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被层层的谎言覆盖着，其实只要有一些有力量的细节，就能戳穿这些谎言。”徐星说。
1米88的徐星，蜗居在京城北部某老小区不到60平米的小房子里。那是他去世的父亲留下来的。自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失去“铁饭碗”后，徐星的档案也找不到了，他也因此办不了低保，连这间小房子的继承手续，跑过很多次“有关部门”，一直也都办不下来。他反复用“三无人员”来定义这几十年来的自己。
徐星一穷二白，在住进这套小房子前，他在劲松的地下室生活过几十年。今年58岁的他，最大的财富，恐怕是所背负的沉重历史。他用笔，用摄像机，记录着过去的岁月，而“文革”，是他最为痴迷的话题。
2006年，徐星开始从一个作家向独立纪录片制片人转型，时长80多分钟的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以独立的视角横空出世。在长达两年的拍片过程中，徐星没有找到一个敢于忏悔者，没有人敢在镜头前，说自己在“文革”中打过人、抄过家。
“没有一个人。” 2008年，徐星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强调。
而在2014年，他又推出了讲述“文革”的纪录片——《罪行摘要》，这一次，14位“文革”中坐过冤狱的农民站在他的镜头前。
国家弃儿
2010年，徐星在北京宋庄拍摄画家村题材时，认识了一位叫贾和震的画家。贾在“文革”期间被控“现行反革命”，在浙江衢州十里丰监狱农场度过了十年。他用“犯人登记表”的背面偷偷作画，出狱的时候带了出来。 表格中的“犯人”们大部分都是农民，均来自浙江，他们以各种罪名被判处7年至20年刑期。
登记表上的“犯罪事实摘要”一栏，罪名五花八门：包括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10年； 冒名撰写反革命信件，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20年；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吹捧刘少奇，20年。
“对于‘文革’的反思和记录，无论是文艺作品、新闻报道还是纪录片，绝大部分都把视角集中在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身上，比如刘少奇和老舍的遭遇，极少关注底层群体，而农民这一块，基本没有涉及，其实，这个群体的遭遇可能最为悲惨和荒诞。中国农村，中国农民，在‘文革’的研究中是有缺失的。”4月中旬的一天，徐星在北京的寓所告诉《南都周刊》记者。
2011年，徐星拿着22份犯人登记表，按图索骥，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单枪匹马采访到了14位坐过“文革”冤狱的农民，最终剪出了这部135分钟的《罪行摘要》。
今年3月29日，《罪行摘要》在杭州的一家咖啡馆放映。“这个片子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徐星在现场说。
他邀请到片中的三位当事人参加。其中一位老人讲，作为农民，如果没有徐星的记录，他们的这段屈辱历史就会被完全淹没掉，带到坟墓中。
这些农民除了一纸释放证明，没有获得过一分钱的赔偿。1979年以后对“文革”进行平反，所谓“落实政策”，农民基本是一个被无视的群体。
老人们回忆，在释放后，他们向政府要求赔偿，但政府把责任归到四人帮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如果都要平反赔偿，就是把上海卖了也不够啊。等国家富强起来再说吧。”农民们体谅国家，那就等吧。
可快40年过去了，“改革开放这么久，国家这么强大了，我们仍然没有等到赔偿，我从26岁到36岁，劳改10年，就没有一分钱工资？到哪儿都被拒绝，现在连法院的门都进不去了。”一位老人说。
农民们用《国家赔偿法》上告，但得到的答复是该法只适用于1995年1月1日以后的问题，法律的原则是不溯及既往。
朱碎夫因“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吹捧刘少奇”的罪名被判了20年，他说自己在监狱里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极大折磨，名誉上也受到损失，在纪录片里，他希望“政府根据党的伟大政策”，能不能“给点补贴”。
这些农民在维护自身权益过程中遭到的冷遇，他们的无助和绝望，在徐星看来感同身受。“我们都是这个国家的弃儿。”他说。
“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徐星有过辉煌的青年时代。1981年复员回京后分配在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1985年，这个清洁工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中篇小说《无主题变奏》，引起轰动，被评论界认为是与刘索拉《你别无选择》齐名的中国现代派小说的开山之作。
“年轻人可能无法想象1980年代人们对文学的狂热。《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都来采访我，每天都有文学爱好者来店里找我交流，不夸张地说，烤鸭店的收发室收到全国各地写给我的信，最多的一天摞起来能有一公斤。”徐星说。
这样的名气让烤鸭店的领导很不满，小店容不下大佛，“他们开始暗示我离职找别的工作。在计划经济下，一个人离开体制是件很可怕的事情，丢工作的人，社会上一般会认为你犯事儿了，比如偷东西、强奸什么的才会有此下场，没有单位到处会遭白眼。那时，王朔在医药公司收药，舒婷在灯泡厂装灯泡，北岛在铸件厂做工人，芒克在医院看大门，陈建功在房山煤矿当矿工，印象里，我是这拨作家里最早离开体制的。”徐星说。
离开了月工资30多块的全聚德，徐星就剩单位分配的这间地下室了，1980年代后期跟妻子离婚后，地下室判给了前妻，但他还是有居住权，这个南城的地下室成了京城文学圈的沙龙，后来很多大名鼎鼎的作家都是这个沙龙的常客。
1988年，徐星成为北京师范大学首届作家班的学员，同学里有莫言、刘震云、余华、毕淑敏、迟子建等。谈起和同时期成名或者有相似背景的大腕儿作家们，徐星曾自嘲说：“我除了穷点儿，可活得挺好的。”
仅靠微薄的稿费和教外国人学中文，徐星的生活过得异常贫苦。1989年，他在一家叫《华人世界》的杂志当了一段时间编辑，当年4月，这份杂志的封面出了大问题，直接被封停了。
“这是我最后一份工作，从此再没有上过班，杂志社倒闭后，我的档案也被弄丢了，没有社保，办不了低保，甚至连父亲留下的房子都无法继承。”徐星觉得，自己和那些坐过冤牢的农民的遭遇何其相似。
“在国内去政府部门办事情的时候，永远会面对一个小小的封闭的窗口，你甚至看不清坐在里面的人的长相。他们高高在上，冷酷无情，你会感觉到自己是如此卑微渺小，非常令人绝望。”
徐星说，他只拍人物，不拍事件，后者他驾驭不了，“小人物的命运是最令我着迷的，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当年的恐惧至今没有消失
于是，在《罪行摘要》里，14位“小人物”们在田间地头，在院坝酒桌上，向这位北京来的“小人物”讲述了一个个荒诞得令人窒息的故事。
周明夫因“偷听敌台，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被判10年。他有一个小收音机，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双方都在用电台做宣传，周明夫偶然听到了信号更强的苏联广播，被人告发。在被绑走时，来人说他玩枪时瞄了毛主席像一下。“当时房间里就三个会计，他知道谁举报的，但他不说。”徐星说。
在片子里，周明夫和老伴一边干着农活，一边嘟囔着：“文革”时，人都是“没有心”的，谁压倒谁，就上去垫一脚自己就高一点。为了表现自己比别人更革命，更爱毛主席，都是为了这个。
比起大多数难友来，周算是幸运的，老婆还等了他十年。在那个年代，一个人因“反革命罪”被抓，为了避免成为“反革命”家属，很多人的选择了和亲人“断绝关系”。
翁志渝被刑讯时，被要求交代“反革命组织”的名称，他回答“没有反革命组织，没有组织名称”，对方用枪把敲他的脑壳，不承认就继续就敲。
翁知道不编个词儿是混不过去的，他想起在报纸上看过“启蒙”，觉得启蒙是中性词，不反动的，于是就“交代”了。审讯组后又加上“领导核心小组”，“启蒙领导核心小组”就成了翁志渝和其他几个农民的反革命组织名称。而那几个老乡“同案犯”完全不知情。
“同案犯”程德华和翁40年多年来一直都有矛盾，程认为就是翁志渝“启蒙”两个字，把他害得妻离子散。
徐星在拍摄的同时，也试图在化解这两位老人的矛盾。徐拿自己说事儿：“在刑讯逼供下，别说‘启蒙’，就是‘反革命’我也认了。”
在徐星的劝说下，翁和程冰释前嫌，酒桌上，翁志渝不停说“我们几十年都是老朋友，真的老朋友”，两位老人抱头痛哭。
徐星发现，这些农民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当年的恐惧，直到今天也没有消失。“这种恐惧可能是下意识的、潜移默化的，已经完全在他们的血液中了。”
他们依然会警惕说错话，得罪政府遭到报复。徐兴林当年被朋友举报参加反革命集团。从监狱里面出来快50年了，他一直不敢交朋友，“朋友是彻底交不得”，他说。
徐兴林曾说过，“你要是说我偷东西，你拿出证据来，政治这东西，说你是你就是。”
“年轻人会认为，以前发生过那么多残酷荒诞的事情，一定要倍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这种说法是我不能同意的，”徐星说。在杭州看片会外的展板上，有徐星的一句话，“我期望以后的年轻人，不再生活在谎言中，这就是我拍下去的动力”。
最近，徐星在筹备一个新的纪录片《告密者》，将回放一位现年80多岁的学者的“特务生涯”。他在“文革”期间受“组织”秘派，潜伏物理学家束星北身边，监视其言行。“文革”结束后，所有的部门都不承认他这一段秘史，他也因此遭受排挤打压。
“历史被层层的谎言覆盖着，其实只要有一些有力量的细节，就能戳穿这些谎言。”徐星说。
【本文2014年首发于《南都周刊》总第8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