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以4年时间跟随拍摄“自干五”小赵 —— 一个在街头摇旗呐喊“中国加油，中国万岁”的19岁爱国少年。小赵成长于山西平遥古城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赌博成瘾的工厂工人，母亲是家庭主妇。堂哥曾是一名光荣的士兵，参与了国庆60周年的盛大阅兵礼，他一度是小赵的偶像。小赵的弟弟则因为家里经济困难决定退学打工，赚钱养家。他们住在古城外的乡村里，院子破旧得仿佛中国的“经济奇迹”从未发生。

小赵考上一家成都的大学，交了女朋友，与会饶舌的室友相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开始产生了变化。小赵在过去单纯的爱国情怀和对未来的现实考量中摇摆不定。

国家给予的爱国教育和社会生活中每天上演的大小事交织出少年的真实人生。杜海滨的新作直呼观者反思爱国主义本身及其意义，它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它又正朝着什么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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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小赵》：我们为什么要为“爱国者”面红耳赤？

从2009年到2013年，杜海滨用四年时间跟踪拍摄了一个九零年的“爱国少年”赵昶通的成长经历。

这个出生在社会底层的山西男孩，以一种尴尬性的刺耳姿态在大银幕上现身：“中国加油，还我钓鱼宝岛，放我船长”，手执一面五星红旗的少年小赵，沿着平遥古城的商业街奔跑呐喊着，以这样一种直露而又煽情的方式，向周围的游人展现着一个高三学生对“爱国”最理直气壮的行动宣言。面对镜头，小赵用歌声和多少有些狂热的说话方式向杜海滨表现着自己对红色文化熟识，对爱国游行、读大学、去边疆参军的看法或热望，即使这样的一番说辞并不太出离教科书的官方表述。

因此，当少年小赵历经了复读、去成都上大学、恋爱、学生会、支教、爷爷家房子被强拆、爷爷去世这一连锁成长的故事之后，开始自发使用“洗脑”这样的术语来重新表述他对“政府”、“爱国”这些大词的理解时，纪录片的时间张力最终得以完成。表面上，在纪录片的结尾，已经放弃参军理想的小赵选择了一种更为现实也更为犬儒的生活方式，从一个拥有爱国、强国志向的热血青年，变成了一个希望多赚钱来改善自己生活并对现实政治颇有微词的“愤青”。但这样一种概括显然是不准确，影片中后段，大凉山山区小学升旗的那一幕似乎成为这个少年单纯爱国情怀的一种佐证，毕竟当时的他，已经对社会灰色的运作方式耳熟能详。

于是，这四年时光最终化约为一种理想主义的祛魅，是一个少年一步步迈入社会后世故化的过程。书本里白纸黑字蛊惑人心的崇高被现实处境轻易地瓦解。沙文主义在爱情、社会主流价值面前，不仅并不浪漫甚至还非常可笑。小赵敏感发现了意识形态与现实世界之间巨大的裂缝，他的变化事实上并不戏剧，因为从始至终他都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这个在电影开篇里，让观众面红耳赤的少年，随着纪录片的进展，一点点漏出了平凡人的本色，并最终成为和每个观众一样的人，会对多年前自己的无知感到尴尬和羞赧。在这个意义上，杜海涛确实非常成功抓住了一个平凡人最不平凡的那个生命时刻。当然，相比于小赵成长经历的丰富性，杜海涛的素材是相对单一且支离的，这也变相导致了影片整体时间结构戏剧感十足，但细部却缺乏秩序感。视听效果也停留在电视纪录片水平，而匮乏节奏意识和美学意识。

《少年小赵》在本质上述说的是在现代中国社会中，“爱国者”的不可能，是国家意识形态如何在个体成长经历中必定瓦解的过程。小赵的经历因其年少时过度放大的热情而变得更有典型意义，但却并没有超离绝大多数中国人成长的痕迹。但究竟是什么使得这种爱国理想变得不可能？我们又在羞赧什么呢？我想这其中的逻辑，和《少年小赵》成为一部官方禁片的逻辑，并没有太大区别。即使在影片中，出现了老生常谈的“强拆”问题和对现实政治大白话式的表述，但透过这个普通人之口，《少年小赵》里的中国社会至少比电影院里贾樟柯《山河故人》中经“诗意”伪装的中国“现实”来得更现实。但正是这种人人在经历且熟知的现实，却恰恰是不能在台面上谈论的现实。于是，我们就只能面红耳赤地用笑声消费影片开头那个台面上的现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