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对美丽岛事件的镇压并不能压制住已经崛起的人民声音。当80年代的布幕拉起，更多的社会力量和异议声音开始呐喊。面对社会要求改革的呼声，威权统治者会考虑镇压成本与容忍成本何者较为巨大。一旦民间要求政治改革的压力让威权统治者无法忽视，甚至镇压也很难维系其政权时，他就可能考虑实行某种改革，来维持政治权力的延续。这正是台湾的历史事实。本文摘自2010年第21期《文史参考》，作者张铁志，原题为《重新思考蒋经国与台湾民主化》。
蒋经国半身像，由《时代生活》摄于1948年10月
如何解释台湾的民主转型，既是许多台湾人的共同关怀，也是不少大陆朋友关心的问题。有人强调经济社会现代化结构性原因，有人则强调行动者的策略性互动。
在大陆，不少人都强调蒋经国在台湾民主化扮演的关键角色；在早期的学术文献中，也的确有部分论文强调蒋经国的民主信念。问题是，蒋经国到底是主动推动了民主改革，还是受到环境压迫不得不然？理解蒋经国的角色，不只是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而是可以真正让我们理解台湾民主化的动力与原因。
强调蒋经国作为民主改革者角色的论点经常忽略一个历史事实：亦即就在他宣布解除戒严（1987年）的几年前，发生了严重镇压党外民主势力的美丽岛事件（1979年12月）。
如果蒋是一个改革者，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美丽岛事件的镇压？
政治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统治者永远都想要保持政治权力。面对社会要求改革的呼声，他会考虑镇压成本与容忍成本何者较为巨大。一旦民间要求政治改革的压力让他无法忽视，甚至镇压也很难维系其政权时，威权统治者就可能考虑实行某种改革，来维持政治权力的延续。这正是台湾的历史事实。
美丽岛事件
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战后高压极权的台湾开始松动，所谓的党外民主运动开始成形，参与选举、创办杂志。1977年底举办五项地方公职选举，“党外”人士进行全岛串联，多人以“党外”之名竞选，最后赢得4席县市长、21席省议员、8席台北市议员、146席县市议员、21席乡镇市长。这场大胜利让他们逐渐成为一个非正式的政团。
1978年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更多知识分子投入选举，如女性主义鼓吹者吕秀莲、台大哲学系教授陈鼓应等人。“党外”人士以黄信介、林义雄和施明德为中心，成立“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作为共同的选举后援组织，并发表十二项共同政见。
面对党外势力逐渐壮大，国民党无法容忍，开始采取压制行动。1979年1月，警备总部在1月21日以“涉嫌参与匪谍吴泰安叛乱”的莫须有罪名逮捕余登发父子。翌日许信良、张俊宏等人齐集桥头乡，发动示威游行要求释放余登发。事后，余登发被判处8年徒刑，桃园县长许信良被停职两年。
但党外持续前进。6月，两个党外杂志先后成立。一份是由康宁祥担任发行人的《八十年代》杂志；另一份是由黄信介为发行人，张俊宏为总编辑的《美丽岛》杂志。《美丽岛》杂志不只是论政，而是要组织群众。在封面“美丽岛”的刊名下，英文写着“The Magazine of Democratic Movement”（民主运动的杂志）。施明德后来更说，创办《美丽岛》的目的是“要形成没有党名的政党。”《美丽岛》杂志发行到第四期时，发行量已经超过10万本，显见民心求变。
1979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美丽岛杂志社在高雄举办一场示威游行，引发激烈警民冲突，并给予国民党镇压反对运动的借口，事后对党外主要领导者展开大逮捕。1980年2月黄信介、施明德、林义雄、姚嘉文、陈菊、吕秀莲、张俊宏、林弘宣等八人在军事法庭上被以叛乱罪判刑，其余33人亦被判刑2-6年不等。
很明显，面对越来越组织化的党外民主运动，主政的蒋经国决心要一网打尽，彻底镇压。但是统治者没有料到的是，美丽岛事件的镇压并不能压制住已经崛起的人民声音。当80年代的布幕拉起，更多的社会力量和异议声音开始呐喊。
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力的崛起
首先，1980年底举行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党外势力取得良好战果，整体得票率比70年代更高，约为3成。尤其，几位美丽岛受刑人的家属出来参选“讨公道”，都高票当选。次年，美丽岛大审的律师辩护团多人参选市议员，如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也都高票当选。党外已经重整出发，并确立了约3成的民意基础，让国民党无法忽视。
党外政治力量更进一步组织化。1982年9月，再度提出竞选共同政见；1983年，不同派别分别成立“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同时，1983年立委选举得票率为29.3％，高于1980年的27.9%。1985年，两派共同成立“1985年选举中央后援会”。这已经是1986年9月正式组党的先声了。
除了政治组织，80年代也有更多的“党外杂志”出现。这些杂志报导政治黑幕、社会不公，激烈批评政府，因此也屡屡遭到查禁。但查禁之后，又会有新的杂志前仆后继的出现。
政治之外，进入80年代后，由于政治空间扩大，所以出现各种社会运动和街头抗议，尤其从1983年开始剧增：环保、劳工、消费者、原住民、学生运动等等。据统计，从1983年到1986年，有3000件街头抗议事件。
民间压力之外，国民党机器也开始逐渐损坏。首先，从80年代初开始，蒋经国的健康就不断恶化。其次，国民党的统治也发生一连串危机，如1984年的“江南案”，1985年的十信事件金融丑闻（并导致财政部长下台）。
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美国给予国民党政权的压力。虽然台湾和美国在1979年断交，但是台湾仍然需要美国的政治支持。而80年代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年代，也给予台湾需要进一步革新的压力，来持续强化作为“自由中国”的国际形象。
必须指出，蒋经国并非党内最保守的力量。他确实希望透过小部分改革来维持国民党的权力。所以在上世纪70年代初，他担任行政院长后，开始拔擢部分本省籍精英；1984年国民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又增加了本省籍的中常委，并提名李登辉担任副总统；1986年三中全会，决定政治革新。他是一个看到民主化压力，知道无法逆势而为的聪明统治者。
这里的一个关键是，台湾的民主化很大部分是与本土化的动力重迭的。因为国民党作为一个移入政权，把绝大部分政治权力都集中在作为台湾少数族群的外省人身上，而且坚持所谓中央民意机构必须维持中国法统，而无须具有本地代表性。以省籍不公为基底的威权统治，成为反对运动最重要批判主轴。因此，党外运动要求民主化，也就是要求让本省族群更能享有政治权利的机会，要求让政治权力本土化。 蒋经国清楚认知到这个矛盾，所以才先在70年代，后在80年代，以拔擢本省籍精英，作为政治革新的手段，但并未进行大规模改革。直到伴随着本土化而来的民主运动在80年代前半越来越强时，他清楚知道国民党不推动本土化，很难具有正当性。因此，在他容忍组党的1986年，他说出“我也是台湾人”这句话。
第二年，他废除长达将近40年的戒严令。半年后，1988年一月，蒋经国过世。
结论
回顾上世纪台湾的80年代，确实是一个颠簸动荡的年代，但相对于其它国家的民主转型，又是一个相对比较宁静的过程，没有大规模的暴力与流血。这当然是政府与反对者的摸索与智慧。
台湾的民主化显然绝非来自蒋经国的良善，说他“开启”或“带领”台湾民主化，都是不准确的。是先有了反对运动的精英与民众冒着各种风险去冲撞体制，形成了巨大压力，而后蒋经国先从小范围让步，而后发现反对力量已经沛然莫之能御，尤其是认清作为少数族群政权的脆弱性后，他做出了一个顺势的决定，提名李登辉担任“副总统”并且开放民主化。他的贡献主要是在于认清时势，做出明智的决定——且这个明智也表现在能让国民党成功度过民主化，持续掌握政治权力，并且为他赢来不少人眼中“改革者”的好名声。
来源：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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