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书，《没有回家的士兵》。
一
我的新书《没有回家的士兵》终于进了印刷厂。前戏太久，当节点真正到来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了想象中的喜悦。
这本书完稿于一年多前，交给出版公司后，没想到是没有止境的审查，从编辑，到出版社，到出版集团，到省新闻出版局，到新闻出版总署，又转到中央军委，又到军事科学院。
这一路，我靠着人脉和脸皮，不停地去斡旋，在对敏感文字的不停删除中，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妥协，获得最终的出版许可。
中途有人说，这么多内容被删了，你妥协这么多，还有什么意义，还不如在香港出版。我说：不，逃避现有的审查，或者飞蛾扑火式的对抗，才是最大的妥协；在体制的许可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呈现真相，才是我们记录者最应该忍辱去做的事情。
跬步终会积至千里。
在望穿秋水的等待中，终于拿到了终审意见，寥寥几句，表达了两个意思：无政治问题；感人。后面的两个字，让我有些眼热，冰冷的体制，总会有人性的一面。
出乎意料的是，终审者没有再去删除一句话。有可能是前面的环节把该删得都删了，也有一种可能，送审者过于谨慎，阎王其实没有小鬼复杂。
宁左勿右，一定是吏治最大的败笔。
而临近印厂前，又接到删除令，腰封上的李承鹏，要拿下。任志强、柴静、土家野夫、李承鹏以及金宇睛等大佬帮我的书捧场，写了推荐语，结果，唯有他未获通过。我很抱歉给大眼说，他百思不得其解：他俩（主要是大炮和野哥）都能上，我到底怎么了？
能成为我的书的推荐人，一定是我内心里最尊重的人。
我把书的封面发到了朋友圈，一位朋友的点评让我乐了：封面的老兵，他敬礼时掌心向外，一定是进入缅甸作战的国民党老兵。
总是有一些蛛丝马迹，会让未来窥探到历史的真相。
二
我做了12年记者，写过上百万字的报道，我做的是那种最苦逼的记者：调查记者，或者叫揭黑记者。
按领域分，记者大致有时政记者、财经记者、娱乐记者、体育记者以及调查记者等等，媒体没落以及管控加剧的年代，调查记者最先被逼上绝路，而转型也最困难。
时政和财经记者，大多是和权贵打交道，门道多，媒体圈最先创业且赚得盆满钵溢的那一批人，大多是财经记者；而一些专业领域的记者，如娱乐和体育记者，读者的需求依然是日益刚需，似乎并不存在丢饭碗的情况；而调查记者，更多接触的都是这个社会的底层，即使采访过权贵，也多是负面。
我做记者那些年，采访最多的群体，是出租车司机、矿工、上访户、知青、抗战老兵……
我出的第一本书，是在15年前，《以公民的名义》，写的是一位西安的出租车司机维权的报告文学。那本书出了后，我在西安坐出租车，报了姓名，司机一定不会收我的钱。
10年以后，又出版了第二本书，《异域1945》，流落滇缅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回家的故事。我经常会收到老兵的来信。
一份付出，收获一份职业的体面。
15年前第一次做签售，现场火爆。那时我还是小鲜肉。
我的第二本书，豆瓣评分9.1。
不做记者之后，有朋友给我说过一句话：你帮过的人，或许已不记得你了；但你害过的人，他会记你一辈子。仔细想了想，有道理，也听得我后背发凉。因为我写过的报道，曾经坏过很多人的好事，好多官员进了监狱，也有人丢了乌纱。
当然，调查记者也分为两类，调查记者和伪调查记者，后者以敲诈为生，与权贵勾结，反倒活得更滋润；后者的数量比前者多无数倍，但前者获罪甚至丢了性命的，却比后者多无数倍。
我也差点获罪，你先关注我的公众号，等下一篇文章，慢慢给你爆料。
媒体人转型，最多选择的是到企业去做公关，职责之一是依靠自己的人脉，替公司将很多负面报道消除在萌芽状态。曾经一个战壕，后来好似黄埔军校，一帮同学去打另一帮同学。
每个人的成长过程，其实就是慢慢成为自己当初最恨的人的过程。
我不愿意成为自己最恨的人，所以，只有选择去做了公益，依然心怀梦想。
情！怀！害！死！人！
三
整理自己写过的文章，竟然发现，用“真相”两个字作为标题的文章最多。
这可能是缘于调查记者内心的使命，从履职那天起就一心铁肩担道义，似乎自己是这个社会责无旁贷的诺亚方舟。现在来看，这更多可能是自恋。
对于这个浮躁的职业来说，没有积淀的社会阅历，有几个人能看到更深层次的真相。所谓的真相，充其量只是比公众掌握更多的一些信息而已。
我曾经给领导建议，招聘记者时只招聘35岁以上的，领导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的建议很好，你先去把这周的稿子赶出来。中国的媒体，其实就是一个低成本运作的血汗工厂。
最搞笑的是，有很多媒体雄心勃勃，高呼要办一份给中国精英群体来看的媒体。唉，吃着牛肉拉面的，要给吃鲍鱼的丰富生活？！
呵呵。
现在，当看到官员落马，无论多高级别且已查证有多腐败的时候，我依然心如止水，没有半点喜悦。
当所有的真相最终都指向于体制的时候，你能感受到满心的凄凉与无力。
调查记者已死绝。
我的职业巅峰的报道，是《娄烦：被拖延的真相》一文，这篇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发布的报道，后来差点让我over。关注我的公众号，我会在下一篇文章写出当年发生的很多秘密。8年多过去了，我终于可以告诉大家更多真相。
娄烦事件三年后，有人以我为原型，写了一本小说《逼近真相》。作者约我为这本书写了序，遗憾的是，序言未能刊发。
2011年，我曾想把自己写过的报道汇一本书出版，书名是《致山西省代省长的一封举报信——一个中国记者的新闻现场》，结果未能审查通过。出版社的朋友想不通，那些报道都是公开在我所供职的《瞭望东方周刊》发表的，但是汇编到一起，为什么就出版不了？
我的第三本书，胎死腹中。
冬天来了。
以我为原型的小说
我的第三本书，未能出世。
四
我曾经写过很多公开信，为黑砖窑的事情，给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写过；娄烦事件，给山西省代省长王君写过；为抗战老兵，给那位老婆做了中国文联副主席的中央首长写过，也给海峡对岸的“总统”写过。
只有“总统”回信了，也只是满纸官话。当然，给大陆这边领导写的信，在网上都被404了。就像我当年写过的很多调查报道一样。
我一直怀疑，我到现在都没有成名，是不是因为被404的太多了。甚至因此有了心理障碍，有一次，我出差住宾馆，在404房间，我一晚上没有睡好，总感觉自己会被删除掉。
所以，当《没有回家的士兵》进入印刷厂的时候，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是一本我的人生最美好的时段从事的公益项目的结晶。老兵回家已经八个年头了，抗战都胜利了，我也该给大家一个结。
回想过去，印象最深的，是在深夜写作时，常常为那些老兵们的故事泪流满面。对人性和生命的深度直视，让我对未来和人生有了更多淡定。
看完这本书，相信你有同样的收获。
写了这么多，其实是想给这本书做个预售。销售所得，扣除采购和运输成本外，全部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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