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
义和团运动，从人民的层面讲，无疑是爱国义举。从统治者的层面讲，却不过是弄权之术。
义和团原本不过被视作黄巾、赤眉之类的“匪贼”，屡遭官府痛剿。而从1900年6月起，义和团却摇身一变，成了天之骄子。如此巨变，其实并非义和团之福。因为，如此巨变，并非统治者与义和团“精诚合作”所致。统治者其实毫无诚意可言。当时，慈禧与列强的关系急剧恶化，慈禧的个人地位由此动摇。出于对丧失权力的恐惧和对列强的深刻怨恨，黔驴技穷的慈禧，只能打出义和团这张牌，借义和团之势向列强施压，以迫使列强让步，认可她的个人统治的合法性。换句话说，慈禧需要打民意牌，以应付外力刺激下形成的迫在眉睫的统治危机。既然对义和团不过是姑且利用，也就注定了义和团终究被抛弃的命运。
重重机关，天真的义和团竟浑然不觉，还以为朝廷真对他们另眼相看，真要授他们以保家卫国的重任呢。于是怀一腔爱国热血，由江湖而入庙堂，由边省而入京师，纵横驰骋，豪气干云。他们哪里知道，他们踏入的不过是死地。
慈禧对列强衔恨极深，但她也没有和列强决一死战的勇气。她何尝不知，当年尚且败于蕞尔小国日本之手，如今与几乎所有列强为敌，岂有胜券可操。她的初衷，不过威慑而已。但当威慑失效，列强迫她“归政”的所谓“绝密情报”传来，慈禧终不免恼羞成怒。四十年治国经验至此荡然无存，有的只是歇斯底里，有的只是破罐子破甩的癫狂。正是在这样的癫狂之中，她做出了杀尽境内所有洋人、对十一国同时宣战的极端弱智的决策。个人的一闪念，立刻便无可挽回地把整个民族推向了深渊。
然如此阴暗，但在形式上，慈禧却是无比圣洁。其宣战上谕一方面历数列强“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等滔天罪状；一方面自我美化到极致：“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体沦肌，祖宗凭依，神祇感格，旷代所无。”好一副人民救星、主权卫士的派头，似乎其宣战决策完全出于爱国爱民的凛然大义。正是受这样的感召，义和团会众走上了疆场，杀公使，烧教堂，攻使馆，义无返顾，前仆后继。他们以为他们是在爱国，他们以为他们生得光荣，死得壮烈，但实际上他们不过是慈禧与列强“手谈”的棋子、不过是捍卫慈禧宝座的炮灰而已。
尤为可悲的是，多少听从政府号令走上疆场的义和团会众，甚至不是死于敌人的炮火，而是死于政府的计谋。天津西郊的杨村之战，义和团奉命上前线冲锋，不堪敌人机枪扫射，掉头逃跑，却又为清军所阻。两面机枪夹击之下，死伤殆尽。东交民巷之战，如慈禧战后所云，“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换句话说，慈禧其实并非真战。其亲信荣禄对此心领神会，深怕敌方不支，而致使馆夷为平地，因此不惜里通外国，令人假扮走私窃贼，大量接济使馆守军火药子弹，以加强使馆防御。而攻打使馆的义和团会众和清军官兵哪能察知此中隐情，仍猛打猛冲，那些牺牲者至死也不会知道，给他们以致命一击的枪弹，就是他们的统帅荣禄给敌人提供的啊！
慈禧以烧香念咒、或间有“特异功能”的气功师主导的义和团去抵挡装备精良的八国联军，焉有不败之理。当国破之日，以主权卫士自命的慈禧哪里去了？爱民如子的慈禧哪里去了？她望风而逃了，把不可计数的珍宝留给敌寇的行囊，把成千上万的子民留给敌人的屠刀。她最终是全身而还，她的都城，她的人民却历经劫难。专制统治者的人格不可信，专制统治者宣称的爱国不可信，这一点，庚子之役是最生动的一课。
今天，我们对义和团多有责难。责难他们砸海关，拔电杆，封邮局，责难他们盲目排外，责难他们误国。在我看来，这些责难和从前对他们的美化一样的不公。人民是没有责任的，在一个愚民政策盛行了几千年的国度，在一个完全不存在多元信息交流的国度，要人民理性，要人民成熟，那是对人民的苛求。人民只能出于他们的直接经验，只能出于他们质朴的情感去行动，去保家卫国。他们这样做了，就是尽到了他们的义务。造成灾难的不是人民，是统治者，是为了固守个人权位而不惜以万里江山为赌注，以亿万子民为人质的叶赫那拉氏，是企图“挤入国际轮盘大赌场，却不知如何赌法，既无赌术，又无赌品，更无赌本，只知乱下赌注，瞎赌一场”（唐德刚语）的满族亲贵。换言之，只有统治者才是误国者！
但是，我们却不能说，人民永远没有责任。今天的中国，已不是百年前的中国，今天的人民，已不是百年前的人民。只有爱国，只有热血，只有勇气，只有正义，百年前的人民可以这样，但，今天的我们没有资格这样。我们应该有更多。必须有更多，我们才配称今天的人民，我们才能尽我们的本份，我们才能既建设强大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更建设我们最最缺乏的强大的制度文明！只有在同时具备强大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之后，我们才能既防外患，更绝慈禧之类的内患。我们的祖国才不会重演百年前的奇耻大辱！
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这是庚子之役留下的启示，这样的启示，在今天尤其具有警钟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