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Louisa Thomas
编译 ｜ 田歌
来源 ｜ New York Times
就在里约奥运会开幕前一天，国际奥委会宣布放行271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这意味着原定387人的俄罗斯代表队中有接近1/3被禁赛。7月中旬，世界反兴奋剂组织曾发布报告指出，俄罗斯政府支持运动员大规模使用禁药。报告发布后引起轩然大波。
现代奥运会自1896年起于法国男爵顾拜旦之手，这个看似精巧复杂的仪式背后，永远都是参赛者的体育品格。里约奥运会还没开始似乎就变成了一场灾难，水源污染，国家进入严重衰退，政府陷入政治丑闻，城市犯罪率居高不下，然后俄罗斯兴奋剂丑闻又来凑热闹。真正的问题在于，奥运会究竟代表着什么样的理想主义精神。
1904年圣路易斯奥运会的马拉松比赛的终点线前，美国运动员托马斯·希克斯踉踉跄跄快撑不住的时候，他的助手给他打了一针番木鳖碱（现在常用作老鼠药）和白兰地来给他醒神。在希克斯之前冲过终点线的是另一位美国人——弗莱德 · 洛尔斯，但是希克斯却被宣布为冠军，因为在比赛途中教练开车载了洛尔斯11公里。当时人们都认为是洛尔斯作弊了，而希克斯没有。
两周前，国际奥组委宣布，俄罗斯运动员可上诉到各自的国际运动联合会，以争取在里约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对于许多反对兴奋剂的官员和运动员，这一项决定令人寒心，他们一直期待着奥组委颁布针对所有俄罗斯运动员的禁赛令。之前，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发表了一份近百页的独立报告，为俄国政府对兴奋剂的支持体系提供了证据。
证据显示，俄罗斯政府给运动员提供兴奋剂并掩盖药检结果。具体操作手法媲美谍战大片。据报告称，在索契奥运会期间，俄罗斯反兴奋剂实验室前主任格里戈里 · 罗琴科夫博士将禁药类固醇药物溶于男人喝的芝华士酒和女人喝的苦艾酒中。喝了这两种鸡尾酒，运动员体内的类固醇检验窗口期缩短到3-5天，一旦过期就难以查出。在索契奥运会前期，俄罗斯官方事先冷冻封存好参赛运动员的清白尿样。当运动员的问题尿样流入莫斯科实验室后，俄罗斯工作人员会半夜偷换或销毁这些样本。实验室墙上留有「老鼠洞」，他们避开外国工作人员，通过小洞传递替换尿样。
2014年底，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对莫斯科实验室进行突击检查，罗琴科夫主导销毁了1417份问题尿样，但是还是被查到37个。他马上向俄罗斯体育部副部长汇报了这件事，副部长派出了「魔术师」清场——联邦安全局的特工潜入实验室，对尿样瓶做了手脚，使其能够在被打开后还能像原来一样封口，以便于工作人员更换尿样。报告还称，俄罗斯运动员在三十多个项目上都有作弊。国际奥组委称：「第28届奥运会中任何一个项目的俄罗斯运动员，都应该对奥运会岌岌可危的信誉承担一份集体性责任。」
毫无疑问，兴奋剂践踏了体育运动的尊严，获得不公正的优势的另一种说法就叫作弊。但是好像也不总是这样，不然希克斯早和洛尔斯一样被踢出奥运会获奖名单了。那是怎么回事呢？一方面兴奋剂的使用越来越成为一种「老练」之道，另一方面我们对体育运动的理解也昨是今非了，当下的兴奋剂事件不妨解读为一种理想主义危机——关于奥林匹克运动精神原义的理想主义，而现在信仰的大厦已经崩塌。
现代奥运会于1896年起于法国男爵顾拜旦之手，有感于日渐「阴柔」的法国，他将目光投于英国体育文化，秉持着对古典事物的迷恋，他将奥林匹克文化杂糅进去，就这样，现代奥运会寄予着顾拜旦对于选拔冠军和培育品格的双重期待。竞技游戏的目标在于赢，奥运会也并无不同，但是对于反传统的的顾拜旦来说，这层含义远远不够，「人生中的重要的部分不是赢，而是斗；关键的不是已经赢了，而是斗得爽。」这是他的名言。无论跑步、摔跤还是滑雪，奥运会这个看似精巧复杂的仪式背后，永远都是参赛者的体育品格。
1920年安特卫普夏季奥运会上，顾拜旦写下被视作奥运会主旨的誓词，「我以全体运动员的名义宣誓，为了体育的光荣和我们运动队的荣誉，遵守规则，以骑士精神参加本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骑士精神」这个词即使在当时也是一个古老说法，这个词旨在呼吁一个更加美好、更加高贵的世界，拼尽全力完成一场比赛即为一种高贵。他们认为，一个真正的运动员就应该竭尽所能追求卓越。
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体育的生存威胁并不在毒品，而是职业性。人们认为，如果奥运会运动员变成职业性的，去追求物质利益，那么运动精神或者运动员精神将会被玷污。
典型的例子就是现代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之一——吉姆 · 索普。他辗转于各个印第安人寄宿学校，九岁双胞胎兄弟去世，随后母亲去世，十六岁时父亲去世。在1912年夏季奥运会上，索普赢得了五项全能和十项全能的冠军，但是第二年他就被曝出在参加奥运会之前已经参加过半职业棒球赛。当年的国际奥组委一致决定剥夺了索普的奖牌。他每场比赛只挣了两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五十美元），他当时有多需要这些钱，这都不重要了。索普的种族和贫寒出身固然使他变成了一个好打的靶子，但是几十年来，即使面对奥运会业余理念的公然挑衅与侵犯，国际奥组委仍然坚持剥夺索普奖牌的决定，将奥运会限制在业余爱好者中，以防止奥运会腐败。在1960年的《体育画报》关于奥运会业余性的辩论文章中，国际奥组委主席艾弗里 · 布伦戴奇的支持者之一说，「如果我们现在淡化这项规则，那么奥运会八年之内就会玩完。」 布伦戴奇和他的粉丝对待这项业余原则十分谨慎，甚至有些形而上学，他的一个同事还说这是一个「精神问题」。
兴奋剂在当时也被认为是个问题，但是在只在业余原则受侵害的情况下才被提及。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速滑运动员在变虚弱之前一直吃硫酸苯丙胺，自行车运动员吃的是血液扩张剂。一次一个美国举重教练怀疑一个打破纪录的苏联举重运动员吃药改变体质，他没有喊冤，反而自己尝试注射睾丸素和市面上的代谢类固醇，还鼓励其他运动员也打这种针。
七十年代，东德开发了一个名叫国家计划14.25的项目，每天给运动员吃小蓝药片，告诉他们是维他命，事实上是口服的4－氯去氢甲基睾酮。这种类固醇药物会让女人面部毛发旺盛，音色低沉，会让男人乳房发育，还会使男女都长痤疮。在纪录成绩越来越低的时候，「游泳池边的训练格言变成了『不吃药就去死』，」一个游泳运动员后来说，「你压根儿不能拒绝吃药。」但是即使是在不强制吃药的国家，吃药还是蔚然成风。美国田径运动员哈罗德 · 康诺利在1973年告诉国会调查人员，他所知道的绝大多数国际田径运动员在提高成绩这件事上都无所不用其极。
国际奥组委反应得太慢了，1962年才开始成立委员会，给禁止的药物，相关协议，相关测试列清单，第一个落马的运动员却是因为过量饮酒。直到1988年首尔夏季奥运会的兴奋剂丑闻发生后才开始正常点，这场奥运会的男子百米冠军本 · 约翰逊的药检发现问题。巧的是这是第一次职业运动员受允许参与的夏季奥运会。当然几十年来「业余的」运动员会收到花样繁多的补贴，美国运动员受学校补贴，苏联运动员受政府补贴，拿假工资，进行全日制训练。改变局势的当然是电视的引入，巨额资金涌向体育竞赛，涌向运动员，涌向公众对看到更好的运动员，更好的团队，更好的体育比赛的期待里。
业余爱好者精神对真正的运动员精神十分必要，但曾经的信仰已经一去不返了。它在与国际奥组委差不多同时建立的组织——全国大学体育协会里仍然存在着。如何在面对紧迫商业化压力的时候能够使运动保持理想主义？奥运会和体育本身代表了什么样的理想主义？这些问题都还没有答案。但已经不再是一种精神上的问题了，变成了一种纯粹物质上的问题。奥运会的重要问题开始与兴奋剂相关。
九十年代，国际奥组委开始对广泛使用兴奋剂的情况进行整顿，最终于1999年成立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2000年，国际奥组委自1960年以来第一次修改了奥运誓词，8月5号在里约奥运会开幕的时候，一个巴西运动员将会执奥林匹克旗帜一角，诵读着：「在所有参赛者前，我庄严宣誓，我志愿参加奥运会，尊重并遵守规则，不食用兴奋剂及相关药品，发扬纯洁的运动员精神，为体育的光荣，团队的荣誉而奋斗。」取代「骑士精神」的地方，是「我们的身体不受兴奋剂和毒品污染」。
绝大多数运动员当然是「干净」的，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但是兴奋剂现在已经变得太普遍且难以控制。对药品使用的控制效果很显著，但是不可能根除。最近伦敦和北京奥运会的样品复检发现45个阳性结果中23个来自奖牌得主。药检甚至都不是最有效的证明兴奋剂的方法，现在俄罗斯国奥队依赖的是举报人和犯罪调查方法。在国家橄榄球联盟、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美国职棒大联盟、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无论网球、赛马、还是纳斯卡车赛，只要是奖赏远远大过惩罚的地方，兴奋剂都很让人头疼。但是对奥运会来说这是一次特殊挑战，因为奥运会不只意味着普通的体育比赛。
理想与现实的沟壑从来没有这么大过，2002年盐湖冬季奥运会的申办披露了贿赂丑闻，几乎没有一座民主国家的城市愿意承担一场奥运会的天价花销，愿意承担的城市里，大多数开支都由居民承担。2004年雅典奥运会中失控的花销大多变成了公共债务，这变成了几年之后爆发的希腊经济危机的标志。北京宏伟的鸟巢体育馆闲置着等着生锈，恐怖主义威胁带来了严密监控和安保措施，就在索契奥运会之后，主办国强力吞并了克里米亚。
现在的里约奥运会还没开始似乎就变成了一场灾难，水源污染，国家进入严重衰退，政府陷入政治丑闻，城市犯罪率居高不下，然后俄罗斯兴奋剂丑闻又来凑热闹。
真正的问题也许不是国际奥组委对俄罗斯运动员做出合适的裁决，而是奥运会究竟代表着什么样的理想主义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