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从没想到中国有那么多的大傻逼。
写了专栏文章《网络只会使人口越来越集中》。发在微博上以后，有人评论：“使人集中的恐怕主要是权力影响下社会资源更多投放于大城市而带来更多机会。”这是一个明显颠倒事实的刻板成见，我当即回应：“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把大量行政性调拔资源投放到无效的中小城市、农村、西部、东北的。”又有人跟：“领导思维跟学者思维是有差异的，学者负责收集整理、分析汇总，领导在学者专业的基础上综合其他各种因素全盘考虑，所以，在西部及其他地区加大投入一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是平衡也是战略。”
我说：“你就直说领导永远是正确的得了，何苦绕这大弯。领导有全局思维，领导高瞻远瞩，领导爱民如一人。”伊说：“老师说得对，没有人怀疑老师专业上的造诣，只是每个政策的出台，一定是有他们的道理，我们可以试着去理解，而不是直接一棒子敲死。”我说：“胡说八道。明明跟老百姓用脚投票的路径相反。根本就是知识结构太差，而且不尊重公民权利所致。北京不让外地孩子上学，家长都自焚。如果他们是在顺着潮流的基础上做扶贫工作，我信你这一套。如果他们分明是逆着历史潮流而动呢？比如，就地城镇化，比如，严厉控制超大城市人口规模！人口的自由流动难道不是比扶贫更能解决发展问题？”
一个人的行为方式不由其理念和信仰决定，而由其学习养成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决定。中国向来是文人治国。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有空洞的理想，却无系统的建树。既不是文学家，艺术家，也不是在自己的领域和行业有独立建树的专家，而是百科全书狗皮膏药。表面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宛如百科全书，却无一解决具体问题之系统性真知。而中国的智囊表面上顶着专家的名号，起的作用其实是用专业术语包装领导意志，让领导显得更有学问而已。
但就在如此不堪的情境下，中国社会充斥着“领导总是对的”、“领导总是更高明”、“不高明怎么能当领导”诸如此类潜意识里已经深入骨髓的奴才思维。
又有人说：“如果中国真的99%人口集中到北上广深，会发生什么？当权的没学者那么傻。”我说：“地命海心（地沟油的命，中南海的心）。有本事跟着领导指引的城镇化和‘一体化’方向去投资，包你亏得裤衩不留。”
此处终有另一种声音响起：“如果中国真的99%人口集中到北上广深，中国比发达国家还发达！一定是山清水秀草长莺飞，空气清新，粮食丰足，全是绿色食品！”
“鼓励、支持贫困人口自由迁徙是最好的扶贫，有些贫困人口没有去过大城市，观念落后。去大城市走一圈，不用你扶贫，自己就知道怎么做。”
“扶贫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人弄到城市里。就算做苦力，一个月两三千，一年近三万，脱贫。如果大人不行，就扶小孩。免费他们职业教育，三年见成果。毕业后两年工资四千起。”
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一则异常悲惨的消息已经在微信朋友圈刷屏两天：
2016年8月24日下午，甘肃康乐县景古镇阿姑村山老爷弯社发生一起人伦惨案。该村里一位年仅28岁、“平日性格温和开朗”的80后母亲杨改兰逼迫4个孩子喝下毒药后，自己也服毒自杀身亡。她说要把孩子们都带走，一个也不留！这要多大的绝望才能下得了如此狠心！上门女婿从6公里外打小工的镇上回来，料理完妻女后事后，再次在家附近的小树林里服毒身亡。四世同堂的8口之家，仅剩下52岁的父亲和70岁的奶奶母子两人。
报道直接指向了当事家庭异常的贫困和没有低保：“进入这个不日前发生极端变故的家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异常的贫穷和难以言说的破败。院落三间房屋全部已经成为危房，其中供老人起居的房屋已经有52年的历程，住人和厨房混用。杨改兰生前居住的房屋同样异常破败，很难想象一个年轻的（母亲）带着4个孩子在10平米左右的房屋里如何活动。而院落的另一间危房里，拴着一头猪。门外拴着的3头牛成为这个8口之家最值钱的家当。
“‘他们家里实在困难，孩子们连穿的衣服都没有，冬天炕上不下来，夏天不穿衣服跑来跑去，三年前他们家还是有低保的，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几年村上和镇上把低保取消了。’有村民们这样说，‘也有人说他们家被取消低保的原因是有三头牛，可是两头牛主要是耕地的劳力，另一头牛崽子还没长大，这些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没有办法变现的。’”报道没有提到杨改兰的母亲，我只能猜测：也许早已经因为不堪没有尽头的贫穷，或者改嫁远走他乡，或者早已不在人世。
一些评论文章把导致惨剧的原因指向了“精准扶贫”，认为地方政府扶贫不力。但凭心而论，像甘肃、贵州这样中国广大西部“普遍贫困”的地区，地方干部掌握的那点可怜资源，可不是像几十、几百亿元眼睛都不眨地向非洲等穷国大撒币一样“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三头牛、一头猪对于一个极度贫困的地区来说，可能已经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
就算甘肃能够出100个像潘石屹这样的百亿富翁（潘石屹是甘肃天水人，发达后没少在故乡扶贫助弱），这些富翁倾其所有全部都拿出来捐给甘肃的扶贫事业，共1万亿，全省总人口为2763.65万人，人均只有3.6万元。不要说解决不了世世代代的贫穷问题，就是一代人也支撑不了几年日子。而杨改兰家里的三头牛一头猪，牵到东部农村来也能值个两三万元。
百度百科了一下“甘肃”，显示“全省总人口为2763.65万人，常住人口2553.9万人”。也就是净流出人口只有7.6%。这个数字在我的解读就是：异常地封闭，在大城市化的背景下，此地流出人口比例异常地小。
这和当地人的视野有关，更和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时代知识分子和决策者的视野和胸怀有关（视野决定胸怀）。从近百年前晏阳初梁漱溟们的乡村建设运动，到今天的新农村建设和就地城镇化，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我们一直希望老百姓“就地”解决问题。甚至于从1958年开始，用户籍强制手段严厉限制公民向城市自由流动！到了今天，北京等超级大城市更是史无前例，无所不用其极地用尽各种行政手段，拆市场，拆学校，禁群租，以业赶人，以房赶人，以学赶人。
在这种观念和时代大背景下，期望知识分子和官员能够高瞻远瞩地指引生在异常落后封闭的乡野居民，打开视野和胸怀，离开世世代代不宜居、要人命的荒郊野岭，奔向富裕的城市尤其是大都市，简直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白日梦！
杨改兰一家要是在北京，在大城市，哪怕是拾荒，哪怕是要饭，也比甘肃那个一眼望不到边的荒凉、世代贫穷与绝望要强千百倍啊！
可是，我们的户籍制度和今天变本加厉的各种奇葩政策，却在不断地限制人们自由进城，尤其是限制符合城市化和经济发展自有规律与潮流的大城市化！这是对人类种下的大恶，造下的大孽，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奴才思维，却仍然“地命海心”地替决策者着想：这一切定有原因，他们肯定比老百姓想得更周全！
你替他们想，他们替你想了吗？
西湖的歌舞可以无止无休，杭州的菜单可以是丝绸做的，餐具也可以是专门订制的。这些都跟普通百姓无关。但是，杨改兰们的脚应该是自由的，她们的目光里，不应该只有一代一代、年复一年的荒凉与绝望，而应该有闪烁着希望与未来的——城市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