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辉图书 | 如果青春也在那里，我们能怎样回忆苦难？

按：冯小刚的《芳华》这几天点映了。这部电影经历了一些风波，如今才得以重新回到院线。回想冯小刚近几年的拍片历程，似乎没有哪部是顺风顺水的，去年的《我不是潘金莲》也遇到了一些阻碍。但回忆文革这事儿，冯小刚一讲出来，微信君就忍不住想到莱维的那句话：“过于频繁地唤醒一份记忆，并像故事似的讲述它，这份记忆就会渐渐变成一种结晶般的、完美的、添枝加叶的、在经验中千锤百炼的老生常谈。”

我们都明白在当下，当在公共领域谈论文革时，你很难触及苦难的本质。所以在谈论文革或其他稍敏感题材（比如《芳华》里还出现了中越战争）的中国电影那儿，故事很难直白，更多是旁敲侧击甚至得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结论。记忆是粗粝的，经过剪辑与挑选的那是故事。电影当然要讲故事，但像《芳华》这样的影片却是以“记忆”的名义来将这故事合理化，就好比影片的结尾落脚点不在其他，而是：生活再多波折，我们也曾有过青春。于是不禁要问，这被第五代导演说了许多的“文革记忆”，还是真的文革记忆吗？

今天我们再来读读莱维。他在《被淹没与被拯救的》开头就谈到了人的记忆是有多么不靠谱，尤其是在回忆苦难的时候。

记忆是一种奇妙却靠不住的工具

文/普里莫·莱维

译/杨晨光

节选自《被淹没与被拯救的》

标题为编者所加

人的记忆是一种奇妙却靠不住的工具。不但是心理学家，任何人只要留心周围人的行为，甚至自己的行为，都会发现这个老掉牙的事实。我们的记忆并非镌刻在石头上，随着时间流逝，它们不但会渐渐消失，还会经常改变，甚至会增长，与不相干的记忆纠缠成一团乱麻。法官们非常了解这一点：几乎从没有同一件事的两个目击证人能用同样的方式提供同样的证言，即使这事儿刚刚发生，即使证人中没有人蓄意歪曲真相。只有当我们知道记忆究竟使用怎样的语言、怎样的符号、怎样的“笔”记录在怎样的“纸”上，我们才能真正回答记忆为什么不可靠。但我们离这一天还很遥远。我们已经知道一些特定条件会造成记忆的扭曲：创伤（不仅是脑创伤）、其他“竞争性”记忆的干扰、非正常的意识状态、情绪压抑和心理阻滞。然而，即使在正常情况下，记忆也在缓慢消退，记忆的轮廓逐渐模糊，只有极少的记忆能残存下来，这就是所谓生理性遗忘。这无疑是大自然伟大力量的一种，同样的力量让整洁变得凌乱，年轻化作垂暮，生命走向死亡。特定的练习（在这种情况下，经常重新唤醒记忆）可以保持记忆的深刻和活跃。这就像经常锻炼能保持肌肉有力。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过于频繁地唤醒一份记忆，并像故事似的讲述它，这份记忆就会渐渐变成一种结晶般的、完美的、添枝加叶的、在经验中千锤百炼的老生常谈。这份虚假的记忆，终将取代原始记忆，并自发地不断增长。

《芳华》剧照

我打算审视的，是极端体验下的记忆——受伤或施加伤害。这种情况几乎具备了能够扭曲或抹掉记忆的所有因素：受伤或施加伤害的记忆本身就是一种伤痛，因为这种回忆令人痛苦，至少让人不安。受过伤的人倾向于阻滞受伤的记忆，以免重新激起伤痛。而施暴者则把记忆隐藏在内心深处，不去回忆，以减轻罪恶感。

在这儿，结合其他现象，我们正面临着一种看似荒谬的类比——受害者与迫害者。我们迫切需要说明的是：两者都处于相同的困境中。但是，是迫害者准备并实施了相应的伤害，要是他因此遭受煎熬，应该说他罪有应得。如果说受害者应该遭受同样的折磨，则是不公正的。因为他的确饱受折磨，甚至几十年的时光都难以抚平他的伤口。可悲的是，这一切再次成为必然遵循的规律：记忆的伤口无法愈合，它在时光中延续。复仇女神——我们被迫相信她们的存在——不仅拷打施暴者（如果她们真的拷打他，运用或不运用人间的刑罚），也让施暴者的暴行趋于永远——因为她们让受害者无法归于平静。当我们读到让·埃默里留给我们的文字时，我们不能不感到其中的恐怖。这位奥地利哲学家因参加比利时抵抗运动而遭受盖世太保的折磨。因为他是一名犹太人，后来被遣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

对他来说，折磨是一种冗长不堪的死亡。埃默里，于1978年自杀。

《芳华》剧照

我们并不希望鼓励彼此混淆、无聊的弗洛伊德学说、病态的观点或者纵容的态度。施暴者仍是施暴者，受害者仍是受害者。他们不能互换。前者将受到惩罚和诅咒（但是，如果可能的话，理解），而后者则会受到同情和帮助。但无论是施暴者，还是受害者，都曾经历了卑下且无法更改的暴行。他们需要庇护，需要保护，并本能地搜寻着它们。不是说所有人，是大部分——并且通常是终其一生。

到现在为止，我们掌握了施暴者的大量供词、证言和自白（我不单指德国纳粹党徒，而是所有服从法西斯主义而犯下多种恐怖罪行的人们）：有些来自法庭，有些来自采访，有些也收录在书籍和回忆录中。在我看来，这些材料至关重要。一般来说，对于目睹事实和所犯罪行的描述并不重要：它们充分与受害者的陈述一致，鲜有冲突之处，随着法庭的判决，便成为历史的组成部分，往往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动机和理由：你为什么这么做？你意识到自己正在犯罪吗？

对这两个问题（或者其他类似问题）的回答非常相似，尽管被询问人秉性各异，如野心勃勃、非常聪明的专业人士施佩尔 ；冷酷而狂热的纳粹党徒艾希曼 ；目光短浅的公职官员，如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斯坦格尔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霍斯 ；愚钝的畜生，像博格 ；酷刑的发明者卡度克 。每个人的表达各不相同，带着或多或少的傲慢，取决于他们的精神状态和文化背景，但他们的回答最终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我这样做是为了服从命令；其他人（我的上级）比我做得更无情；我成长所接受的观点，生活的环境，让我不能采取其他行为；就算我不这么做，其他人也会顶替我的职位，甚至做得更无情。任何读到这些辩解的人，第一反应都是强烈的反感——他们说谎，他们看不到这些借口在他们引起的巨大痛苦和死亡面前是多么苍白，他们不会相信人们能相信他们。他们故意说谎—他们是奸诈之徒。

《芳华》剧照

在此，任何对人类行为有着丰富经验的人都知道，奸诈和诚信的区别（“对比”，语言学家会说）带着启蒙主义的乐观精神意味。而我们有更充分的理由相信，对于刚刚提到的这些纳粹党人，奸诈与诚信之间的界线更趋于模糊。我们可以假设，在他们之中，很少有人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但即使这极少数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只要过去或现在的事实让他们不安或紧张，便会很快失去这份清醒。在这样的条件下，的确有人故意说谎，冷静地编造事实，但多数人则拔锚、启航，暂时或永久地，远离真实的记忆，为自己编造一个方便的事实。对他们来说，过去是一种负担，他们为犯下的罪恶（或遭受的痛苦）感到厌恶，愿意用另一份记忆替换真实的过去。开始时，这种记忆更替可能完全是有意的，根据一个虚构的脚本，凭空捏造。尽管扭曲了事实，但真实的记忆比它更痛苦。他们向别人，也向自己不断重复虚构的记忆，真与伪的边界渐渐模糊。最终，他们完全相信了自己讲述了无数次并将继续讲述的故事，修饰和润色其中的各处细节——那些不可信的细节，那些与历史公认事件不相符或不一致的细节——最初的捏造转变为笃信。从凭空虚构到自我欺骗，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是有用的——任何坚信自己谎言的人的日子都要好过得多。他的故事讲述得越逼真，就越容易取信于法官、历史学者、读者，或他的妻子和儿女。

事情过去得越久，这种自我欺骗的虚假记忆就越趋于完美。我相信只有这种精神机制才有可能解释，比如，路易斯·达奎尔·德·佩莱波，维希政府犹太人事务委员会委员，在1978年对《快报》的陈述。尽管他对驱逐大约7万名犹太人负有责任，但他否认一切——成堆尸体的照片是画面剪辑而成；成百万的死者人数是犹太人编造的，目的是贪婪地窃取公众的关注、同情和赔款；可能驱逐过一些犹太人（他发现这点难以否认，他的大名出现在太多驱逐令的下方，包括对儿童的驱逐令），但他并不清楚这些犹太人的目的地和遭遇；的确，奥斯维辛有毒气室，但那是为了杀死虱子，而且无论如何（注意他说话的条理性），这些毒气室是为了拍照在战后修建的。我并不想为这个懦弱、愚蠢的家伙辩护。而且，战后他在西班牙享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太平日子，这件事也令我愤怒。但我认为，我从他身上也看到了一种从习惯当众说谎到最后自欺欺人的典型案例。为自己构建一个心安理得的事实，从而平静地生活下去。保持真伪之间界线的代价是沉重的——这需要一个人保持正派、诚恳或真诚，并不断付出智力和道德上的努力。我们怎么能期待像达奎尔这样的人会付出这样的努力呢？

普里莫·莱维的最后一部作品

最具思辨性、对大屠杀提出的道德问题讨论最深入的著作

1984年《被淹没与被拯救的》第一次出版时，距离大屠杀已有四十余年，物证被销毁，记忆已模糊，有人刻意回避，也有人拒绝承认，而莱维写作本书的目的即是记忆和见证这段历史，让人类避免重蹈覆辙。

在本书中，莱维极其冷静地分析了集中营和集中营之后的一些关键问题：人类记忆所具有的欺骗性、纳粹摧毁囚犯意志的诸种手段、集中营中的特殊语言，以及暴力的本质。同时，他怀着幸存者的羞耻感和罪恶感，对善与恶、正与邪、加害与受害的绝然区分始终抱持怀疑，对道德的灰色地带与人性的缺陷进行反思，努力呈现了那个极端环境下错综复杂的真相与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