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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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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的前后，批林批孔的事项在幕后悄悄酝酿。7月毛泽东在跟王洪文、张春桥的一次谈话中说，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在这之前，迟群、谢静宜向毛泽东汇报说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论，毛马上敏感地问，林彪有哪些孔孟的言论或者类似的语言？他当即让迟群、谢静宜搞一个材料送来一看，并说：“噢，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见《江青、姚文元、迟群、谢静宜1974年1月25日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毛开始筹划一场全新的思想政治运动的格局，精心寻觅每一步战机，但多数地方党组织却因不知内情而缓慢地、被动地相跟着。
直到1973年10月在北京市委召开的区、县、局负责人座谈会上，市委书记处书记丁国钰谈及第四季度工作安排时还表示，“重点还是学习十大文件，批林是主要的，这点不能含糊。”但他也透露说，批孔问题，在今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有指示，清华、北大做了大量工作，全市是刚开始，准备通过批孔，深入批判林彪的反动思想体系。他只是含混地说，批孔主要是在大学，中小学主要是老师，“不懂得什么是儒家、法家，搞不清，那也不行”。（见1973年10月20日《关于一九七三年第四季度工作安排的意见》）在这里，主管文教的丁国钰言语中有点轻待之意，把“批孔”单纯地看作是一场“正面教育”活动，明显低估了即将到来的这场运动的呼啸效应。
1974年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为该年中央一号文件下发，谋划已久的批林批孔运动由此正式拉开大幕。此后北京市任何一级党组织的公文统一带上该运动的行头，照例扣紧运动的主题，在各自的工作领域加以阐述和发挥。文革期间不少专项运动只开展了一年或半年，后脚跟着前脚，大量机关文件都可随风向而定调子，依据最新中央文件、两报一刊社论和重点文章，巧妙地更换了运动主体的词语系统。有时这种文件内容转换极为壮观，数夜之间党政机构来往公文全部变更面貌，切换得丝丝入扣。
譬如1974年2月5日，按惯例发出当年度纪念三八节的通知，市妇联一改1973年度“批林（彪)批陈（伯达)整风”的政治言辞，完全演变成了一套全新的时兴话语系统：
今年纪念“三八”节的各种活动，必须紧紧围绕批林批孔这件头等大事，发动广大妇女积极投入这场重大的政治斗争中去，对孔孟之道、尊孔反法思想发起新的进攻，充分利用林彪这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信徒的反动嘴脸，对广大妇女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
要大造革命舆论，使广大妇女认清，批判孔孟之道，绝不是什么学术问题，不仅仅是文化学术部门的事。批孔是批林的重要组成部分，批林必须批孔，不批孔就不能深入批林。斩草要除根，批孔就是挖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根子，因此，抓好批林批孔，就是抓大事。
狠批林彪、孔老二男尊女卑的反动思想，树立妇女的革命志气和抱负；批判和抵制反映在婚姻家庭方面的早婚早恋、包办买卖、大要彩礼、大摆酒席、封建迷信等旧习惯势力，与旧的传统观念决裂。几千年来妇女深受孔孟之道的害，她们对孔孟之道最恨，对孔孟思想的反动实质看得最透，只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广大妇女一定会在批林批孔这场斗争中充分发挥作用，批出新的水平，做出新的成绩。（见市妇联《关于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意见》
团市委也依每年纪念活动的惯例，在4月5日向市委呈上纪念“五四”运动的请示报告，开头就首先强调：“今年的纪念活动，要以批林批孔为中心内容。教育广大青年发扬‘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革命精神，进一步掀起批林批孔新高潮。”报告中马上切合到当下的斗争主题：“当前，各级团组织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按照《人民日报》三月十五日社论《再批‘克已复礼’》的精神，发动广大青年深入揭露和批判林彪阴谋篡党夺权，‘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罪行，坚决同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复辟势力和修正主义回潮作斗争。”（见《关于纪念“五四”运动五十五周年活动的请示报告》）
据市委办事组的统计，从1974年3月下旬到7月底市委向中央呈送的报告二十四件，市革委会给国务院的报告四件，共计二十八件。从报告的内容看，有关批林批孔的报告比较多，共十二件，占上报总数百分之四十三。（见1974年8月11日市委办事组《今年第二季度市委、市革委给中央、国务院写报告的情况》）细翻篇目，大都是报送北京市几个重点单位开展批林批孔的情况，其中有推广价值的是首钢炼铁厂、海淀区中关村一小等。文件上下运作之中，总会推动运动细微的走向，找到一些发酵的事件点，并适宜于一些人幕后策划，后来果然发生中关村一小的黄帅反潮流事件，一度造成全国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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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县红星公社一向是北京市开展政治运动的热闹单位，此次还是以规模大、活动多、成绩显著而遥遥领先。市委1974年10月15日向中央上报红星公社党委撰写的材料《普及、深入、持久地批林批孔，用社会主义占领农村的思想文化阵地》，作为北京地区的先进典型加以推介。
红星公社共有八万社员，公社党委从中挑选组织“五大员”（理论辅导员、广播通讯员、图书管理员、革命故事员、文艺宣传员）近四千多人，让“五大员”登台讲课、办墙报、编演节目。材料中称，全公社有固定的学习时间，一般每周有半天加两三个晚上（或下午出工前）。同时，地头休息时说段批林批孔的快板。晚上收工以后，利用广播说新书、讲故事，使群众随时随地都能受到教育。有的贫下中农高兴地说：“咱们的批林批孔可真带劲，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有位贫农老大娘，外出串亲威，刚住两天就呆不住了，坚持要回家。她说：“我们队天天说新书，一天不听就觉得少点啥。”双桥北队自编《妇女赞》，大部分社员都会背诵。一个男社员过去受“男尊女卑”的影响，总觉得男人搞家务就低人一等，学了《妇女赞》以后提高了觉悟，主动帮助爱人承担家务。
最能显示战绩的是，七十六个大队搞了儒法斗争史展览，九十个大队对宣扬孔孟之道的坏书《论语》、《三字经》、《名贤集》、《弟子规》等进行了批注，有的队还注释了《商君书》、《孙子兵法》等法家著作。庑殿二大队理论小组组长卞慧俭记了三十多万字的读书笔记，同北大哲学系等教师一起注释法家著作《荀子》，这本书后来列入全国出版规划。
材料中特别提到的一笔是，运动大大推动生产，该年公社夏粮取得了历史上最好的收成，总产增加近三成，其中小麦增产百分之四十二，单产达到了五百二十四斤，一季度超额完成全年粮食征购任务。
另一个上报中央的先进典型是密云县穆家峪公社，特点是“打了一场批判‘男尊女卑’的人民战争”。当地流传较广的《妇女家训》被当成斗争靶子，狠批林彪、孔老二鼓吹的“妇女无用”、“男治外女治内”等谬论，过去被视作“禁区”的活茬如撒种、扶耠子等，都被女社员“闯入”。现有二十一个大队党支部，有女干部四十名，其中党支部书记一人，副书记十人。评工时，群众一致认为女饲养员比男饲养员喂猪喂得好，给女的评了七分八，给男的评七分六。（见1974年12月1日市委致中央《密云县穆家峪公社批判“男尊女卑”，发展大好形势》）
在回顾1974年总体经济形势时，市委向中央汇报称，全市工业战线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广大工人、干部深入批判了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已复礼”的反动纲领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从各个角落扫除孔孟之道和剥削阶级的思想流毒。报告中强调，革命推动了生产，批林批孔的深入发展，从根本上提高了广大职工的政治觉悟，调动了社会主义积极性。全市工业总产值完成一百三十六亿七千万元，比一九七三年增长百分之八点九。一百六十一种主要品种中，有一百二十四种提前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占百分之七十七。（见1975年1月25日市委、市革委会致中央、国务院《一九七四年工业生产情况报告》）
市委炫耀的一点是，批林批孔运动中，全市培养了拥有六万多人的工人理论队伍，评注法家著作，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批判坏书。报告中引用首钢炼钢厂职工的诗作：“悠悠两千年，小丑当圣贤，历史要重写，工农谱新篇。”该厂向上汇报说，他们批判了《三字经》，编写了《钢铁工人三字经》；批判了《名贤集》，编写了《群言集》；批判了《女儿经》，编写了《钢铁女工赞》；批判了《神童诗》，编写了《青年诗》。
“批林批孔步步深入，生产逐月上升。”市委在报告中一一列举说，木城涧煤矿连续八十六个月，月月超额完成了国家原煤生产计划。针织总厂出现了讲路线、讲党性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提前五十八天完成了全年生产任务。二七机车车辆厂党委坚持抓大事、抓路线，提前一个月胜利地完成工业总产值计划和机车修理任务。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一些后进企业也逐步改变了面貌。北京发电设备修造厂领导干部长期不团结，成为一个老大难单位。批林批孔中，党委“一班人”从路线上提高了认识，结果各项工作大有起色，提前二十天全面完成了国家生产计划。
展现了全新的成就之后，市委对此定调是，“广大职工坚持业余闹革命，以革命和生产的新成绩，痛击林彪、孔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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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林批孔运动启动之后，没料想遇到清明节扫墓的难题。本来根据多年来沿袭的习惯，每年清明节前后官方都要组织各单位的职工和学生到八宝山革命公墓进行扫墓活动，其本意是对青年职工和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而且大都在已故领导人任弼时墓前举行简单仪式。但是适逢开展批林批孔，北京有些群众向市委提出，当前正在批判孔孟之道，再搞清明扫墓是不相宜的。
从当时高涨的运动形势来看，批判“孝悌”的文章已经大量见报，大有横扫封建旧风俗之势，清明扫墓无形中已成了一个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对高层的压力反而倍增，市委人士对此颇费思量。在上报中央的报告中，市委提及停止或废除扫墓的四大原因：
一、按旧习惯，“清明”节是“鬼节”，清明扫墓是祭鬼，添坟是旧风俗习惯，也是孔老二宣扬“孝悌”、“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致孝乎鬼神”，主张复礼的一个内容。因此“清明”扫墓应予废除。
二、往年“清明”节扫墓从三月二十五日就开始了，一直搞到四月中旬。去八宝山扫墓的多达几十万人，最高年份达到五十二万人，最多一天有四、五万人。由于人多拥挤，实际上达不到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目的，有的甚至形成春游活动。
三、当前全市正在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几十万人集中在几天内到八宝山搞扫墓活动，会影响各单位的批林批孔运动，影响抓革命、促生产。同时，为维持秩序和安全保卫工作，公安及有关方面要投入很大力量，必然会影响这些单位批林批孔运动的正常进行。
四、现在八宝山没有开放，几十万人从市区至八宝山，必然给公共汽车运输增加压力，造成交通拥挤，影响西郊工厂、企业职工上下班的运输。（见1974年3月24日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清明”节前后八宝山革命公墓扫墓活动问题的请示》）
在该报告的草稿中，首先谈及孔孟之道“孝悌”思想的危害性，竭力强调几十万市民参与扫墓、几万安保人员投入现场，必然会影响这些单位“批林批孔运动的正常进行”。市委书记吴德对报告草稿再三修改，删除一些过份的话语，尽力让报告行文简略。譬如在第一节原因中，论及孔子宣扬“孝悌”之处，他用铅笔删去“是维护反动阶级利益的”这一句话，多少顾及了扫墓的悠久民间风俗传统，淡化其间严厉的政治色彩。在第三节原因中，有意删去“除民政局抽调很多干部参加工作外，还需要公安部门、商业部门、工人民兵以及石景山中学师生（参与)”这样安保的具体细节。
市委提出一个强硬的意见：我们欲从今年开始停止“清明”节扫墓活动。同时，报告中还附加一个软性过渡办法，以应付高级干部家属的扫墓需求：“为了照顾已故革命干部家属的思想情感，‘清明’节前后仍允许家属到骨灰堂瞻仰骨灰。”
本来扫墓问题归属民政类，按常理应该上报国务院系统，市委办事组工作人员也觉得拟上报国务院，但“仔细考虑”此事同批林批孔运动有关，似乎上报党中央系统更为妥当。吴德已批示“报告（中共）中央办公厅”，办事人员又觉得“改向国务院请示不妥”。（见1974年3月24日市委办事组贾汀致吴德手写信原稿）最终吴德指示：“可以报国务院。”这样这份报告同时送达中办、国务院办公厅，第二天（3月25日）即送至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的手上。
从档案原件中可以看到，这份报告有中办秘书处印章，标号为“中央传阅文件第1500号”，国务院印章收文为“国817号”。报告上方有手写“洪（74）2072”，印章上写着：“请国锋同志批示”。这表明，身为副主席的王洪文当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依例将文件转给负责公安、民政事务的华国锋处理。
华国锋处理此类公务，行事一向谨慎。收到北京市委“立即停止八宝山扫墓”的报告后，他感觉到该决定稍有偏激之处，担心群众不能平和接受。他与吴德取得联系，表示自己对此问题有所担忧。他在报告原件上，用铅笔写下如下意见：“请总理、洪文、春桥、江青、文元、先念、登奎、东兴同志批示。和吴德同志商量，不采取下通知停止的办法，而采用通过各级进行宣传教育的办法，使群众自觉地不再搞清明节扫墓活动。华国锋3月25日。”
在档案原件中，提及的八位领导人名字均划圈，以示相关领导已传阅并同意。患重病的周恩来划圈后，用铅笔引出一条细线，写下“同意国锋吴德两同志商量的意见”这句话，表明周对华国锋处理办法的认同。
华国锋“通过宣传教育而使群众自觉不再搞扫墓活动”的委婉之举，避免实施市委及吴德原本强硬、上纲上线的“停办”举措，化解可以预料在八宝山发生的民间冲突。像批林批孔这样最高领袖发动的政治运动，可以引领民众所向披靡，但是一旦涉及传承已久的民间情感生活习俗，难免会引发较大的争执和不满。华国锋的意见是务实、可取的，因为加大宣传力度，在各单位事先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因而总算使当年的清明节扫墓活动低调、平稳地运行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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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全国掀起一股工农兵注解法家著作热潮，各省市都使出高招，眼花潦乱。北京市急于在工厂中“培育”出一两个典型，抢先向中央上报，最早挑中的是人民机器厂动力科工人理论小组。
这个理论小组有两名老工人、八名青年工人、一名技术员，尝试编出《法家诗选注》、《农民起义军反孔批儒诗歌选注》，一时声誉鹊起，市委于1974年11、12月连续将他们选注的书稿送上中央。
这两部书稿实际上是简易的小册子，选注的篇目与别的工厂理论小组的篇目也是大同小异，法家方面不出刘邦、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李贽等范围，评价用词夸饰，程式化严重，陷入儒法斗争的虚拟笼子，不具备学理基础。如对刘邦《大风歌》，评注是“以磅礴的气势、豪迈的语言，抒发他渴求得到更多的猛士守卫国土、以巩固胜利成果的心情，反映地主阶级在上升时期坚持前进、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柳宗元《冉溪》有“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的诗意，注解是：“柳宗元参加王叔文革新派活动失败后，被保守势力迫害，剥夺了他在中央参与国家大事的权力。这首诗抒发他坚持战斗不屈不挠的决心和信心，在贬官流放当中，仍然自强不息，积极准备战斗。”李贺《杨生青花紫石砚歌》有一句“孔砚宽顽何足云”，直接被说成“不仅仅是贬斥孔老二的砚台，而是对孔孟之道的大胆挑战，充分反映了李贺这个青年诗人敢于反潮流的精神。”
《农民起义军反孔批儒诗歌选注》则集中选了黄巢、洪秀全、义和团无名氏等“造反领袖”诗作，内容直白，杀气冲天。黄巢的“我花开后百花杀”一句，说成是显示“作者革命造反的必胜信念和压倒一切的革命气魄”；义和团所传的《扛起扎枪拿起刀》有“宁可犯下造反罪，先让洋人祭了刀”两句，注解为“义和团的革命战士对儒家的投降之道、卖国之道的有力批判”。
到了1974年夏季，围绕“三字经”专题，北京市精心谋划后推出最拿手的大项目：一方面是组织狠批《三字经》，另一方面重新编排撰写《三字篇（歌）》，从中选优，直送中央。有记载说，政治局开会时曾过目地方选送的这些“新三字经”，多有赞赏之语。
最早呈报中央的，是市仪表工业局理论小组编写的《批判“三字经”的讲解材料》，从档案原件来看已具备红头文件的模样。材料一开始就直奔主题：“《三字经》是贩卖孔孟之道的骗人经，维护反动统治的卫道经，是地主资产阶级用来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经。”又称大捧《三字经》的刘少奇、林彪为“孔孟的忠实信徒”，“开历史倒车”。文章中说，《三字经》所列举的十七个“苦读成名”例子，就是“鼓吹反动的天才论”，“总结了地主阶级的反动经验，好世世代代压迫、剥削人民”。
8月13日市委报送中央的“新三字篇”共有四篇，目录上顺序为北京市机械施工公司第五施工处工人张海田、曹治英的《新三字篇》、顺义县天竺公社理论小组的《劳动人民反孔斗争三字歌》、《劳动妇女反孔斗争三字歌》，东城区北新桥街道居民的《街道妇女新歌》。这些新“三字篇”正式列入红头文件中，三字一句，分行排列，整齐划一，在中共党内几十年形成的文件系统里绝对是独树一帜。
顺义天竺地区多产农民诗人，他们写诗总是能得风气之先，适逢中央号召，写“新三字经”更是得心应手。《劳动人民反孔斗争三字歌》传诵一时，在套用批孔叙事框架之中字词通达：“孔老二，编邪说，要克已，为复礼，搞复辟，开倒车。说三纲，道五常，贩中庸，搞调和，天命论，讲唯心，散谬论，为剥削。要革命，必反孔。”
《新三字篇》作者张海田、曹治英则是市机械施工公司工人，学历、经历不详。从初稿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所宣传的儒法斗争史料掌握熟练，铺排尺度符合上级的口径，譬如：“孔老二，造歪理，《论语》中，有所记。孔丘死，孟柯继，说‘性善’，天赋予。观其踪，查其迹，唯心论，作依据。人之性，分阶级，剥削者，假仁义，榨血汗，用其极，心残忍，行暴戾。”尤其像“全人类，装心里，要解放，苦兄弟，贡献出，毕生力”之类句子，多是当年人们熟悉不过的“豪言壮语”，严格押韵，又接近革命化的口语。
在档案原件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几位高校教师、市委秀才班子成员在初稿中修改添加的痕迹，加大所谓“时代呐喊声”的份量，譬如“谁创造？是奴隶。有记载，多歪曲，三字经，是其一。工农兵，齐奋起，把历史，重评议。”“无产者，新阶级，干革命，最彻底。红十月，炮声激，送马列，传真理。红太阳，韶山起。”这都是有意地拔高主题，比工人作者更具有强烈的、迎合上层意图的政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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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初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下达后，为适应批林批孔运动的需要，《北京日报》发行份数激增。3月19日北京日报社党委紧急给市委负责人吴德、丁国钰写报告，内中称：“截至三月一日已发行到四十一万三千份（市内三十三万，外埠八万三千），两周增长近六万份。继续增长的趋势仍很明显。”但是，因没有充足的纸张供应，报社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只能停止扩大发行。市委曾经指示市一轻局为《北京日报》生产代用新闻纸五百吨救急，但也无济于事。
国家分配给《北京日报》的新闻纸是二千七百五十吨，发行报纸的底线为三十五万份。迅猛的批林批孔运动展开以后，许多工厂班组、郊区生产队、学校班级、街道工厂及新建扩建单位因开会学习需要，迫切希望订到《北京日报》，但邮局以“纸张困难”为由拒绝订阅，招致基层单位的严重不满。
无奈之下，市革委会出面，3月27日向国家计委写报告求援，理由为：“为发挥《北京日报》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作用，满足本市基层组织和群众订阅《北京日报》的需要”，“至少需增发十万份，需用新闻纸一千吨”。（见市革委会致国家计委《关于申请增拨《北京日报》新闻纸的报告》）但是，面临的是全国性的学习热潮，各地普遍报告纸张困难，国家计委依旧是束手无策。
1974年初，北京全市路名整顿方案已经市领导审核通过，四千多块胡同标牌陆续开始烧制，并预计3月底烧制完成。此时批林批孔运动蓬勃兴起，有一些敏感的群众向市委反映，建议城区内一些“明显反映孔孟之道”的路名，是否改一下为好？而且有报告称，如按“忠恕里”路名烧制，负责烧制的工人也会有意见。副市长万里接报后，用铅笔批道：“我看这些意见很好，请找有关人研究一下，给市委写一报告。目前这些有问题的街名暂停烧制。”（见1974年3月11日《市城市规划管理局致贾一平并报万里、刘传新、周荣国同志》）
市规划局派人调查统计，居然查出有孔孟之嫌的胡同名有百余条，譬如《论语中》有“里仁篇”，有“里仁为美”之说，胡同名称中就直接有“里仁街”，其它类似的还如居仁里、仁寿路、仁民路、同仁夹道、崇善里、孝友胡同、福禄巷、恭俭胡同、弘善胡同等，百条涉嫌胡同名单附在报告之后，请市里领导阅示，是否需要更改？规划局的一些干部还热心建议，能否按谐音修改名称，譬如“里仁街”是否改为“里人街”、“育仁胡同”改“育人胡同”、“忠恕里”改“众书里”、“儒福里”改“如福里”、“贤孝里”改“贤效里”，“孝顺胡同”干脆改回文革初期的名称“众红胡同”。
1971、72年北京市刚刚费劲地把文革初期破四旧废除的胡同名称恢复，哪想到喘息不久又逢新的政治变故，市领导集体研讨后颇感棘手，改与不改各有难度，如果烧制不妥，也会引发各种批评。就是按新改名的胡同烧制，市领导也无法一时做出决断。最后只能悄悄决定，烧制任务完成之后暂不安装标牌，原公安、市政、房管、规划四个局组成的联合办公室办理交接手续后，即可结束办公。
1974年夏秋之际，北京市考古部门在丰台区黄土岗公社发现一座汉代大型土坑木椁墓，根据史载和实物资料，初步推断可能是西汉昭帝时期的法家燕王刘旦或他的儿子广阳顷王刘建。此时挖到一个著名汉代法家人物的墓地，正逢其时，市委马上断定可以“为研究汉代儒法斗争史增加了新的内容”，挖掘工作可以“配合当前批林批孔运动”，相信“在广大工农兵群众中会产生较大影响”。
为此，市委、市革委会不嫌麻烦，组织市区各单位的群众轮流到郊区的挖掘现场参观，短短两三个月内竟高达一万五千人次，长二十六点七米、宽二十二点六米的墓圹周围天天挤满了人流，是中外考古挖掘史上罕见的景象。1975年2月14日，市委、市革委会致中央、国务院《关于大葆台汉墓发掘工作的报告》，一再强调此举“丰富了人民群众对自己的历史和创造力量的认识”，并特意引用一位观众的感受作为报告的结语：“两千年前，我们劳动人民就创造出这样宏大、规模这样复杂的地下宫殿，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艺术才能，这是对林彪、孔老二宣扬的‘上智下愚’谬论最有力的揭露和驳斥。”
1973年在平整土地的过程中，在房山县琉璃河公社刘李店、黄土坡一带，发现一处东西长七华里、南北宽二华里的商周时代遗址。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火热之际，市委宣布其遗址中最有价值的是六座西周早期的奴隶殉葬墓，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这样描述道：“奴隶们有的被横埋在奴隶主脚下，有的被摆在椁上，甚至被塞在棺椁之间的夹缝里。这种奴隶被活活杀殉的惨状，无情地揭露了孔老二疯狂鼓吹‘克已复礼’的血腥罪行……戳穿了孔老二‘仁者爱人’的虚伪和欺骗。”（见1975年2月14日市委、市革委会致中央、国务院《关于房山县琉璃河商周遗址发掘情况的报告》）
市委当即决定，这些西周奴隶主残杀奴隶的血腥遗迹，作为阶级斗争的生动教材，将在原地按原状保留下来。市委下发通知称，这批墓葬应该“成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批林批孔的战场”。据统计，1974年到发掘工地参观和举行批林批孔现场会的工农兵群众近四万人次，考古工地每日车流不息，人声鼎沸。
市委报告形容说，面对殉葬奴隶的累累白骨，到场的群众无不愤怒声讨，更加激起对林彪、孔老二鼓吹“克已复礼”罪行的仇恨，一致表示“我们决不许历史重演”。但是，1974年底，随着中央又号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林批孔运动很快转向低落，渐无声息，这些热闹一时的奴隶殉葬墓的遗址又变得冷清空荡，终日喧嚣的景象难于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