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都是由国家的社会控制网络——户籍制度制造出来的弱势群体。当我们撕下统计部门贴在一亿儿童身上的标签，我们会发现，流动与留守其实是一体两面：人口流动过程中，户籍壁垒导致外来务工人员不能享受与本地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卫生保健、受教育权。那些跟随父母在城市打拼的孩子成为“流动儿童”，因入学门槛以及其它原因而被送回老家的儿童也变成了“留守儿童”。
本文受访者杜老师是北京市朝阳区一所打工子弟幼儿园的老师，她的大女儿曾经是“留守儿童”，小女儿如今是“流动儿童”。本文是杜老师口述的亲身经历，原载于“新公民计划”（xingongminjihua），标题为《北漂十五年后，我办了一家幼儿园》。
“那里就像与世隔绝的地方 ”
智灵是一家封闭式的康复中心，实际上是托养性质，孩子的吃喝拉撒全在里边，他们没有外出的时候。我觉得那里就像与世隔绝的地方，非常封闭，工作人员轮流值日，一年365天就在那看着，家长也不接。有的孩子有家长接走，有的孩子家长就是不来接。我们晚上要上夜班，主要是盯班，因为那些孩子有一些行为要照看。我刚开始也接纳不了，没有一些处理的方法。有些自闭得厉害的孩子，什么都会搞，自己拉了屎会吃，会抹到墙上，被子上，哪哪都是。
1999年，我从老家河北邢台跟着我爱人来到北京，在朝阳区的这家残障单位工作。起初我主要做保洁，后来可能领导见我工作认真、细致，就让我在办公室搞卫生，给残障孩子洗衣服，因为他们都是全程住宿的。洗衣服时，我发现上百个孩子的衣服放在一起很混乱，不知道哪件是谁的。今天张三丢了这个，明天李四丢了那个了。唉！我觉得好难做这个工作，然后我就开始自己捋，要是女孩张三今天脱了衣裳，我就说：“你别动啊，放着我就知道了。”洗完以后，我给她的衣服贴上标签，然后李四的袜子洗完也别一个标签。这样，所有孩子的衣服、袜子都归好类，我才给他们送到楼上去。
做了两个月的时间，领导说：“哎，你把库房整理整理吧！”库房放的是孩子们的被子一类的东西，当时我头都大了，乱七八糟啊！我就一点一点地倒腾，可能做了有三个月，归类好了。领导又说：“你要不要上楼工作，跟那些孩子一起？”我说：“我不去，我宁可搞卫生，我也不去。”
那时候，我对残障人士有点抵触，有点歧视，我还是想在楼下搞卫生，我自己一个人感觉会更好。做着做着，楼上有两个唐氏综合症的孩子跟我关系特别好，他们会下来帮忙，跟着我一起做事情，我就觉得他们还挺好的。又做了那么一段时间，领导又找我谈话：“你愿不愿意上去了？”然后我说：“那好吧，我试试吧！”
从那开始，我就上了楼，跟那些孩子一起互动，跟着他们一起生活，也就慢慢地接纳了他们。之后，我又发现，虽然我把衣裳放上去了，张三的一兜，李四的一兜，都拿塑料袋装着，袜子是袜子、衣裳是衣裳，全给他们捆好了。但我去楼上看时，衣服还是有乱的。我就跟一起值班的老师说：“这样下去，我们永远会把孩子的衣裳给穿错，我觉得在康复中心里穿没问题，但家长接的时候你再穿乱，我觉得我们没法跟家长交代这个事情。咱们应该组织一个老师，好好地把这个东西归好类，只要我送上来的东西，老师们一定按这个东西去穿，千万不要给人家穿错。”又经过一段时间，领导说这些孩子的衣裳再也没有穿错过了。
看着他们，我觉得家长已经放弃了那些孩子，搁在家里反而嫌碍事，给自己是一个累赘。我记得那时候有个小女孩，她其实已经成人了，但家里扔在那就不管了。她也不走路，老坐在床上，俩脚丫子抬着，那种特别特别冷的、蜷缩的感觉，没准说不好能给冻死的那种感觉。她妈妈也不给她买袜子，也不给她穿鞋，虽然她不走路，但我觉得她也是一个人。那时候我还在楼底下搞办公室卫生，我给她做了一双软底鞋，就跟小娃娃穿的那些似的，给她穿上了。
那时候我就是心疼她、同情她，给她做了那双鞋，后来还给她织了一双小袜子，给她套上。只要是个人，就应该完整一些，是吧？所以，我就给她弄了鞋子和袜子。
我们是和残联合作的一个单位，后来，残联的主席去单位时知道了这件事，就说：“哎呦！我觉得这个举动太伟大了。你这老师，怎么这么有爱心？还给这些孩子们做鞋、织袜子。”我自己觉得，有啥伟大的？我做的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可能我这个人心肠比较软，从小我爸爸妈妈教育我，在哪里都要对别人好一点。这也可能就是我个人的性格问题，我就愿意做这种井井有条的工作。
后来，我们单位领导之间发生了问题，康复基地就被残联取缔了。
“把孩子当作人看”
我在智灵一直工作到2001年，两年的时间，最后在残联的安排下，单位被另外一个人接手。当时我就没决定留下来，另一个叫“北京慧灵智障人士社区化服务机构”的单位，也是做残障康复，他们领导把我叫过去问：“你要不要去我的单位？”他跟我们原来的领导关系还挺好，经常去我们单位，我就说可以试一试。那个单位的工资比我原先单位的要高，而且不是封闭式管理，是社区化的。
2001年11月，我去了慧灵，在那一直到2011年11月份退出，干了10年。算下来，我有将近12年的时间在做残障人士的工作。在慧灵时，刚开始做活动助理，那边有一个负责老师，我做他的配手，负责做一个小组助理。慧灵做的是社区化服务，带着成人去社区里做活动。我们带孩子去超市里购物，去乘公交车，去公园里散步，去老年医院跟老人聊天。
步入社会的课堂，是他们要学的知识。因为社会上的人对他们很歧视，我们一走路，人家就会回头看我们。我们做社区化推广，跟人们讲，这些孩子需要帮助，需要大家的支持。周围的社区态度特别好，老人或者年轻人会看到我们，会主动打招呼；我们的那些学员见到人家，都会主动跟人打招呼。像去超市买东西，开发票什么的，他们都可以去做。超市的阿姨看到，就说：“啊，你又来了，我帮你开发票。”社区的人也能主动地和这些学员互动了。
单位当时有一个香港理工大的社工叫裴小姐，我们跟她一起学习社工的理念。裴小姐是英国人，到香港理工大学读了研究生。在她的带动下，我和老师们一起学习什么叫社工。那时候才知道，“噢！社工原来是这样啊！”从2008到2010年，我们一起开始系统地学习社工，去参加社工资格考试。在慧灵，我从助理升到了小组负责人，后来我成了一名社工。再后来，我当了一个家庭的协调员，不在活动组里，直接去负责家庭。
我认为慧灵的那些孩子比智灵的孩子生活得更幸福，得到的爱更多，得到的关注更多。智灵的那些孩子们没有人关注，连自己的家人都不爱。可能放假了、过节了，爸爸妈妈拎点吃的过来看看孩子们，然后就又走了。慧灵的模式比智灵更好一些，他们把这些孩子真的当成人来看待，让社会上的人接触他们，了解他们，接纳他们，而不是把他们放在屋里，关起来。而且，孩子的家长没有放弃他们，每天接回去，每天送过来。也有一些家长因为工作关系，把孩子送在这边住四天，但是星期五就会接走。家长跟孩子沟通起来就比较多，对孩子的帮助会更多一点。
上幼儿园成为噩梦
2011年5月，我的合同到期，我跟机构提出申请辞职。当时，我的第二个女儿天天正在上幼儿园，但她上幼儿园的那种纠结，还有回来跟我说的那些话，让我觉得，上幼儿园有那么恐怖吗？有那么可怕吗？
我每天下班回来都已经七点半了，奶奶去接她、去送她，我很少跟老师有互动。只是偶尔地跟老师聊一聊，看看她的情况。那段时间，她经常说：“妈妈，我不上幼儿园。”我每天下班，她都会说这句话，会说很多很多次，有一种恐怕明天把她送去上幼儿园的感觉。每到晚上我就说：“好好好，明天不上。”但她晚上睡觉，做梦都是说这一句话：“妈妈，我不上幼儿园。”
天天上的幼儿园是我们村最大的一个，也是我认为最好的一个，但她一直说不上。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她的性格问题，二是跟老师也有密切关系。我不明白孩子怎么这么纠结，于是特意请了个假，晚点儿去单位，我要去看看孩子为什么不喜欢去幼儿园，跟老师好好沟通一下。
我去的时候，大冬天早上九点多，就一个孩子、两个老师在教室里面：一个老师在那做十字绣，一个老师在那看书，她们离孩子非常远，小朋友一个人坐在桌子上面吃烧饼。看见我把女儿送过来，老师问：“天天吃饭了吗？”我说没有，老师就去盛饭，很久才回来，这个小朋友就自己一个人在那啃那烧饼。天天吃完饭我就走了，但我觉得老师应该坐在孩子旁边，就算不说话也要坐在一起。我的想法是，你应该给孩子接一杯热水，你可以不盛粥，但起码给孩子来杯热水。
我确实亲眼看见了，我从来没想过幼儿园会是这样的情况。送完天天上幼儿园，跟老师聊了一会，我就上班去了。我走了之后，在路上一边走，一边琢磨这些事情：如果我是一位老师，我肯定坐在孩子旁边看看书，而不是离他远远的，让他觉得有人陪伴。
又有一次，我去上班，幼儿园老师给我打电话，她说：“天天妈妈，天天尿裤子了。”我刚到单位，“唉呦！”我说，“怎么刚送到就给尿裤子了呢？那怎么办呢？”我只好对老师说：“那行，那您甭管了。”晚上等我回到家，我问：“天天，你今天尿裤子了？怎么处理的呀？奶奶没给送裤子。”她说：“我就在床上呗，中午老师还喂我饭。”
孩子尿裤子了，就要在床上待着，我觉得不可理解，我就明白了孩子为什么不愿上幼儿园。这次还好是尿裤子，那要是拉到裤子里呢？是不是就要光着屁股回来？后来我才知道，可能是孩子缺乏温情，在那种环境下，可能跟老师的互动不是很好，觉得没有归属感，所以才不爱去幼儿园。
邻居的孩子经常跟我们家天天一起玩，她在另外一个幼儿园上学，我也去参观了一下。突然，这个孩子看到我就起身了，因为她看到熟悉的阿姨，她站起身，老师“咣”的一声，就把她按坐在椅子上，当时我心里“咯噔”了一下。然后在幼儿园转了一圈，跟园长聊了一下。我说要给孩子找幼儿园，老师对孩子的态度应该温柔一些。园长就问说：“你说的谁呀？”我说：“我不提谁，跟我没有关系，但是作为园长，您应该去多观察一下。”走了以后，我心想，园长肯定知道我看到幼儿园的一些情况来。
当时我想，反正合同快到期了，机构里也不会再有提升的空间，我就开始跟领导提我不做了。领导说：“那你得等着我找人，或者，要不给你涨工资？”我说：“可能不是涨工资的问题，我还是不想做了，我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行动改变观念
我开始在这个村周围的幼儿园走走看看，看完以后，我觉得天天幼儿园的环境，确实是老师们的普遍行为，还有办园的理念造成的。我想，能不能自己用行动改变一下这些观念。
决定以后，我在村周边找了很多很多的地方，都不合适：总觉得环境不行，这个村是一个城乡结合部的地方，要不就是建筑不够坚固，要不就是挨着垃圾池子，要不就是周围的环境真的很不好。最后找到了现在这地，心想：得了，就选这儿吧。
我在这个村住了十多年，九九年刚来的时候，我和老公住在单位宿舍里，单位倒闭后，我就上这边来找房子，对这边特别熟。如果不熟，也很难在这开幼儿园。这儿有三千多户本地人，外地人是他们的十倍。北京本地人现在都楼上盖楼，外地人在这租房子。我头一年在这租房子，一间房可大了，十多平米才50块钱，现在500块都不给租。
2012年三月，幼儿园正式开始。那时租的一户人家房子，只有现在面积的一半大小；2012年底，我跟旁边的人家商量，把另外一边的房子打通，做了些装修。现在幼儿园一共205平米，一年租金七万。其中一家房子要到期了，房东说要涨房租，我还在想怎么跟他讲讲条件，不能今年涨，明年还涨，我承担不起。算上房租、水电、老师的工资这些，我们要招65个孩子，收支才能基本持平。
这个学期招生非常不好，到了截止日期，才72个小朋友。去年这个时候，我们招了至少85个孩子。这个不知道跟北京上学有没有关系，我跟协管员沟通时，他说部分幼儿园跟去年差不多，招生稍稍有影响，但不是很大，没有像我们今年差距这么大的。
我之前也听一些家长说，今年招生不是特别好，是因为四川那边的政策：如果在老家的学前班上学，就可以有学籍，可以在那上小学。我们的招生情况可能和这个有关系，因为这儿的小朋友，四川、河南的最多。如果本地的小孩在我们这上幼儿园，以后要上公立小学，对他没有影响；但就是外地的孩子不一样了，除非父母有社保，还有房东给的证件，有了“五证”才可以上学，像我们幼儿园，今年就有两个小朋友上了公立学校。我们家天天在公立小学读三年级，因为一直上社保，证件也齐全，又赶上有幼儿园的营业执照，那时候政策还没有现在这么紧。
现在幼儿园里70-80%的孩子都是我们这个村的；还有一些孩子，他们家离得远，家长会骑车送过来，路上差不多要花20分钟。一般情况下，我们一个班需要两个老师，小朋友的吃喝拉撒，都要负责。到了小班、中班、大班，孩子可以自己独立。托班的孩子是两岁半到三岁半，其实就是跟小班融合在一起教育，但是可能需要更多的照顾，我们也会感到非常吃力。有的小朋友睡觉习惯可多了，有个喜欢摸着妈妈的耳垂儿睡觉，有个摸着妈妈的头发睡觉，还有个孩子就躺在妈妈的肩膀上睡觉。
孩子来了后，我们先让他适应。有的小朋友在家里没有养成睡觉的习惯，老师就要抱着他晃来晃去，睡着了再把他放到床上；有个小朋友摸着妈妈的头发睡，老师就把辫子放在那，自己趴在那儿，等孩子摸睡着了再离开；还有的小朋友抱着自己的小熊睡觉，我们跟家长谈，这样不行，尤其是在夏天，抱着个大熊很闷热，我们慢慢地撤离，孩子也就没有这个行为了。
记得有一个孩子，来的时候哭了三个月，刚开始我不能理解，照顾他可费心思了。老师一直抱着他，有一个月他不哭了。可是来了新的孩子以后，老师一抱其他孩子，他就哭。我跟他妈妈反映这事，她说孩子在家也会这样，因为他从小没有跟着爸爸妈妈，而是在老家跟着爷爷奶奶长大。
为什么他会这么撕心裂肺地哭？为什么这么不愿来幼儿园？其实就是没有安全感。爸爸妈妈都是过年过节那会儿回老家看看，他对他们没有太多感情。突然间，他被妈妈接到北京，接回来以后，父母也不跟孩子多接触，立马就送到一个陌生的幼儿园。孩子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不长，心里不安全。所以，我跟孩子的妈妈说，让她在家里多给孩子点爱，多陪陪他，幼儿园老师绝对百分之百地陪伴孩子。后来，他家长天天坚持送孩子过来，也不再哭闹了。现在，孩子已经上中班了，我觉得他是进步最大的，家长也是最满意的。有时候，我一开家长会就说，这个孩子的爸爸妈妈付出的爱是最多的，所以孩子才愿意来幼儿园。
孩子来了后，我们先让他适应。有的小朋友在家里没有养成睡觉的习惯，老师就要抱着他晃来晃去，睡着了再把他放到床上；有个小朋友摸着妈妈的头发睡，老师就把辫子放在那，自己趴在那儿，等孩子摸睡着了再离开；还有的小朋友抱着自己的小熊睡觉，我们跟家长谈，这样不行，尤其是在夏天，抱着个大熊很闷热，我们慢慢地撤离，孩子也就没有这个行为了。
本地孩子和外地孩子
有一点值得欣慰的是，幼儿园有三个北京本地的孩子。怎么突然来了北京的孩子呢？我特别意外。那天，孩子的妈妈说他们是北京的，我就想，北京的孩子怎么会选择我这个小幼儿园呢？而且他们家在其他村，来幼儿园需要坐公交车，上学有些麻烦。
孩子叫豆豆，上托班时来的，今年就要毕业了。我记得他来的那一天是9月3号，正好他的三周岁生日。来之前，他妈妈无意中在车站捡到了一张幼儿园的简介，她看到上面的介绍，觉得我们的理念非常好，所以她就过来跟我聊。我把自己的想法讲给她听，我办园的理念，我为什么要开这个幼儿园，孩子来这里之后，我希望他们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于是，她就尝试带着豆豆一起来玩，观察了一星期，最后在孩子生日那天正式送过来。豆豆属于特别内向的男孩，要是他喜欢某个老师，就老跟在这个老师后面，其他老师不愿意接触。
第二个本地的孩子是豆豆的堂妹，家里人也一起送过来了。另外一个本地的小朋友是我们村的，如果他上村里的公立幼儿园，可以减免一半的费用，学费是1000元，按照本村孩子的费用是380元，比我们这里还要便宜些。
为什么要送到我们这儿呢？以前我们这儿有个做饭的阿姨，只做了一年，她的儿子结婚，她就走了。后来儿子生了孙子，小孩长大了，她就送过来上幼儿园。她对我说：“小杜，我哪都不送，就送你这儿来，因为我在这待了一年。你说我要待一天两天，那你可能是伪装的，可能对孩子好是伪装的，但我在这待了一年，我能看得出你对孩子的好，送到你这儿特别放心。”
可能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感觉北京人有点懒，不会去凑时间捡周围的钱，因为我周围的朋友也真的是很懒很懒的。从教育孩子的角度来说，虽然每个家庭的教育理念不一样，但我们外地人真的赶不上北京人的教育，他们的孩子有素质，有教养。
我觉得本地的北京人更关注孩子的教育，大班的两个本地小朋友，像豆豆和他的堂妹生活在同一个家庭里，哥哥看书看得非常非常多，来幼儿园以后会跟我分享很多东西。他不像我们这些外来孩子，蹬蹬蹬地跑，他们只要走路，就是跑，没有走路一说。要不就是大吼大嚷，要不就是打架。但是北京的三个小朋友，除了刚来没多久的托班的孩子，两个孩子从托班到现在，没有主动跟小朋友们发生过任何冲突和矛盾；就算发生了，他们也会自己去处理问题。
外来务工家庭的孩子们，平时就是打架，没有别的。要不就是我的东西，你不能动；要不给你，我就跟你抢，要不就动嘴咬起来，再不给就打起来。我建幼儿园是有教育目标的，我告诉孩子，他必须要有文明、有礼貌的。一般托班的孩子会打架，到了中班、大班，孩子们都没有打架的现象了，他们会自己用语言去说。刚来幼儿园的孩子，要不就是打，要不就是抢，要不就是咬，发生冲突往往受伤的全是托班、小班的孩子。
家长们总是在说：“孩子在幼儿园的时间比在家里长，您一定要教育好。”其实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三岁看老”，三岁之后也需要有人来指导的，但前面这三年非常非常的重要。
流动与留守之间
我的大女儿灵灵三岁之前也被扔在老家，我想她坚强的性格就是那时候养成的。她不见了妈妈，也不哭，就一直找一直找，然后问姥姥：“妈妈呢？”姥姥就告诉她，妈妈出去挣钱了，给她买好吃的，她就不问了，乖乖地跟姥姥睡觉。等到两岁多时，姥姥就说要给她擦屁股，她不让擦，为什么呀？她说：“你甭管我，我自己擦，我学会了，要找妈妈去了。”
从一岁半到三岁，灵灵都跟着奶奶和姥姥长大，这两天跟奶奶，那两天跟姥姥，她的安全感也不够。记得我回去的时候，她管我叫“大姨”。我有个姐姐，回老家的次数比我还多，灵灵觉得我是她大姨。我觉得不对劲，孩子不会叫妈妈，叫大姨，没有把我当妈妈的感觉。这样长久下去是不行的，孩子就可能会对父母没有感情了。等她三岁的时候，我把她给接出来，但是又因为我的单位不稳定，又把她又送回去。那时候，我的单位在北海边，特别特别远，上下班特别晚，没人照顾孩子，没人去送她，也没人去接她。所以，我把灵灵送回老家去。过了一年，我觉得孩子没有父母在身边不行，必须把孩子接出来。灵灵在老家也上幼儿园，可是那么大的孩子，还往裤子拉尿。
我们大人就是这样：有时间就把孩子接出来，没时间就把孩子送回去。可是孩子呢？她没有权利决定，这样对她的成长很不好，孩子其实是最痛苦的。
四岁多的时候，我又把她接到北京。她五岁半上学前班，那时有校车接送的，我们不用管。从一年级到三年级这个时间段，都是爸爸接送。我跟灵灵她爸爸商量，让他自己做事情，不去单位上班。他自己就开始做装修，工作比较弹性，可以接送孩子。上了三年级之后，灵灵开始自己坐公交车来回走，那时候家离学校有五站地的距离。上六年级的时候，由于四川地震，北京所有的学校都要做抗震的巩固，她调了学校，离家不算太远，但是不方便。她自己坐车，坐两站地，走很远才能到家，都不用我们操心。
九岁时，灵灵跟我去青海帮忙带义工。当时我去青海开会，活动组的阿姨让灵灵跟我一起去，她可以带着我们的学员，也就是智障人士一起玩。正好放暑假，我就带着灵灵去了。我24小时都在开会，魔鬼训练似的。她跟阿姨做助手，和学员一起玩。我们家灵灵就看着那个孩子，跟她在一个被窝睡觉，她一点歧视都没有。初中毕业那年的暑假，她又来北京待了一段时间，在慧灵做了三个月的义工。其实她整个初中都是在老家读的，她12岁的时候，我又把她送回了老家。
她五年级的时候，我就提前跟她讲过，担心她上学跟不上，考大学考不上，初中要把她转回老家。我说：“六年级该选择回老家上初中，在北京这边可能将来考大学非常费劲，考不上。”她就问我：“我们同学怎么不回呢？”那时候可能同学的家长没给孩子说回老家上学的问题，孩子之间也没有谈论。但真正到了六年级的时候，有的家长开始选择让孩子回老家了。灵灵可能看到大家都这样，也就没有太大的反应。
但是当我跟她说回老家那句话的时候，正好赶上我生了天天，所以她感觉自己得到的爱被剥夺了一半。那段时间，她的叛逆特别特别严重，会因为一点很不值当的事就大动肝火，每次要破坏点东西，她才罢休。
又在一个青春期时候把孩子送回老家，我现在想想，觉得对她太不公平了。一个的12岁孩子，到了青春期，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但是我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顾虑，就是一门心思想着她怎么有个好学业，怎么能考上大学，没有那么多的想法。
灵灵现在日本一边打工，一边学习，她在那读语言，今年11月份考日本的大学。她喜欢环境工程，选了京都大学的环境工程这个专业。她也是无意之中，知道她的老师灰尘过敏，脸全是红的，特别受罪。她心里就觉得：哇！人竟然会对环境过敏！原来环境不治理，人是会过敏的。她跟老师沟通，老师说，再过多少年，所有人都可能会有这种病，尤其是现在雾霾越来越严重。
也许是那位老师的话打动了她，她就跟我说：“妈妈，这样下去不行，我要学环境学。”我想她是一时心动，没有太把她话当真，可她说：“我都上网查了都，我知道哪个大学环境工程好，我要去那读。”我想她是闹着玩呢，去日本读大学，语言都不会。结果她高三下学期来北京学了半年语言，开始申请去日本上大学，今年一月去了日本，六月通过了一次留资考试。
我觉得她自己都想好了，准备好了，我就不阻拦她。后来我跟朋友谈这个问题，朋友说挺好的，这么点儿的孩子，有这么一个大的想法，应该支持她。她听见到别人说对空气、对环境过敏，这么痛苦，还不敢挠，就这么难受，她肯定有自己的想法。于是我就说：“那没问题，妈妈肯定要支持你的。”她爸爸刚开始也不理解，一次和朋友坐在一起吃饭，正好这个朋友的孩子也在日本。我们聊了下，爸爸觉得去那边读书还挺好的，也支持灵灵。
今年7月份，灵灵回来了一趟，她说：“妈妈，我的想法是正确的。”回来之前，她在那边打了一个月的工，好像挣了5000块钱，自己买了飞机票回来，还给大家买了礼物，然后自己出去玩了一圈。她说：“你只管我学费，其他的你就不用管，你放心。”灵灵就是就这样的，她自己努力打工，努力学习。为什么要考京都大学呢？日本的公立大学，一年学费才两万人民币，比私立大学要便宜一半，所以她自己也说要再努力一把，考上京都大学，把这两万块钱学费省下来。如果在国内上大学，比如上三本，上专科，学杂费应该差不多。
18周岁生日那天，灵灵不在中国，她走之前就说：”完了，我又不在你身边过生日。”于是，我就开始准备她的生日礼物。当我把礼物寄到日本，她都觉得意想不到，她说生日礼物太感人了。礼物其实就是我写的东西，从她一周岁的生日，到她18周岁的照片，她的人生经历，一段一个照片，一段一个插曲。她说：“妈妈，看得太感人了。”
灵灵从小的经历让我决定，12周岁以前绝对不送小女儿回去读书，尤其是青春期的时候。但是高中就得回老家了，不然怕她考不上大学。留守儿童有很多问题，我始终跟家长们说：“我们再苦再难，也要把孩子带在身边。大家可能是为了挣钱，把孩子扔到老家里，没有考虑到孩子的感受。孩子就像一个东西，被我们扔来扔去，弄来弄去的，所以他们才会没有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