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足够权威的政策出台前，担忧的人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捕风捉影，试图从那些真假难辨的政府文件里找到自己的出路。
隶属于河北省保定市的雄县，总能以某种特殊的方式感受到首都的存在。
每次赶上首都开什么重要的会议（例如三月间的两会），雄县的小工厂就得立马停产，违规生产的要面临贴封条、抓人、关场子，甚至直接掐掉电闸。村里的垃圾也不能焚烧，村委会专门雇了一个人，守在垃圾堆边上看着，一天一百块。
似乎所有人都已习惯了，为首都随时待命。
这回，首都的命令来得更为彻底——整个雄县都将被波及，而且，谁也别指望什么时候能重新开工了。
沸 腾
保密工作做的足够完善，雄县县政府的公务员也是在当天下午开会的时候才被告知建新区的消息，一同被告知的是：“得了，这个清明不放假，都回来办公吧！”仅4月3日一天，县政府办公室就接待了18拨记者。
4月1日傍晚六点多，新华社最先发布了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涉及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被描述为“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整个雄县顷刻陷入了一片沸腾之中，似乎谁都能就新政发表一番演说。一个司机高兴地告诉乘客，“这以后车牌都得改，雄字打头了！”
县城变得拥挤起来，旅店开始涨价，一个从北京来的记者，找遍了整个县城都订不到房间，最后在洗浴中心熬了一宿。街上挤满了外地牌照的车，北京的、天津的、上海的、浙江的、广州的……所幸在十多年前，一位叫做杨文远的县委书记大刀阔斧做了整改，他在任时，县城里坑坑洼洼的路都换成了六车道、八车道宽敞的大马路，突然涌入的车流并没有让小城陷入彻底的瘫痪——在某种程度上，这亦是它“成为副都”的潜力展现。
这不是雄县第一次迎来辉煌时刻。
战国时期，它是燕南赵北之边界，因为常受到北方山戎的侵扰，燕桓侯曾一度把都城从今天北京的南二环一带南迁到这里；三国时期，公孙瓒与袁绍相争,最后在这里兵败自焚；在宋朝，它是防契丹进攻的重要隘口“瓦桥关”，与益津关和淤口关合称“三关”，属兵家必争之地……
这也不是雄县第一次被历史选择，但对于这一代人来说，却是第一次见证自己的家乡被选择。
米家庄村的一位老大爷，听说了建雄安新区的消息，第二天就跑去了新华书店，想买张主席像挂家里。结果去了一看，主席像都卖光了——此前，来了太多像他一样高兴的人。
炒房团
王磊今年就要从河北经贸大学毕业了，他想去像北京那样的大城市发展，但动辄几万块的房价又成了横亘在眼前的难题。建新区的消息一下来，父亲就给他打电话，“快回来雄县吧！”
房子似乎成了年轻人去大城市发展最大的包袱，更是投资客们争夺的肥肉。以至于雄县公安局专门派出去了一辆车，车上挂着大喇叭循环播放“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环绕着县城几个热闹地点转悠。
炒房团闻风而动，有人连夜上了高速，从北京、天津、浙江和广州开车过来，高速路口堵了一层又一层。人们交口传颂着这样的故事：有个老板带着7200万现金，一口气买下了八层楼。谁也说不清消息的真假，但都在心里盘算着自己手里的筹码：一个服装店的老板有套200平米的房子，他心里的要价是600万，按照雄县此前的房价，这个价格足足膨胀了十倍。
炒房团彻底扰乱了小城的节奏，新政发布的第二天，各大售楼处就被贴上了封条，专门发布本地商业信息的《雄县人周刊》被告知，不能再发卖房的消息了，办公门面上用作宣传的两个“房”字都拆了，空出来两块光溜溜的墙面。隔壁的房产中介也被查封，楼内的东西都搬完了，连招牌都没剩下，只能从积灰的情况隐约看出个“贷”字。
这也并不能阻断房屋的交易，即便规定房屋不能过户，人们也开始在私下签协议，等着房产冻结一放开就马上过户。王谦半个月前刚兼职干起了房产中介，立刻就赶上了好时机：在新政发布的几天内，他出手了三套房，每套都能从中抽成1.5%，不到100个小时里有近10万块入账。而他的本职工作——影楼的学徒，每天要修1000张照片，老板开出的工资是每个月1000块钱。
张洁第一次感觉到房价疯了，攒了十几年钱，终于在今年攒够了30万，原计划清明节把外面的欠债收回来，交全款在县城里买个房子。消息刚巧在4月1日发布，西方的愚人节，张洁的第一反应是，“国家跟咱开玩笑呢！”
当然，没人和她开玩笑。她的房子就像个肥皂泡，看着清清楚楚的，等伸手去抓，“啪嗒”一声就破了。
看不见的手
这几天，李薇接待了好几波看房的人。得知建新区的消息，她刚开始挺高兴，可没两天烦恼就出来了，先是听说炒房的来了，一平米给弄成一两万，后来又听说不让人呆着了，所有人都得离开故土，“家家闹得乱糟糟的。”
“国家不会亏待大家的，”王谦告诉他二姨，二姨是雄县葛各庄村民，几天来听了各种传言，有个言之凿凿的消息说，到时候拆迁赔房子按照户头赔，一个户头赔一套。她带着户口本就进了县城，非得把闺女的户口迁出去，这样他们算两个户头，能给两套房赔偿。当然，户口早已冻结了。
除了房产买卖和户口，婚姻也随之冻结了，一切可能带来投机渠道都冻结了。所有人的生活都被打乱了，葛各庄村里还有几个盖了一半的房子，砖头、砂石还堆在地上，水泥车停在一旁，车里的水泥干成了块儿状，搭了一半的房子框架立在地上，时间在这里仿佛停滞了。
雄县的店员王焕，趁着清明假期开车回老家，结果回来的时候就被赌在了路上——本来20分钟的路程，硬是堵了两个多小时。王焕最不喜欢大城市生活的地方，就是觉得那里快节奏、压力大、还堵车。她去过深圳，那边的人走路都比雄县人快，晚上12点多了还有人在加班。这几天，外地人涌入雄县，她觉得那些人“叽呱叽呱的”，整个城市跟着闹哄哄的。她也不想搬进去楼房，比起自己的院子，“楼房显得特别拥挤。”
王丽在白洋淀开了12年的农家乐，2007年白洋淀被立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趁着政策的热潮，她的农家乐也迎来了大批的客人，全家人也终于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新政一出，国家给了每人三万块钱的租房费，先出去租房子，到时候这些农家乐全都得拆了，一起搬走。她不想走，可是手机里的地图都已经更新成雄安新区了。
人们在百度贴吧里讨论“雄安新区原住民怎么补偿”，贴吧里面贴了好多真假难辨的照片说是政府的文件。有人说政府到时候买地，一平米只给几千块钱，也有人说，隔壁村子的土地20万有人买还不乐意，非得50万才卖，还有人说以后雄安要成了“哑巴城”，所有人都不让住了。
在足够权威的政策出台前，担忧的人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捕风捉影，试图从那些真假难辨的政府文件里找到自己的出路。
小县城的规则
小城有着自己的规则：县政府广场上，贴着马路的小摊贩都没事，但是一旦再往前一步就要被取缔；开着几年没车检的车出门被交警逮着了，300元的红包就能应付过去；读完高中就辍学打工的郭磊，消磨时间的办法不是游戏、动漫，而是日复一日的练散打：在小城里，一身力气比什么都重要。
郭磊加入了四个帮会，规模最大的一个有80多个人，帮会里最重要的就是兄弟情义：有次郭磊出门不小心把一个人撞了，对方嚷嚷着要打他，结果他把消息发在兄弟会的群里，不到5分钟，就有20多个兄弟赶来了，随身带着砍刀和甩棍。
建新区了，郭磊寄希望于“我们有个像寺庙一样的大堂，不会散的”，当被问到“打击黑社会性质团体怎么办”的时候，他岔开了话题。
去年，雄县有33人考上了“985、211”大学，其中，成绩最好的一个去了华东师范大学。李薇开始担心，雄县变成了大城市，自己孩子的竞争是不是就更大了？更多优秀的孩子来这里读书，高考的竞争肯定更加激烈了。还有自己的丈夫，经营了十几年的装修队，好不容易占领了雄县装修市场的大部分份额，等着更多优秀的装修公司入驻了雄安，老公还能接到多少活呢？
美甲店的老板娘朱莉莉算是幸运儿，三月她才在县城里买了套大房子——200平米，30万，一次交了全款。新政出台后，有人建议她趁热把房子按三万一平米卖了，去三亚买一万一平米的房子。这样，不仅全家都能搬到了风景更好的三亚，手里还能多出来几百万的现钱。还真有这么干的，店里一个老顾客把房子400万卖了出去，一跃成了“有钱人”。
但是朱莉莉不想搬，她就想留在雄县，留在熟悉的家乡。搬走了以后，除了钱，自己什么都没有了。“雄安新区”的贴吧里有人发问，“我要去哪里做生意？我本来是有的，拆了就没了？谁来告诉我？”当然，没有人能够回答他。
螳臂当车
在新政的规划下，非首都功能的机构都可能搬到雄安新区，雄县的功能定位是高新技术区，未来将有多家高新技术产业拔地而起。
通知已经下来了：4月20日，所有的小厂子立马关门，以至于雄县人之间转发着一首打油诗：“为了出货，到处放风。电话一响，拉闸停工……”
雄县共有塑料企业4000家左右，占到GDP的70%，拉动了超50%居民的就业。其中小作坊式的家庭企业占到了大多数，运输、粉碎、造粒、塑形……雄县的各个村都能从中分一杯羹。
八洋庄几乎全村就以塑料为生，有消息说，他们的村子在一期拆迁工程里。因为塑料生意，村里家家一年都能有三五十万的流水，但是没了地又不让做生意，村民感觉相当于没法活下去了。
在葛各庄，有人专门干垃圾分类、装捡，这是个挺好的生意，“七八十岁的老人都能出来挣钱。”装捡好的垃圾会被送往下一道工序：粉碎，负责粉碎的工人把装好的建筑垃圾扛起来丢进粉碎机里，纯力气活，工人头顶上挂了一层汗珠，粉碎机粉尘严重，连耳朵里都积着一层白灰，从早到晚一天下来，能拿到80块钱。
造粒、吹膜，最后，这些窗户框、水管、预制板和种种塑料制品，可能会变成新的塑料料管、包装袋和气球。
陈标有家自己的塑料管厂，两年前投入了100多万做起来的。至今，每年能有2000吨的产量，一顿的塑料管能赚200多块钱，其中，工人的工资开出一半，剩下的还有差不多100块钱能进了自己腰包。干了两年还没回本，政策下来了，他第一反应就是：完蛋了，这下又干不了咯。
又能怎么办呢？
雄县葛各庄的村⺠范忠良，听说消息后，自己就给北京的环卫局打了电话，告诉他们，“北京90%的拆迁废料都运到了我们葛各庄，现在通知到了4月20号，全部的小厂子都得停产，我们这一个村，每天要跑北京三四十车，我儿子就是做这个的，一车就是七八吨，如果我们不拉了，你们北京的垃圾怎么办？”
环卫局的人用几句官腔应付了他。
他还想着给国务院写信，为国家献计献策：雄县地里的坟头太多了，光他自己家的坟地就埋了九代人，20多个坟头立在一起，村子里的地一大半都被坟头给占了，这多影响新区建设呀。他建议利用起挖土后的大坑，建个地下公墓，算是废物利用了。
信还没写出来，他决定先以身作则，告诉了自己儿子，“等我死了你就把我烧成灰，走一路撒一路”，这对安土重迁的雄县人来说，已然是相当超前的思想。
雄县的双堂村，有个特别的风俗——“放盒子”，往前可以追溯到明代，人们将药线、烟火编排好后放入盒子里，搭架悬盒，点燃后，盒中的药线逐层脱落燃烧，可幻演多层形象。那些一个一个画出来的幻想被燃烧的火光照亮、热闹非凡，而后，照亮它的火光又把它们烧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