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月 22 日
上午 10 时,常委碰头,研究全会程序上有关问题。下午 4 时,我向辽、吉、黑、冀、晋、内蒙古六省区同志通报了人事情况。他们对赵的处分,感到并不过分。
晚 8 时,召开参加四中全会中委、顾委和纪委小组召集人会议,我讲了人事安排和会议安排。
上午 10 时,新班子由泽民同志主持开碰头会,研究中央全会的程序。终于决定:就中央人事安排问题,大家分头向已到京准备参加四中全会的中委、候补中委和各省市、各部委负责人征求意见,充分酝酿讨论。
下午 4 时,根据碰头会分工,我向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山西、内蒙古六省区同志通报了中央人事安排情况。他们一致认为,对赵紫阳的处分是正确的,表示拥护。
晚 8 时,在京西宾馆召开了四中全会的预备会议,由中委、顾委和纪委小组召集人会议,我讲了中央的人事安排和全会的日程,并把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所作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印发给全会讨论。该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我们这次党的第十三届四中全会,是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召开的,主要是讨论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的错误,并相应作出必要的组织处理。现在我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就这个问题向全会提出报告,请同志们审议。
(一)
两个月来,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策动动乱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完全附庸于西方大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场动乱和暴乱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社会基础,也是同赵紫阳同志所采取的错误立场分不开的。
赵紫阳同志所犯错误的主要表现是:
第一,从 4 月 15 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到 4 月 22 日治丧结束,他对悼念活动中出现的日益明显的动乱迹象,一直采取容忍和放纵的态度,助长了动乱的形成和发展。
胡耀邦同志逝世后,在首都的许多高等院校,由于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分子长期策划和背后操纵,悼念活动很快发展成为政治性的示威游行。短短几天内,连续发生了群众冲击中南海新华门的严重事件,出现了占领天安门广场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这标志着首都的动乱局面已经形成,并和块波及全国许多城市,并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烧等犯罪活动。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中央许多同志都感到事情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多次向赵紫阳同志提出,中央应有明确的方针和对策,以便迅速制止事态的发展,但他那是只强调克制,只强调对话,回避对事件的性质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讨论,使党和政府丧失了自制动乱的时机。
这个期间,动乱制造者们提出了一系列带纲领性的政治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这种要求相呼应,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些人,;连续在世界经济导报的座谈会上,为胡耀邦同志”平反”,为防自由化”翻案”。对于这种严重情况,赵紫阳同志在上海市委作出整顿世界经济导报的决定以后,他不仅不予支持,表示不闻不问,甚至责备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高被动了。5 月 3 日他在纪念”五·四”70 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本应加上明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却遭到他的拒绝。
第二,从赵紫阳同志 4 月 23 日出访朝鲜到 5 月 4 日会见亚行会议代表发表讲话,他采取两面手法,先是同意中央常委对动乱性质的判断和制止动乱的方针,随即把他反对中央方针的态度公开展露于群众之中,使本来开始趋向缓和的势态重新激化起来,使动乱朝着更加严重的方向发展。
中央常委于 4 月 24 日晚召开碰头会,会议认为,首都几十所高等院校已有六万学生罢课;有的成立非法组织,有的上街讲演,派人到工厂、中小学和外地串联,企图煽动全国性的罢课、罢工。形势十分严峻。会议一致认为,种种事态表明,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我们面前。4 月 25 日,邓小平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对中央常委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对动乱的性质作了深刻分析。4 月 26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的重要社论。赵紫阳同志回电中央:”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
人民日报 4 月 26 日社论发表后,由于中央揭露了问题的实质,制止动乱的旗帜鲜明,起到了稳定首都和全国局势的作用。动乱策划者们策略与口号迅速改变。在 4 月 27 日游行中打出了”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大标语,”打倒官僚政府”、”打倒独裁统治”口号改成了”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的口号。
此后,中央和北京市委相继同学生对话,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到 5 月 4 日游行后,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发表了宣布游行告一段落的宣言。
赵紫阳同志从朝鲜回国后,在 5 月 1 日举行的常委会议上仍然表示同意 4 月 24 日常委的决定,认为前一段对学潮的处理是好的。但是,只过了两天,他突然改变了态度,指着人民日报社论定性错误,提出要加以纠正。5 月 4 日下午,他在会见参加亚行会议各国代表时,发表了一篇同中央的立场和方针完全不同的谈话,公开把中央内部分歧暴露于世。
赵紫阳同志的亚行讲话是完全错误的。第一,在已经出现动乱的情况下,他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第二,在大量事实已经证明这场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他还坚持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第三,事实说明是利用学潮搞运动,他还说”难免””有人企图利用”,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关于动乱的正确判断。正因为这样,他这篇讲话的发表,就成了动乱极具升级的转折点,那些搞动乱的人更加有恃无恐,越闹越凶,越闹越大。
第三,从赵紫阳同志亚行讲话后到 5 月 17 日中央常委采取果断措施之前,他顽固坚持对动乱采取退让政策,同时策动舆论扩大事态,把矛头引向邓小平同志。
动乱策划者们从中受到鼓舞,更加猖狂地进行活动,使已经趋向平缓的局势骤然逆转。5 月 6 日上午,赵紫阳同志又向新闻界烧了一把火。他说,”放开了一点,游行作了报道,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他甚至还说,”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他竟把反共反社会主义逆流说成是”国内人心所向”和”国际进步潮流”。他的这篇谈话使舆论上迅速出现了支持学潮和动乱的错误导向。首都乃至全国各地的游行示威活动,规模越来越大。这个时候,非法学生组织提出要求,一是彻底否认人民日报社论,承认学潮是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二是承认学潮中非法成立的各种学生自治组织。动乱的策划者一面表示愿意同政府”对话”,一面组织绝食活动,前往”声援”的人越来越多。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受到严重干扰,全国各大城市游行人数急剧增加,一批中小城市也出现了游行,这是前所未有的。
在当时十分险恶的形势下,中央常委与 16 日晚召开紧急会议。常委中的多数同志认为,面对险恶的形势,绝对不能退让,只能更加坚定的反对动乱,制止动乱。赵紫阳同志仍然坚持退让。他提出,向学生承认社论是错误的,可以说社论稿经他批准,由他承担责任。这是他耍弄的又一个手腕,受到常委多数同志的拒绝。
当天晚上,赵紫阳同志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在处理最重大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他同戈尔巴乔夫谈话后,游行示威的人数和对邓小平同志的攻击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广场传出邓小平已经辞职的谣言,一些人放起了鞭炮。”拥护赵紫阳”、”赵紫阳荣升军委主席”口号充斥广场。
第四,中央作出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之后,赵紫阳破坏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公开同党闹分裂。
在 5 月 17 日的中央常委会议上,赵紫阳同志仍然固执己见,坚持退让。大家认为,绝对不能再退了,再退就会发生全国性的大动乱。为了制止动乱,会议决定立即调集一部分军队进驻北京,对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对此,赵紫阳同志说他无法执行,口头上表示少数服从多数,实际上进行了同党相对立的分裂活动。
5 月 19 日凌晨,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去看望学生。他说,”学潮的性质、责任问题终究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起了鼓励绝食的作用。他还说”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这既表明了他同党相对抗的态度,又传递了他在中央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的信息。
5 月 19 日晚,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了中央关于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赵紫阳拒绝出席大会。这样,就把他同党闹分裂公开暴露在全党全国和全世界面前。
5 月 20 日国务院下达戒严令,奉命前来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都遭到了学生和社会闲杂人员的围堵,未能进入预定地点。被国内外普遍认为是赵紫阳同志的”智囊”人物,纷纷从幕后跳到幕前,四处串联,掀起了一股反对戒严,打倒杨尚昆、打倒李鹏的反动浪潮。他们大肆宣传惟有赵紫阳是爱护学生、反对腐败、推进民主的,进一步煽起了”保卫紫阳”的鼓噪。
实行戒严以后,动乱制造者的斗争策略,就是逼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作出撤销戒严令的决定,并进而召开全国人大特别会议,罢免现政府。就在这种情况下,赵紫阳未与常委商量,个人同意发出电报,要万里同志中止去美国的访问,提前回国。
赵紫阳采取的分裂行动,对动乱制造者是极大的鼓舞。他们制造种种障碍,干扰和破坏戒严命令的执行,干扰和破坏中央制止动乱的部署,终于导致 6 月 3 日在首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暴乱。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赵紫阳同志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其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已不适宜继续担任他目前承担的重要工作。我们建议,本次会议作出决议,提请中央全会撤销赵紫阳同志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撤销中央委员,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并对中央常委和书记处进行必要的调整。
(二)
这场动乱乃至反革命暴乱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从国际环境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今资本主义世界渡过战后危机重新获得发展。于此同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过程中遇到许多困难,在决策上也有严重失误,致使社会主义制度本来具有的优越性未能始终一贯的发挥出来。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势力竭力鼓吹共产主义运动”已在瓦解”,可以”不战而胜”,有计划的通过种种渠道对社会主义国家加紧进行思想、政治渗透。这种”大气候”对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国在内产生严重影响,决不可有丝毫的低估
从国内环境来看,中国在粉碎”四人帮”后就出现了一股资产阶级自由思潮。邓小平同志 1979 年初就旗帜鲜明的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以后,他又明确提出了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任务。赵紫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没有受到遏制,相反的愈益发展,以致泛滥成灾。在这场动乱乃至反革命暴乱中,一批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并从事政治阴谋活动的人,便成了动乱和暴乱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而长期纵容支持自由化的赵紫阳同志成为在党内支持动乱的代表人物,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赵紫阳同志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在改革开放和建设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同时在指导思想上有明显错误,在实际工作中有不少缺点和失误。
赵紫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实际上放弃了四项基本原则,消极对待反对自由化的方针,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致使党的风气、社会风气继续恶化。邓小平同志最近指出,10 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政治思想工作薄弱了,艰苦朴素的作风丢掉了。1978 年 1 月赵紫阳在主持的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今后四个坚持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其他三项可以不提或少提。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某些腐败现象十分不满,十分痛恨,他却一再说发展商品经济初期腐败现象不可避免。赵紫阳同志借口”改造”政治思想工作,诋毁和否定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优良传统,甚至主张取消政工干部队伍。他在经济工作上也有不少重大失误,出现了明显通货膨胀。但是,赵紫阳同志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不作自我批评,也不接受别人对他的批评。这一切都说明,赵紫阳同志在这次动乱中所犯的严重错误绝不是偶然的。
赵紫阳同志的严重错误既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也有他自身的思想根源。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同志对他的错误有过批评,提出过不同意见,但毕竟对他监督不够,在这方面也是有责任的。我们一定要从赵紫阳同志所犯作物中吸取教训,进一步健全和加强党组织首先是党中央的集体领导,这对于我们党是至关重要的。
(三)
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粉碎反革命暴乱的决定性胜利。这是因为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包括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薄一波、王震等老同志都健在,他们在关键时刻对于平息暴乱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在这场斗争中经受住了考验,他们不愧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不愧为捍卫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钢铁长城。
邓小平同志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是我们总结过去,思考未来,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的纲领性文件。对此,中央准备作出相应的部署。这里,先提出以下意见:
第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的贯彻执行。我们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坚持正确的部分,纠正失误的部分,加强不足的部分,在经过认真的治理整顿之后,把我们的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搞得比过去更稳,更好,甚至更快。
第二,为了取得平息暴乱的彻底胜利,我们必须把清查反革命暴乱分子的工作进行到底;我们要依法惩处犯罪分子,打击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第三,我们一定要从动乱中吸取教训,加强党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认真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并且长期地坚持下去,决不半途而废。
第四,对于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必须切实加以纠正。对克服腐败,惩治官倒等人民最关心的问题,要在近期内作出成绩,以取信于民。
第五,在经济工作方面,要继续贯彻执行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特别要真正做到控制物价上涨幅度,争取农业有一个好收成,保持一个合理的增长速度,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
第六、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我们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加强民主的法制建设。要进一步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依法行使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同时要进一步发挥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的作用,努力创造安定、团结、民主的社会政治环境。
第七,对于我们平息反革命暴乱,西方国家掀起了一股反华浪潮。在这困难的时刻,我们全党全国人民更加需要团结一致,顶住外来的一切压力。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会再任何压力下屈服的。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