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书,《没有回家的士兵》。

我的新书,《没有回家的士兵》。

 
我的新书《没有回家的士兵》终于进了印刷厂。前戏太久,当节点真正到来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了想象中的喜悦。

这本书完稿于一年多前,交给出版公司后,没想到是没有止境的审查,从编辑,到出版社,到出版集团,到省新闻出版局,到新闻出版总署,又转到中央军委,又到军事科学院。

这一路,我靠着人脉和脸皮,不停地去斡旋,在对敏感文字的不停删除中,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妥协,获得最终的出版许可。

中途有人说,这么多内容被删了,你妥协这么多,还有什么意义,还不如在香港出版。我说:不,逃避现有的审查,或者飞蛾扑火式的对抗,才是最大的妥协;在体制的许可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呈现真相,才是我们记录者最应该忍辱去做的事情。

跬步终会积至千里。

在望穿秋水的等待中,终于拿到了终审意见,寥寥几句,表达了两个意思:无政治问题;感人。后面的两个字,让我有些眼热,冰冷的体制,总会有人性的一面。

出乎意料的是,终审者没有再去删除一句话。有可能是前面的环节把该删得都删了,也有一种可能,送审者过于谨慎,阎王其实没有小鬼复杂。

宁左勿右,一定是吏治最大的败笔。

而临近印厂前,又接到删除令,腰封上的李承鹏,要拿下。任志强、柴静、土家野夫、李承鹏以及金宇睛等大佬帮我的书捧场,写了推荐语,结果,唯有他未获通过。我很抱歉给大眼说,他百思不得其解:他俩(主要是大炮和野哥)都能上,我到底怎么了?

能成为我的书的推荐人,一定是我内心里最尊重的人。

我把书的封面发到了朋友圈,一位朋友的点评让我乐了:封面的老兵,他敬礼时掌心向外,一定是进入缅甸作战的国民党老兵。

总是有一些蛛丝马迹,会让未来窥探到历史的真相。

 
我做了12年记者,写过上百万字的报道,我做的是那种最苦逼的记者:调查记者,或者叫揭黑记者。

按领域分,记者大致有时政记者、财经记者、娱乐记者、体育记者以及调查记者等等,媒体没落以及管控加剧的年代,调查记者最先被逼上绝路,而转型也最困难。

时政和财经记者,大多是和权贵打交道,门道多,媒体圈最先创业且赚得盆满钵溢的那一批人,大多是财经记者;而一些专业领域的记者,如娱乐和体育记者,读者的需求依然是日益刚需,似乎并不存在丢饭碗的情况;而调查记者,更多接触的都是这个社会的底层,即使采访过权贵,也多是负面。

我做记者那些年,采访最多的群体,是出租车司机、矿工、上访户、知青、抗战老兵……

我出的第一本书,是在15年前,《以公民的名义》,写的是一位西安的出租车司机维权的报告文学。那本书出了后,我在西安坐出租车,报了姓名,司机一定不会收我的钱。

10年以后,又出版了第二本书,《异域1945》,流落滇缅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回家的故事。我经常会收到老兵的来信。

一份付出,收获一份职业的体面。

15年前第一次做签售,现场火爆。那时我还是小鲜肉。

15年前第一次做签售,现场火爆。那时我还是小鲜肉。

我的第二本书,豆瓣评分9.1。

我的第二本书,豆瓣评分9.1。

不做记者之后,有朋友给我说过一句话:你帮过的人,或许已不记得你了;但你害过的人,他会记你一辈子。仔细想了想,有道理,也听得我后背发凉。因为我写过的报道,曾经坏过很多人的好事,好多官员进了监狱,也有人丢了乌纱。

当然,调查记者也分为两类,调查记者和伪调查记者,后者以敲诈为生,与权贵勾结,反倒活得更滋润;后者的数量比前者多无数倍,但前者获罪甚至丢了性命的,却比后者多无数倍。

我也差点获罪,你先关注我的公众号,等下一篇文章,慢慢给你爆料。

媒体人转型,最多选择的是到企业去做公关,职责之一是依靠自己的人脉,替公司将很多负面报道消除在萌芽状态。曾经一个战壕,后来好似黄埔军校,一帮同学去打另一帮同学。

每个人的成长过程,其实就是慢慢成为自己当初最恨的人的过程。

我不愿意成为自己最恨的人,所以,只有选择去做了公益,依然心怀梦想。

情!怀!害!死!人!

 
整理自己写过的文章,竟然发现,用“真相”两个字作为标题的文章最多。

这可能是缘于调查记者内心的使命,从履职那天起就一心铁肩担道义,似乎自己是这个社会责无旁贷的诺亚方舟。现在来看,这更多可能是自恋。

对于这个浮躁的职业来说,没有积淀的社会阅历,有几个人能看到更深层次的真相。所谓的真相,充其量只是比公众掌握更多的一些信息而已。

我曾经给领导建议,招聘记者时只招聘35岁以上的,领导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的建议很好,你先去把这周的稿子赶出来。中国的媒体,其实就是一个低成本运作的血汗工厂。

最搞笑的是,有很多媒体雄心勃勃,高呼要办一份给中国精英群体来看的媒体。唉,吃着牛肉拉面的,要给吃鲍鱼的丰富生活?!

呵呵。

现在,当看到官员落马,无论多高级别且已查证有多腐败的时候,我依然心如止水,没有半点喜悦。

当所有的真相最终都指向于体制的时候,你能感受到满心的凄凉与无力。

调查记者已死绝。

我的职业巅峰的报道,是《娄烦:被拖延的真相》一文,这篇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发布的报道,后来差点让我over。关注我的公众号,我会在下一篇文章写出当年发生的很多秘密。8年多过去了,我终于可以告诉大家更多真相。

娄烦事件三年后,有人以我为原型,写了一本小说《逼近真相》。作者约我为这本书写了序,遗憾的是,序言未能刊发。

2011年,我曾想把自己写过的报道汇一本书出版,书名是《致山西省代省长的一封举报信——一个中国记者的新闻现场》,结果未能审查通过。出版社的朋友想不通,那些报道都是公开在我所供职的《瞭望东方周刊》发表的,但是汇编到一起,为什么就出版不了?

我的第三本书,胎死腹中。

冬天来了。

以我为原型的小说

以我为原型的小说

我的第三本书,未能出世。

我的第三本书,未能出世。

 
我曾经写过很多公开信,为黑砖窑的事情,给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写过;娄烦事件,给山西省代省长王君写过;为抗战老兵,给那位老婆做了中国文联副主席的中央首长写过,也给海峡对岸的“总统”写过。

只有“总统”回信了,也只是满纸官话。当然,给大陆这边领导写的信,在网上都被404了。就像我当年写过的很多调查报道一样。

我一直怀疑,我到现在都没有成名,是不是因为被404的太多了。甚至因此有了心理障碍,有一次,我出差住宾馆,在404房间,我一晚上没有睡好,总感觉自己会被删除掉。

所以,当《没有回家的士兵》进入印刷厂的时候,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是一本我的人生最美好的时段从事的公益项目的结晶。老兵回家已经八个年头了,抗战都胜利了,我也该给大家一个结。

回想过去,印象最深的,是在深夜写作时,常常为那些老兵们的故事泪流满面。对人性和生命的深度直视,让我对未来和人生有了更多淡定。

看完这本书,相信你有同样的收获。

写了这么多,其实是想给这本书做个预售。销售所得,扣除采购和运输成本外,全部捐赠。

购书方式如下(长按扫描下方微店二维码,或点击链接  https://weidian.com/?userid=302892415&infoType=1):

1、未签名版,每本50元,其中17元捐赠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
2、亲笔签名版,每本100元,其中67元捐赠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
3、未签名版,每10本500元(赠送一本签名版),其中227元捐赠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
4、一本签名版+一套滇西1944纪念酒,其中67元捐赠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