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秋天，费吉斯去“纪念碑”莫斯科办事处拜访同行。“纪念碑”是俄国“纪念碑”历史教育与人权组织的简称，矢志于揭露斯大林时期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与迫害。门口刚被送来的三个旧行李箱吸引了费吉斯的注意力，旁人告诉他，箱子里装的是私人档案，是“纪念碑”成立20年来外界捐赠的最大一宗。

费吉斯怀着期待的心情打开了行李箱，箱子开启的一刹那，他怔住了：映入眼帘的，是密密麻麻，被整齐的捆在一起的数千封信，信里则是两位老人，列夫与斯维塔，在60年前，列夫从被囚禁的古拉格劳改营，斯维塔从莫斯科，彼此之间写的情书。时间跨度长达八年，从列夫被抓进古拉格开始，直到他被释放为止。信件大部分通过“非法”渠道递送，从而逃脱了当局的审查删改。费吉斯没有想到，虽然早前有不少关于古拉格秘密通信的故事，但如此之大的量，如此保存完好的原件，如此之详尽的内容，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费吉斯花了数年的时间去誊写、整理这些信件，并且前去采访了还在世的列夫一家，又去列夫当年服苦役的古拉格伯朝拉劳改营实地探访了一圈。终于，记录这段残酷又美好的爱情故事的著作《Just Send Me Word》于2012年面世，遗憾的是，列夫夫妇没有活到这一天，他们分别于08年和10年与世长辞，死后合葬在一起。这本书的中文版《古拉格之恋》于今年问世，于是我们得以借助这1246封信，加以费吉斯的整理、背景补充、资料连接，窥见在斯大林极权时期，作为普通人的列夫与斯维塔，面对随时准备吞噬他们的暴力机器，是以怎样的心理和应对生存下来的。

列夫夫妇

列夫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十月革命后，为了躲避战乱，列夫父母举家搬到西伯利亚的一个小镇上，在那当老师。但没过多久，布尔什维克就来了。列夫父母被他们以“资产阶级人质”为由抓走，随后列夫的妈妈被开枪打死，几天后列夫的爸爸也被枪毙。列夫父母的遭遇只是“红色恐怖”年代中受难者的一个缩影，在那个杀人齿轮高效运转的年代，超过100万人被枪毙，上千万人死于饥荒、伤寒，流放和内战，俄罗斯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们，要么被驱逐出境（哲学船事件），更多的是被流放和枪毙。事实上，布尔什维克杀人的判断不是“与我们为敌”，而是“无法被争取到我们一边”，任何保持中立或独立的姿态都可能导致被写进枪决名单，季诺维也夫提出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这一概念，“我们应当将苏维埃政权治下一亿俄国居民中的九千万人争取到我们这边来。至于剩下的那部分人，应当把他们除掉。”也就是说，一千万俄国人应该被“人道”的消灭。斯大林完美继承了这一理论，除了将上千万俄国人枪决或送进劳改营外，党内的季诺维也夫等“人道主义者”也被处决。

如果说红色恐怖是俄罗斯民族必须遭受的劫难的话，那么俄罗斯民族所承受的罪孽还远不止于此。在十月革命后头几年大规模抓人的时候，俄国人还乐观的认为“连如此温和的声音都容不下，足以说明布尔什维克的害怕与虚弱”。但事实证明他们还是太乐观了，当成规模的反抗、坚持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们一个接一个的被消灭后，剩下的俄罗斯民族就像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一具任凭布尔什维克摆布的木偶。列宁“不要爱国主义”的号召还是20多年前的事，20年后俄国人就在斯大林树立的“伟大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前仆后继的为苏维埃捐躯了。事实上，“间谍”是消灭一个人最好的罪名，一旦被扣上这个罪名，原本同情你的人也会对你避之不及。在那时的俄国人眼里，间谍危害的究竟是俄罗斯这个拥有辉煌历史和文明的国家，还是成立仅几十年的苏维埃政权？还是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苏维埃政权就已经等同于俄国呢？

列夫被交由亲戚抚养，他很好学，加入了共青团，考入了莫斯科大学物理系，研究的是核物理。在不自觉间，他已经接受并努力成为这场社会主义实验中的一员。如果不出意外，列夫将成为一名物理学家或工程师，和同为物理系同学的恋人斯维塔幸福的生活下去。但战争成了最大的意外，在当局的号召下，列夫义无反顾的报名参了军，做好了为苏维埃捐躯的准备。但他最终还是成了俘虏，在纳粹集中营里待到战争结束为止。美国人解救了他，当得知列夫是核物理学生后，美国人立刻建议他移民美国，他们劝列夫：“俄国没有民主”。但民主显然打动不了列夫，他回答到：“聪明人在俄国还是有足够的自由活下去的”。列夫觉得自己还是个聪明人，于是怀着很快能与阔别已久的家人和恋人斯维塔见面的兴奋，兴高采烈的登上了回苏联的卡车。苏联当局用阴森的枪口欢迎了这些战俘，他们全部被送进了监狱。

在简单的审判后，列夫听到了一个令他绝望的判决：间谍！他根本不相信这个判决，他想申辩，但能找谁申辩呢，迎接他的将是十年的劳改营刑期。在押送途中列夫的身体就垮了，要知道纳粹集中营都没有拖垮强壮的他。他被派去拖运木材，干了三个月就没有力气站起来了，如果再干下去，他就会像其他囚犯一样凄惨的死去。苏联官方才不会管这些囚犯的死活，在他们眼中这些人只是供驱使的奴隶而已。

古拉格是苏联劳改营的别称，超过1800万人曾被古拉格关押过，至少150万人死在劳改营里，就算没死，恶劣的环境和无止境的劳动也会把一个健壮小伙的身体摧垮，把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精神摧毁。摧毁囚犯的独立精神，也正是古拉格建立者们的目的之一，他们希望通过“劳动改造”把囚犯改造成对苏维埃政权言听计从的人。

在1800万囚徒中，列夫是幸运的，凭借他在物理上的一技之长，同时也得到劳改营下属实验室主任的相助（主任也是囚犯），他被调进了干燥车间做技术员，从而在体能上稍有恢复。在稍安定之后，列夫开始给斯维塔写信。

他一开始怕斯维塔由于他的囚犯身份不愿理他，或者早已忘了他，又怕自己会给斯维塔带来麻烦，因而一开始只给亲人写信，信中附带问斯维塔的近况。但出人意料的，斯维塔得知列夫还活着后，立刻写了封信寄到古拉格，在信中除了表达对列夫的思念之外，还忍不住责怪列夫为何不愿写信给他。

列夫明白了斯维塔对他的心意，从此，两人之间的通信从无间断的开始了。古拉格里还有一类劳工叫自由工人，他们是原来的囚犯刑满释放后，但苏联当局牢牢给他们做了限制，导致他们无处可去，只能回劳改营做工。他们不再是囚徒，从而也有更大的自由。列夫的大部分信件和斯维塔的大部分回信，都是通过自由工人之手递交的。在自由工人和其他朋友的帮助下，斯维塔甚至还秘密来到古拉格与列夫会了几次面，第一次是避开看守在他人房子里会面，后来是向劳改营管理方申请，当然也花了不少贿赂。在列夫被关押的八年间，这不间断的通信和偶尔的会面，给了列夫支撑下去的动力和源泉。他们终于熬到了释放，并结了婚，白头偕老，直到离世。

纵观列夫的遭遇，他并非给苏维埃造成实质威胁的“异议分子”或“危险人物”，而是一个普通的，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小人物，甚至他还爱着这个政权。而列夫的劳改营同伴们，也大都是一些普通人，因为一些离奇、莫须有的理由被捕：柳步卡，因为家里有一张地图，一个指南针和一个背包，便被打成“德国间谍”；实验室主任斯特列里科夫，原先是一位国有企业经理，因为给劳改营救济粮食，从而被判为搞“反革命活动”，至于亚霍维奇，他什么也没有做，就因为他是波兰人，从而被送进了古拉格（只要是波兰人，就可以扣上“波兰民族主义分子”的帽子）……

相比于那些被送进古拉格的名人物，这些普通人的心理状态又是如何呢？我们从列夫写的信中可以窥见一二。当然，我们也需看到，列夫为了不让斯维塔和家人担心，同时也是担心信件被当局截获，对很多古拉格暴行避而不谈。尽管通过秘密渠道递送免去了官方审查，但在苏联这个庞大的高压机器的笼罩下，自我审查还是如影随形的相伴着每一个人，更何况是列夫这样并不反抗苏联体系的人。

从列夫和斯维塔之间的这些通信中看，对这份宝贵的爱情，两人甚至看的比生命还重，斯维塔害怕失去列夫，列夫也害怕失去斯维塔。当斯维塔因工作未能及时给列夫回信时，列夫一度惊恐的害怕斯维塔把他甩了，但随后就证明只是个小误会。有了爱情的支撑和斯维塔的鼓励，列夫由一开始的绝望，“我现在不抱任何希望了，没有希望，心里反而感觉很平静”，变得开始有希望起来，“斯维塔，趁着咱们还有力气，让我们希望吧”，斯维塔不幸得了抑郁症，列夫反过来鼓励她，两人正是相互慰藉，才终于捱过了斯大林时代的艰难岁月。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列夫对古拉格和对自己的态度也开始一点点变化起来，他批评起古拉格头子们“不会管理”，他在劳改营的朋友喜欢打球下棋，学德文而不是遵照他的建议学工程，他甚至在给斯维塔的信中批判起他“不思进取”来。在谈到子女的教育时，列夫认为，一定要加强体力锻炼，这样才能在残酷的世界中活下去。大概这个可怜的人担忧自己的孩子也会被送进古拉格吧。甚至他不建议孩子读大学，认为学技术“遇到困难才能顺利挺过去”，这大概跟自己的技术救了自己一命有关吧。

当然，斯大林死后，古拉格被废除，环境没有那么严苛了，列夫对孩子的教育观念肯定也会调整。他给孩子讲自己在古拉格的故事，而大部分被释放的囚犯都对此闭口不谈。这一方面可能怕自己的过往给孩子带来阴影，另一方面也不想传出去后对自己造成困扰。作为古拉格囚犯，获释后仍然会碰到种种壁垒，好的职位也与其无缘。也因此很多人都想法设法隐瞒自己在古拉格的过往。另一方面，斯大林时期苏联鼓励孩子举报父母，很多家庭就是因为父母在孩子面前随口抱怨了几句，孩子去学校无意或有意说出后，整个家庭才遭至灭顶之灾的。在斯大林时代，妻子举报丈夫，学生举报老师，下级举报上级，邻居之间相互举报是常有的事。甚至如果不去举报亲人朋友或邻居，当对方被捕时，自己也会因“包庇嫌犯”或“警惕性不高”而受牵连。在这种环境下，几乎没有人敢公开谈论自己的内心真实想法，人人学会了“耳语”，人人害怕某一天会被逮捕。在斯大林时代，富农或资产阶级的子女想法设法隐瞒自己的出身，甚至对自己的丈夫都缄口不谈过去。这种恐惧显然极大的侵蚀了古拉格囚犯的心理，使其成为一个个“沉默的人”。

即便是列夫这样稍有勇气的，他也对古拉格的暴行回避了，他告诉孩子，“永远不要自叹命苦”“不要怨天尤人”，也就是说，要学会认命。事实上，列夫最后也认命了，他给斯维塔写信说：“我也觉得自己有罪，只是没有判决书上那么严重罢了”。而一开始，他可是死也不认罪，拼命呼喊自己蒙受不白之冤的啊。那么斯维塔呢，她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爱国者了，尽管爱人在古拉格承受煎熬，但苏联官方宣称的“古拉格劳改犯做的是共产主义伟大建设项目”，她也信以为真。帮助过列夫的朋友去莫斯科看她，尽管对方不愿意，她还拉着他们去看了列宁墓和莫斯科大学。莫斯科大学主楼是全市最高建筑，斯维塔对它赞不绝口，只是不知道她究竟是真不知道，还是下意识回避了，这栋大楼正是由和列夫一样的古拉格劳改犯，用血泪和生命建造的呢？

对列夫来说，苏维埃夺走了他的一切，父母、爱人、青春、健康、自由。如果按照我们通常想的那样，列夫被放出来后，应该成为一个和苏维埃不共戴天的反抗分子。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得去好好照顾斯维塔。但就算没有斯维塔，列夫就会成为一个反抗者吗？并不会。而一千多万古拉格囚徒，被释放出来后，也并没有对这个政权有太多怨言，可能心里有，但古拉格把他们的斗志彻底磨灭了，但也有可能是真的对自己遭受过的苦难无所谓了。从这个角度上，古拉格对俄国人的“改造”是成功的。

作为当代研究俄国史数一数二的专家，和通常研究历史侧重于宏观政治经济不同，费吉斯更注重研究极权制度下普通人的心理状态。他的另一部杰作《耳语者》通过详实的记录成功展示了一幅斯大林时期俄国各个阶层人物的心理画卷。而这本《古拉格之恋》则更侧重于单一个体，通过列夫与斯维塔这对充满传奇色彩的恋人，展现极权的残酷、爱情的美好及普通人在其中的沉浮。你可以从中看到渺小，也可以看到伟大，可以看到残酷，也可以看到美好，可以看到最美好的爱情与最残酷的压迫之间的缠斗，我不确定你更倾向于看到什么，但我能保证看完这本书后，对极权制度下普通人的心理状态会多一层理解。

用早在1922年就被驱逐出俄国的斯捷蓬的话说：“在‘红星’的照耀下，我们都重新明白了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友谊，诗人之于诗匠、真正的哲学家之于哲学教授、英雄之于装腔作势者、土生土长的俄罗斯人之于偶遇俄罗斯的路人等的区别是什么。”另一位同被驱逐的社会学家索罗金则说：“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我现在知道有三个东西会永远留存在我的脑海和心里：生命，哪怕是最艰难的生命，都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物；信守义务是另一个宝物，它使生活幸福并带给心灵以不背叛自己理想的力量；我所认识到的第三种东西是，残暴、仇恨和不公，无论在智识、还是道德、物质方面，都不能也永远不会创造任何永恒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