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读｜王晓渔：季风的结束是传奇的开始

今天，陪伴上海 20 年的季风书园正式关门。在倒计时之际，很多其他城市人也去季风书园留言存念。文化批评家王晓渔先生 20 年以来逛季风书园的次数不计其数，在他看来，书店与图书馆建构了他的目录学知识使人不至偏狭，而一家书店乃至其他的公共场所，既可以提供公共性，也可以提供公众性，尽管两者截然不同。不管如何，季风书园在王晓渔心目中都符合提供思想文化类图书与公共文化空间这两条好书店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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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风书园在上海已经走过了二十年，对上海公共文化的影响早已不可忽略，也无法轻易地被强力抹除，现在以这么一种方式结束，更加增添了季风的传奇性。毕竟，自由从不屈服于强权，自有另一种形式会韧性地继续繁殖着。王晓渔认为，季风书园的存在，并且一度迅速的扩大，与后面逐渐的“衰落”，直至关闭，正好呈现了近二十年的文化状况。不管是兴盛还是衰败，季风书园与这个社会整个的文化状况和时代精神几乎是高度同步的，兴盛代表了民间社会一度的发育，“衰落”又与公共文化重新走向一种逼仄的空间有关，像一个浮标一样。与此同时，王晓渔还认为，“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季风书园的结束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另一个开始，并不是季风就真的没有了，她会在传说中存在。书店里的那些诗和卡片如同无声却有力量的挽歌，季风扔回荡在读书人的心中。

今日，单读特别推送王晓渔对季风书园的回忆，以及他昨晚从季风书园回家后临时写下的些许感想。与此同时，文中收录了几张昨晚季风书园现场发回的图片。

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季风吹进来的地方

——1 月 31 日季风关闭之前有感

季风书园 20 年，我认识季风也有将近 20 年了。前几天整理家中旧物，发现一张 2001 年的购书单据，已经褪色褪成了一张白纸。我对着光线勉强辨认出来，好像其中一本书是《1963 年的格林尼治村》。那时我正在撰写硕士论文，这是一本参考书，转眼十七八年过去了。

这些年，不知来过多少次季风。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我很少来，来的频率远远低于平时。心情很复杂，就像有朋友身患重病，你不知道是不是要去看望他。去的话，可能会让痛苦更深；不去的话，又从情谊上无法说得过去。比如今天（1 月 30 日）傍晚，虽然书店突然停电，仍然有很多读者赶来，用手机的微光驱散黑暗，这很让人感动，但我有时又想远离这种感动。

有媒体采访我，希望我讲讲和季风之间特别让人感动的故事。我发现很为难，虽然我       和季风很熟悉，但是并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我们之间的关系很日常，就是路过或者每隔一段时间来书店看看，时间长了，和收银员也熟悉了，买单的时候互相问候一下，就这么简单。书店具体有哪些好，可以列出一二三四，但仔细想想，又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最重要的可能恰恰是无法言说的。或者说得通俗一点，是心灵的契合。

相比热闹的季风，我更喜欢日常的季风。前几天，我偶尔路过书店。大概因为是工作日的中午，书店里的读者很少。有一对年长的夫妇，拉着行李箱，赶来和季风告别。其他场景和平日没有区别，最大的区别是书架空了很多。让我很触动的是，虽然书少了很多，虽然季风很快就要关门，但是店员依然在认真的巡视书架，记录书籍的变动。按说书店就要关门了，应该是一副潦草的景象。但整个书店，一点都看不到溃败的景象，一切如昨。那一切，在瞬间让我产生一种错觉，仿佛季风会继续存在十年、二十年。

“季风”这个名字本身就预示着是有时间性的，不会永远存在，但也不会永远消失。莱昂纳多・科恩有句很著名的歌词，“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我想这句话也适用于季风，“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季风吹进来的地方。”

季风会离开，也一定会重来。期待再次在季风相逢，那时我们不管是否相识，互相道一声“你好”。

季风的结束，是成为传奇的开始

口述 | 王晓渔  整理 | Lyre

◎ 季风上架新书比报纸刊登书讯的速度还快

季风今年 20 年，那我与季风相识也将近20年了，我已经记不清楚第一次去季风是什么时候了，最初就是在陕西南路那家店，估计是去的次数特别多，第一次反而已经模糊了。

1997、1998 年那时候网络还没有普及，去季风每次就是去看一看最近新出的一些学术类思想类的书籍，总归一个月肯定会来一次。那时候经常会看《中华读书报》和《文汇读书周报》这两份报纸，上面会刊登一些书讯，按一般惯例来说报纸的信息肯定是最快的，很多出版社在准备出版、还没有完全上架的时候就让报纸把信息刊登出来了，往往要等一段时间，我们才会在书店里面看到。但当时季风上架新书与报纸刊登书讯几乎是同步的，甚至有时候是先在季风看到某本书，隔一段时间，才在报纸上看到相关的信息。

《追寻林昭》这本书是我在季风偶遇到的，季风的书都是正式出版的，我以前确实不知道长江文艺出版社还出过《追寻林昭》，因为我知道林昭的时候，关于她的出版物已经很少了，后来发现那本书还印了不止一次。除了在季风能碰到平时难以买到的书，还有一些在季风特别难以买到的书。我经常会发现，在季风比如有一套书，有几本特别好，刚好这几本就没了。反过来也说明季风的读者非常“专业”，一套书里面可能只有两三种是好的，你会恰恰发现这两三本书没了，我以前是见过它曾经全过的嘛。当我看到那几本书恰好没了的时候，我就会想是不是就是某个朋友买走了。

季风的分店我去的相当多，除了浦东没去过，其他所有的分店我应该都去过，比如上图附近，现在变成一家服装店的那一家；像徐家汇美罗城，当时店面面积是非常大的；包括华东师大闵行校区、莲花路、来福士、静安寺……浦西的应该都去过，而且绝大部分不止一次，因为季风最初的特点就是，往往坐落在交通非常方便的地方，所以经常可以路过。

王晓渔供图，摄于 2018 年 1 月 30 日夜。

我对季风本部的印象是最深的，这与面积有关，其他的十几平方二十平方相对而言其实是有限的；美罗城那家书店，面积是超出陕西南路的，也是超出上图店的，包括店里书的种类，还有店里整个的风格，我都比较喜欢，那里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公共交流的空间，比起上海图书馆店相对开放，与外部是没有这堵墙的，可惜存在时间太短了；华东师大店其实也蛮好的，就是华东师大的学生走到那儿都是一段漫长的道路，更何况我不住在华东师大。华东师大店要关闭的时候，我专门赶去，想再买些书送别，但书店已经闭门，里面都是打好包的包裹，只能隔着窗子默默地送别。

季风逛的次数非常多，甚至每个书架大概有什么书我都知道。有次我在美罗城的那家书店里面，那时候刚开张人还不多，当时有一个顾客要找一本研究柏拉图的书，在和店员说话的时候，口气有点凌厉，带着一点傲慢，问店员某本研究柏拉图的书在哪里，店员当时没有找到这本书，对方的表情更加难看了。我当然也不知道每一本书在哪，但那本书正好刚刚看到过，所以顺手就指出来，对方那种傲慢的火焰迅速地熄灭了。这个细节蛮有趣的，也在提醒我，精英意识意味着更多担当和谦卑，而非傲慢。

我买书的原则是在什么地方看到就在什么地方买，比如我在季风看到的书，我一定不会回头到网上去买，我在季风如果用手机在查东西，一般是在查有没有买过这本书，绝不是说要把这本书存到手机里去，我在书店看到，就没有必要到网上去买。而且我还有另一个习惯，我一般去趟书店是一定要买一本书的，尤其是我到其他城市去，这个书店我可能只去一次，那一定要买本书做个纪念。

但令我非常遗憾的是，每年最后我总结的时候发现，每年在网上买的书要超出在实体书店买的书，尤其如果是买成套的书的话，那确实网上太方便了，主要原因还真不是价钱问题，因为我一直认为中国的书还是蛮便宜的，但二十本三十本成套的书籍，那我觉得从书店扛回家确实是太麻烦了。当然现在很多书店填个地址也能提供快递服务，但我还是觉得在网上下个单，第二天送过来会更加便利。

◎ 书店有完善知识结构的功能

在民营书店之前基本是新华书店这么一个传统系统，像我在大学、高中之前，新华书店往往是闭架销售，当时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记忆，对于九零后或者更年轻的顾客而言可能已经不太了解什么叫闭架销售了。我从小去新华书店，当时是有柜台的，你只能看到书的封面，甚至连价格都是看不到的，与其它东西不一样，其他东西都有价格标签，书的价格在封底。那时也没有网络，报纸也未必会介绍这本书，如果你对某本书感兴趣，往往就是去书店很多次，一本书会想很长时间，再让店员把这本书拿出来，真的去翻这本书。我们知道国营商店的风格，不打骂顾客已经很好了，如果你让他拿出来又说不买的话，那对方的表情就是非常之难看的。所以，那时购买一本书的偶然性非常之大。

到了后来，新华书店和民营书店都开始开架销售，但这两种书店你进去之后整体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新华书店往往是非常惨白的白炽灯，甚至还发出嗡嗡的声音，而且新华书店主要是卖教辅，人文思想类的书籍未必会有那么多。像上海书城，很有可能经过很多次都不会进去，当然在那种地方书很全，但是你寻找一本书的成本也是非常之高的。比如罗兰·巴特的一本讨论服装的书，应该是文化理论，但很有可能被放在裁剪的类别里，寻找太困难了，虽然在电脑里也可以查询，但书也往往被顾客放得非常混乱。

如果我去逛季风书园或者万圣书园，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用三五个小时把这里面的书大致的全部过目一遍，这些书店有一个基本的目录学的框架，因为我们读书最初一步就是目录学的知识，就是该知道的你基本都知道，人的精力当然是有限的，术业有专攻，肯定特别熟悉自己的领域。但是现在学术越来越专业化了，这样就造成一个问题，一个人有可能在他自己的领域非常熟悉，但出了这个领域，ABC 都是很陌生的。人文学科过度专业化会变得非常可怕，一个学者有可能变得一生就是研究一个作家，甚至超出那位作家的文学一些基本常识是不知道的。在书店或图书馆翻看书架，最大的好处是能让我能有一个目录学 ABC 的常识而不至偏狭，让自己的知识结构更完整。

在书店买书可以有偶遇，但在网上买书一般来说是知道某本书，通过搜索才能找到这本书。建立知识结构的功能，只有书店能够提供，网络提供不了，因为网络所谓的诗歌、戏剧、小说种种分类太杂乱了，而像季风这样的独立书店事实上已经做过一定的筛选了，把书架看一遍，那这个领域基本上近五年研究有多深都能有所了解。因为有很多书我们是精力有限，不可能都看完的，但某种意义上而言你要知道有哪些书出版，那这就是书店很重要的功能。当然不仅是书店，还包括图书馆，都能构建知识结构，但书店里的新书会到得更快一些。

王晓渔在季风，来自于网络

◎ 公共的圆桌与公众的长凳

季风书园在上海是没有办法替代的，有点遗憾的是，北京或其他城市的民营书店在我印象中面积更大。这当然不是季风的问题，按说上海在整个中国城市中的位置，同样是需要那么大面积的，但为什么空间似乎与另外的城市有一定差距呢？可能还是与这个城市的整体状况有一定关系。北京万圣可能没有那么疏朗，本身的空间感没有季风这么开阔，书架之间非常逼仄，但书的种类会更加学术一些。

我衡量一个城市的好坏很重要的一个维度就是民营书店。比如南昌有一家很小的书店叫拾得，还有另外一家叫青苑，我对南昌整个城市的印象非常一般，但我进到这两家书店，这个城市在我心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了好几位。合肥有一家爱知书店，在三孝口附近的红星路上，书店装修非常简单，但里面有大量学术文化类书籍，我本来没有期待会发现这么好的书店，进去之后特别惊喜。

现在有些书店形式已经完全大于内容了，书也不比新华书店好到哪里去，几乎完全是玩设计和装修，我个人理想中的书店与这些书店没有什么关系。可能我更看重书本身，另外就是有没有承担公共文化的交流功能。设计是很重要，但不是核心部分。

我想季风肯定符合提供思想文化类图书与公共文化空间这两条好书店的标准。

公众性与公共性是不能混在一起的两回事，比如于丹是有公众性的，但这种公众性不仅与公共性无关，甚至是背道而驰的。公众性不是通往公共性的途径，我所说的公共性不是说人数的多少，而是包涵着一种反思性的维度，于丹的著作与反思性是没有关系的，而是一种逻辑的自我循环。另一种作家像王小波，他的读者是非常广的，但他文章里就有反思性。而且他所谈论的话题与我们时代重大的精神问题是相关的，哪怕他去世二十年了，他谈论的许多东西依然没有过时。我们以于丹和王小波为例，就非常容易辨认出公众性和公共性的区别。

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这个社会本身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或者什么理论的缺失，包括文化多样性，包括政治开放性，都是一个时代非常核心的问题，这些问题那些只考虑公众性的写作者是不关心的，甚至他们觉得只要你在家里面心平气和，是不用考虑这些问题的，是一种回避的处理方式。

至于如何唤醒哈维尔所说的“沉睡的善意”，我一直固执地认为，阅读是很重要的途径。从政治学的制度层面是要假设人性是恶的，但这不等于人性真的都是恶的，也不等于人性全部是恶的，在制度上要承认“人性是恶的”这样一个逻辑起点，但是在文化层面还是要注意到人有善的成分。所以文化与政治有互补的作用，在面对社会问题的时候，需要通过阅读和反思分析背后的问题，而不是只感慨世风日下。

王晓渔供图，摄于 2018 年 1 月 30 日夜。

公共性与公共利益相关，与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相关，释放善意的过程需要通过公共讨论、公共辩论来完成，不是坐在家里面修身养性到心平气和就能实现的。

在现实中怎样才能激发公共性，我觉得是开放式的、随意的交流，未必是某个人组织的，这些交流有可能发生在一些大家可以坐下来的地方。所以我记得阿伦特特别强调桌子的重要性，有一张桌子大家就可以围绕它而坐。而且这个细节也特别有意思，我发现现在很多公用空间，不管是草地还是什么地方，不再有桌子了，往往变成长凳，长凳适合情侣，但这不是一个公共空间，哪怕你坐十个人，在长凳上是无法互相对话的，这与桌子是有极大区别的。现在还有许多花坛，花坛周边是围一圈，是可以向外坐的，但并没有聚合作用、向心力，反而是一个往外发散性的放射性空间，这个圆圈似乎是公共的，但与公共又是有区别的，他们是相邻的，但其实他们并不形成一种公共讨论，所以这种空间的设置我觉得非常精妙，等于是公众的，但不是公共的。

但圆桌更像是与公共相关的。我个人更喜欢的形式是沙龙，而不是讲座。因为讲座是一对多的，如果我们有一个大圆桌的话，其实参与者的数量变化不会太大，但相对而言讨论的氛围会更加热烈，圆桌式的讨论，对参与者的要求就非常高，因为这是非常平等的一个方式，这需要参与者和演讲者之间已经形成了某种默契。这种氛围的形成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我们公共文化相对才刚刚开始，有可能目前讲座是一个过渡阶段。

在正常的情况下，每个社区或社群都应该有类似的文化空间，未必是一家单纯的书店，可以是一个综合性的空间。问题就在于目前的公共文化没有成为像呼吸一样的必不可少的事物。公共文化的缺失与现在缺乏自治是相关的，社会还没有足够的自我发育的空间。

张少军、南艳丹供图，2018 年 1 月 30 日夜。

◎ 季风的关闭，就是成为传奇的开始

季风最大的变化是分店越来越少了，季风的分店一度是相当之多的，几乎在主要的地段都有。把历年季风的塑料袋、包装纸不同的版本找过来，上面印的分店地址的数量是越来越少的，这是让我感觉到的季风最大的变化，这是与其他城市的书店很大的一个区别。相比之下，浙江杭州的晓风书屋有很多家分店，而且有些店面空间位置非常好，丝绸博物馆那家分店让我印象很深。

独立书店构成所在城市的公共文化空间，通过一个书店可以了解一座城市的特点，或者某个时代的特点，这个空间会让读者发现自己并不是那么孤单。

至于季风关闭的原因是众所周知又不便言谈的，每次季风一碰到问题，就有人说，市场的事让市场解决。但季风的问题肯定不单纯是一个市场问题。季风的存在，并且一度迅速的扩大，与后面逐渐的“衰落”，直至关闭，正好呈现了近二十年的文化状况。不管是兴盛还是衰败，季风与这个社会整个的文化状况和时代精神几乎是高度同步的，兴盛代表了民间社会一度的发育，“衰落”又与公共文化重新走向一种逼仄的空间有关，像一个浮标一样。

张少军、南艳丹供图，2018 年 1 月 30 日夜。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季风的结束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另一个开始，并不是季风就真的没有了，她会在传说中存在。季风存在的时候，很多读者都会有一些批评或抱怨，比如认为书籍种类并没有那么多呀，等等等等，这很正常。季风存在的时候，虽然毫无疑问有着独特的魅力，但成为传奇是有些困难的，因为大家随时可以抵达这里，她是会被祛魅的。季风结束之时，就是成为传说之日。季风在上海二十年，对上海公共文化的影响，已经产生了不可忽略的价值，现在以这么一种方式结束，更加增添了季风的传奇性。

所以你看季风慢慢走向关闭的这个过程，已经是成为传奇的过程。我们都知道季风是要关闭的，季风没有激烈地表达愤怒或抗议，而是以一种缓慢的、安静的方式走向关闭，这是明知宿命就在那里，依然走向宿命的一种从容，书店里的那些诗和卡片就是无声却有力量的挽歌。前段时间读《荷马史诗》，让我最为触动的，不是所谓反抗宿命，而是有些勇士，明明知道出门某一次战役一定是死亡，但他没有逃避，也没有反抗这种宿命，而是从容告别，然后往宿命的方向走去。这种行为本身，是让人最为触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