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又来了，今年恰好是恢复高考40周年，我们找了不同年代的高考状元聊了聊。
他们身上都带着时代的烙印。状元是他们人生的高光时刻。但从长长人生回望，那也不过是一个略显不同的开始而已。
每日人物 / ID：meirirenwu
文 / 陈墨 杨宙 卫诗婕 吴呈杰 编辑 / 楚明
2016年河北省理科状元 孟祥熙：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大一在读
上大学后能不能像在衡中时那样自制？
答案是不能。
我觉得“衡水一中模式”不会让一个人失去个性，除非他本身就没有什么个性。比如我上了大学之后也爱睡懒觉，爱打网球、弹吉他。我常常在对面宿舍弹吉他到深夜12点，已经被投诉了很多回了。我挺怕被同学在饮水机里投毒的。
当然，我从衡水一中毕业，还是会带着衡水一中的印记。
我的饭量很大，一餐能吃三四两饭，同学都说我就是个“饕餮”。我还吃得无比快，那都是在衡中的三年里练出来的。高三时，我们每天中午有25分钟的吃饭时间，但一般都会在教室撑到最后一刻，花一分钟跑到食堂，花两分钟打饭、吃完饭，然后回宿舍睡觉。
高三最紧张的那一阵子，我都是一只手拿勺子，另一只手把米饭摁在勺子上，再送进嘴中的。我们都是自己带勺子吃饭，因为用筷子慢。有些人会得胃病，但我一直挺好的。
现在在北大，我还是改不了这习惯。放学后，同一节课的同学才刚到食堂，我就已经吃完走人了。有时候和漂亮女生吃饭，我才会用筷子和勺子慢条斯理地吃。
还有，以前在衡中时，每天上课、吃饭、睡觉都有具体的时间表。我习惯了那种时间安排。上大学之后我也尝试过，是不是还可以像在衡中时那样自制？答案是不能。
比如我想在5点钟起床，更多情况是我醒不来，闹钟却把室友都吵醒了。比如我还报了托福，现在只剩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了，我还没开始学呢。我想申请延期考试，结果用户名和密码都忘了。以前在衡中时，我很有效率，但那都是依靠强大的外力。
过去我对考试的信念是，所有题我都应该做完，不应该有我不会做的题。以前2个小时的数学考试，我40分钟就可以交卷走人。前几题我基本眼睛一看就能给出答案，那都是条件反射做出来的。
然而，第一次在北大准备考试，我就想知道：“往年的题呢？我要做套往年的题啊！”但现在老师不会划重点，也没有模拟题这种东西了。
我们也常常会看到新闻对于衡中的批评，但我们不会点开细看，因为我知道会说些什么。虽然我也不太赞同那种模式，但如果我以后的孩子只能在河北高考，我也还是会选择衡中的。
其实我觉得在衡中读高三挺幸福的。因为我们不准熬夜，每天准时10点10分睡觉，5点10分起床，睡够8个小时。而且我们的伙食都相当好。现在，我已经很少能在10点前睡觉了。
就像网上很多人觉得“衡水模式”应该被取缔一样，我觉得大家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他们要的只不过是符合自己想象的“真相”而已。
现在的我有些迷茫，还在寻找自己以后的目标。有时候，我还挺怀念在衡中时的那种充实的。”
2014年江苏省理科高考状元 吴呈杰：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大三在读
“状元”头衔成了枷锁，把我裹挟进成功学
如果给我一个机会回到过去，我会选择高考结束、但还没公布成绩的时刻。
在高考前，我就拿到了北大校长实名推荐，能上北大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那段时光因而过得懒散而自由，买了一堆书囤家里一本接一本看，每天都跑到家旁边的羽毛球场挥汗如雨，又和高中的好兄弟一块去了趟厦门。
那时候当然会天真地以为，劫难已渡，前路可期。
公布成绩当天，在接到老师电话时，我知道的还只是考了学校第一名。在赶往学校的路上，新的消息纷至沓来：市第一名、省第一名。
我慢慢开始感受到这一切失去控制了：在我的构想里，我会去北大念新闻，毕业后做记者，最后靠写字讨生活。一旦我成了站在现行教育体制金字塔最顶端的人，“一个状元去做记者，会不会太可惜了”，是那段时间每个人见到我都会问的问题。
接受媒体采访时，记者都对我这个“潜在”的同行格外感兴趣。他们告诉我：记者这一行又苦又累工资还低，状元们一般会选择的都是商学院。面对长枪短炮的发问，我迟疑半晌，只得以“还没想好选什么专业”搪塞过去。
等社会热度消停点了，终于开始琢磨选专业这事。那会年轻气盛，光环加身，想着做一个光鲜亮丽的金融精英也很好，正好家里还有一个在港大念精算的表哥，没太多顾虑就改了志愿。
来到商学院后，发现金融并不是我喜欢的。我并不排斥它，只是看一份商业计划书并不能提供给我写一篇报道的成就感。我开始在校媒做事，一步步做到主编；又去《人物》杂志实习，一待就是一年半。
但我渐渐发现，“状元”的头衔变成了一个枷锁，把我裹挟进了这样一个逻辑里：你曾经是世俗标准的优胜者，因此在接下来的人生道路里，你还是要做“别人家的孩子”，你还是要从事优渥、体面的职业。
很多采访对象会有百度记者的习惯。有超过5次，当我和采访对象聊完后，他会轻描淡写地来上一句：原来你是状元啊。这曾让我感到难堪，好像过去的我搭乘时光机穿梭而来，对着并没有成为金融精英的现在的我唉声叹气。
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重塑专业的尊严。我有无数次考虑放弃，也有无数次考虑转行。直到前不久，我去横店操作一个让我感到兴奋的选题。在结束了一天沉甸甸的采访后，我回到酒店，一边吃外卖一边听录音，突然意识到：此刻，当下，就是我真正想要的生活。
某种程度上我破除了自己的魔障。踩实了成功学往前走当然很好，就像我成了高考状元。可是——成为状元之后呢？你想要追求的东西又在哪里？日子是真刀实枪的，骗不了人。如果要感谢“状元”给我带来什么的话，就是它在很早之前就让我品尝到年少得志的滋味，同时让我知道，得志的滋味也不过如此。”
2005年陕西省理科状元 冯宇宁：
航天五院西安分院微波工程师
中状元着红袍游园，买不起北京房还得回家
在单位，同事有时候看见我说“状元郎来了”，和叫“小张”、“小王”是一样的，状元这个词儿就像白开水一样，没什么味儿。
但刚考完那会儿可不一样，有种人生巅峰感，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感觉挺飘的。当时还组织了一次游园，让我和文科状元穿上状元服，去游园行传统礼仪。
现在具体怎么游的我不记得了，就记得那天游着游着我凉鞋底掉了，脚趾头拼命使劲夹住那个底，那必须挺住啊！
最激动的是我爸妈，他们都在老家种地，为了供我上学，三个姐姐提前辍学打工。那天能免费游园、吃大餐，看我爸妈的眼神，觉得他们可能真以为现在的状元和古代差不多，下一步就该招驸马了。
我那时候也发下宏愿，我们家族的命运要从我这里开始改变，要让父母过上好生活，就是像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城里有自来水、天然气，多好啊！
如果没有高考，我能干啥呢？我身板不好，视力也不好，打工可能有点费劲，倒是可以种地，也许去创业？可我也没有啥想法。
我复读过一年，第一次参加考试时把高考看得很重。6月6日晚上躺床上，大脑高速运转，我就想我考得特别棒，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父母喜上眉梢……结果那年托大（太自信）了，只报了北大，而且不服从调剂，结果落榜了。
其实复读也是件好事，不然我也当不了状元。
我中状元以后，有个高三考生还专门找到我的电话，他也是高分落榜，想像我一样复读一年，然后也中个状元，名利双收。我告诉他，第一，你不一定能中状元，第二，中了状元也不一定能有多少钱。
我当时就是高中奖励给我一台笔记本电脑，县政府奖励1万块钱，我个人形象不咋地，没啥代言。
我当年确实出名了。央视的一个节目播了我游园的新闻，和一个落榜生寻短见的新闻放在一起，我看了有点义愤填膺。但这并没有对我的大学生活产生影响，到了清华才发现，每个人都有故事，把我往两三千人里一放，泯然众人矣。
刚上大学那会儿，我还想带父母来北京生活，那时候不知天高地厚，不自量力了。我本科毕业就结婚了，12年有了女儿。孩子得老人帮着带，这样房子至少需要两居、甚至三居，别说买房，在北京租房的压力都太大了。
那时，我有种骑虎难下的感觉，中了状元，上了清华，压力贼大。我意识到处境变了，但是父母希望你永远往上走，要去纽约，华盛顿，登上月球，跑到外星系去！
如果我没有孩子，可能会留在北京闯荡，而我博士毕业时孩子都3岁了，所以找工作时我就决定回西安落户。我作出一切决定的最大原因，是基于对自己赚钱能力的评估。我们研究航天的，各地收入差不多，西安和北京的房价比差不多是1：10，非杵在北京的话，生活太难了。
我是很现实的人，内心的梦想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小。说真的，离开北京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
1996年湖南省文科状元 欧阳觅剑：
广州某报纸评论员
我挺生气，因为他们把我描写成失败者
后来有一本叫《少男少女》的杂志登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我出名了。大一时，我每天都收到三四封读者来信。一开始我每一封都会回，但是我写得慢，到后来就干脆不回了。把信分给了宿舍同学，有个同学还因此跟一个女生通了4年的信。
毕业之后，我到了北京的一家报社。后来因为不喜欢北京的环境，我南下到了广州的一家杂志社。又因为当时觉得工资太低，去香港读了一年研究生。最后一直在广州的一家报纸工作。
这几年来，偶尔有三四个记者还会找我聊高考状元这件事。有一次我挺生气的，他们把我的经历和另外两个状元摆在一块对比，把我描写成失败者。
网上有许多帖子把历年高考状元后来从事的职业贴出来，想说明高考状元与成功之间的关系。我觉得确实有一定的影响，因为你能将有规则的高考完成好，那么生活中你遇到有规则的场合，你也能做好。而大家对成功的定义不一样，不是赚钱多就是成功。也不能说高考分越越高，赚的钱就越多。
我对那个年代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忆了。只记得当时间跨越到2000年1月1日时，“千年虫”出现了。许多系统无法识别2000年，电脑运作不了，电梯瘫痪了。那一年我23岁，想去美国读研，后来没申请上。
还记得1999年最后一天晚上，电梯坏了，我爬楼梯，爬啊爬，爬了18层。
一晃眼，高考过去21年了。
”
1983年四川省文科状元 徐永恒：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副院长
我也落寞过，幻想如果生在不同的时代，命运是否会不同
成绩公布后，我所在学校的老师还需拿着分数向省内各处打听，经过几天的时间才能确认我省内第一名的成绩。
但即使在当时，一个状元给一个学校及一些老师带来的仕途上的转变也是巨大的。几位县里的重要领导来到了我的母校，对我的老师进行了表彰，并给了我1000元的奖励。几个月后，省教育厅领导专程来学校考察，决定拨款支持万源中学改善教学设施和教师生活条件。几年后，学校用这笔专款建起了新楼。
中国人总认为学而优则仕，因此觉得状元意味着一步登天。正是在这种不切实际的关注下，当人们未能如愿见到状元“飞黄腾达”，便开始质疑唱衰。
北大图书证上的徐永恒
前不久，我们83级的北大文学班学生搞了一次聚会。我们大多停留在文教领域，没有过高的建树和世人眼中“极其成功”的案例，但我们保留了燕园底蕴。
其实，每一代人有其各自的时代底色。我们这一代常常被拿来比较：先我们几年的70年代末（恢复高考初期）考生，毕业就被分配到了大量紧要职能岗位上，他们中的多数成了高官。晚我们几年的80年代末考生，则赶上了市场经济时代，高校不再分配工作，纷纷走上了不同的轨迹，他们中很多人成了优秀的企业家。
我也曾经落寞过，幻想过如果生在不同的时代，命运轨迹会否截然不同。但后来就想通了，这样也没什么不好，我们所面临的时代课题不一样。
毕业20多年后，拜访当年北大的班主任，后来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温儒敏教授。
1977年北京高考文科状元 刘学红：
原中青在线总经理
朝为田中郎，暮登天子堂
高中时半天劳动半天上课，毕业后，我和另外10个同学一起去平谷山区插队。
我们生产队得到过一个工农兵上大学的推荐名额，结果被推荐的是一个经常跟我们知青在一起玩的大队会计的女儿，专业是北京大学低温物理系。
这个女孩上大学之后，我曾趁春节回城之机专程坐了一趟332路公共汽车，只为能在车上看一眼北京大学。
当大队广播喇叭里说恢复高考时，对我们知青来说，那就是个朝为田中郎，暮登天子堂的机会。我们11个人都报名了，找机会从家把书背过来，抽时间看书。
一到休息时候，农民都到一边抽烟聊天去了，我们就都找片阴凉地儿开始看书，他们还讽刺我们“能考上吗！净瞎折腾！”
离高考还有15天的时候，我们集体请假回城复习了。为了让我的复习不受干扰，我母亲把我反锁在屋内复习。文革期间的教材没什么知识点，我一个比较要好的同学翻出她爸爸文革前的教材借我看。我妈听说别人家借到了文革前的历史高考考卷，不让拿走，也不让复印，就让我去人家家里，俩小孩儿一块儿做卷子。
当年高考在冬天，12月10日和11日，从我们知青点到公社中学的考点要走十几里山路，于是我们一大早就顶着寒风，翻山越岭往公社赶。
就这样我上了北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青年报工作。
如果没有高考，我应该也会和当年留城的同学一样，做售货员，或者顶替父母做些普通的工作，和现在的视野不一样，关心的东西也不一样。
我在2007年把高考准考证交给了国家博物馆，把我们这一届作为一个历史现象留了下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