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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前，庞大的苏联帝国解体给全世界都带来意料之外的震(jing)撼(xi)，即便是长期致力于颠覆苏联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都不能预测到这样的历史结局。问题是，当年的苏联不仅拥有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军事力量，而且苏联体制也网罗了整个苏联绝大多数聪明的脑袋。那么，为什么汇聚了智力精英的苏联体制仍然不能自保？
从心理学角度，人类的智力差异很可能只是反映了迄今为止我们对于人类“智力”（ingelligence）的了解仅仅停留在肤浅的程度。所谓的“高智力”和“低智力”，只有智力某些维度上的差异，而没有本质的区别。例如，早期的“智力”概念反映了一种抽象的影响和决定个体广泛认知活动的基本能力；而在较为晚近的智力理论则承认人类智力其实具有多元的划分，如哈佛大学心理学家霍华德·加登纳（Howard Gardner）所提出的多元智力（Multiple Intelligences）理论，目前所能测定的智商所能反映的传统智力只不过是其中之一二罢了。因此，对特定的系统而言，尽管它可能网络了大量的智力精英，但它所网罗的只能是能适应体制的那部分智力精英，这些体制内的所谓智力精英在极权的体制内所具有的共同特点就是缺乏批判勇气以及抑制批判性思维。换言之，尽管极权体制会尽可能地把智力精英尽收入体制内，但体制自身的属性决定了它只接纳与体制兼容或适应的那部分智力，而对创新、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这些智力活动则予以排斥和抑制。
正如人类的智力之所以超越于与人类有着超过98%共享基因比例的黑猩猩，就在于人类的智力发展是适应特异性的人类生存和生活的情境，也就是说，智力的进化发展与具体的情境有关；黑猩猩生活的丛林无须发展出更高的智力就能应付自如。即使在迄今的人类社会，个体的智识也必须在相应的情境中才有价值和体现，让哈佛大学毕业的学生跟农夫比田间作业，前者未必就有优势。
同时，人类基因的多样性也是人类为适应各种不同情境的进化策略。智力的统计学分布（所谓高斯分布的钟型曲线）反映的与其说是智力高低的差异，毋宁说是人类智力水平的多样性。高智力者有高智力者的生存策略；低智力者也有低智力者的生存之道，没有人会仅仅因为愚蠢就无法在人类生活中生存。虽然从长期进化的角度来看，更高的智力总是意味着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更优越的发展，但多样化的智力仍然保障了人类在无数次危机中能化险为夷，所以，“高智力”在不同的情境中的意蕴应当有所不同。
对于极权体制而言，其自身所具有的反智特点导致了它所营造的情境根本不会激励，更多时候反而会抑制人类的智力。高智力者扎堆的情境如果具有反智的特点，那么智力精英们的判断和决策仍然形同垃圾。最起码，极权体制所竭力抹煞智力精英们的独立思考和批判思维，才是人类智慧中最精粹的部分；极权体制所要求和豢养的所谓智力精英不过是更适应体制的“聪明人”或缺乏社会批判意识的技术精英罢了。
因此，体制内的智力精英不能挽救濒临崩溃的前苏联帝国也就顺理成章；相对地，苏联帝国的崩溃反映的恰好才是人类文明的应有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