，能理性地按照理性的社会规则行事。我们可以以自我利益来解释大多数的个体行为。群众行为则无法做功利计算，群众认为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群众人经常会不顾他们日常的精明计算，做出英雄式的自我牺牲。在勒邦的理论中，传统的功利主义和社会进化论失去了解释功能。勒邦认为群体心智有它自身的运作规则。
勒邦认为群众不是群体心智出现的唯一地方。其他群体如内阁、议会、陪审团都可能出现群众式的思考。勒邦把群体排序，有些群体在较高的位置，这样的群体不太会出现群众式的思考与行动；另一些群体的位置较低，他们随时会出现群众式的危险。
勒邦认为人类社会是不能分成“群众”与“非群众”的，也不能分成“野蛮人”和“文明人”。勒邦认为现代社会是“个人主义”式的，这样的社会里个人视权利重于义务。勒邦清楚地知道，个人权利的行使，在本质上会造成所有社会范畴的流动不定。勒邦不将社会视为各种不同的群体的集合，他将社会群体与群众的相似程度进行排列。群体间唯一的区别就是某些群体可能永远不会成为群众，而另一些则常常变为群众。勒邦认为现代社会将愈来愈个人主义化，而群众也将出现的愈来愈频繁。
那些反对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者们对于自由、平等、博爱的信条没有多少信心。社会秩序将在平等面前消失。斯宾塞主义认为一个由自由的个人构成的社会将产生自然的分化。但是，勒邦说一切社会群体都有成为群众的倾向，一切群众都是“原始”的。群众中，人是没有参差不齐的，建立在个人的异质性基础上的社会秩序将会受到威胁，现代社会是群众的时代，未来是黯淡的。现代社会已经迷路了，一切社会秩序都很脆弱。人们开始寻找他们的领袖，这些领袖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精英。异质性愈来愈弱的大众寻找的是那种迎合群众心理的独裁者。
群众在身体上和精神上会出现集体英雄主义。群众的精神特质是无法预测的。勒邦相信，群众心智的思维能力微不足道，群众智力很低。群众做什么全看群众领袖，他们似乎没有意志，更谈不上理性的道德意志。勒邦认为善恶是理性的一种功能，因此他特别反感群众的暴民精神。道德之可靠，因其理性。据勒邦之见，未来的政治将是煽动家和群众的政治。群众内心里的那股想成为暴民的欲望，在等着有人来对他们施展集体催眠。精英的机会是产生自身的领袖，让群众容易相处一点。要想永远控制群众，并将他们引向非暴民的道路，将是一条极为艰难的路。暴民的蛮劲将冲破一切，文明有可能要重新开始。
结语
勒邦的群众心理学为政治理论的研究开拓了一条全新的、非理性的道路，奠定了政治心理学的基础。他的思想是保守主义的，但是他在研究中运用了当时新兴的社会学、心理学等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这为欧洲的思想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勒邦的那些有关人性本质的观点即不讨喜，也难以让人接受，但却至关重要。在二十世纪的社会和政治中，很多人认真地听取了他的忠告。1920年代，勒邦的思想达到顶峰。他的预见令人震惊，他预见了20世纪所有的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发展。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坚持要会见勒庞，他曾经于1914年认真阅读了勒庞的作品。有两位政治人物，不但通读了勒庞的著作，而且将勒庞制定的规则付诸实践，他们就是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我们可以从这两位二十世纪最大的魔头的所作所为上，看出勒邦的重要性。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三一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