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多层拥有侦查权或相当于侦查权的调查权和人身限制权的执法机构的存在，导致一桩涉及高层或者重大利害关系的案件往往历经漫长调查，才得以正式进入起诉阶段。而外界可能因此忽视了这些案件背后的政治信号。今日刚刚公布的安邦集团吴小晖案便是一例。

安邦之后，是否会波及更多寡头经济，继而宣告中国新政治权力统治格局下的“新经济”的到来？

2015年1月底，《南方周末》披露了安邦集团吴小晖的若干内幕，在中国引起很大反响。这不是中国媒体首次解密安邦及吴小晖，在此之前，多家外媒及中国的财新传媒都有过连续的相关报道。有关安邦在海外的激进收购和她与川普家族的关联交易，让安邦以及安邦控制人吴小晖的角色变得扑朔迷离。

不过，在吴小晖从公众视野消失的过去一年里，另一家作风同样激进、布局十分广阔、且实际控制总资产和安邦同在3万亿元人民币之巨以上的投资航母——海航，也遭遇了吴小晖落马前几乎同样的困境。随着“十九大”落幕后的中央一人权力巩固，一波针对安邦、海航等资本怪兽的清理运动正在展开，下一个指向哪家公司？节后的北京饭局笼罩在新的不安气氛下。

安邦与海航都有相似的成长背景，均是胡温时代的产物，也就是一个“弱主共治”条件下中共政治局常委体制所代表的寡头政治和寡头经济，他们分别控制或垄断了能源、电力、交通、媒体和资本领域。

只是，与传统官僚通过对国企的控制而垄断产业不同，在资本市场和新兴市场，新的寡头往往利用权力和资本的关系获得金融杠杆，或者利用市场管制的权力，实施大规模并购而迅速成长。

一些管制官僚往往充当幕后大佬和资本控制人之间的代理人，他们通常在习的反腐运动下首先落马，然后供出这些寡头经济的不堪内幕，例如保监会长项俊波，以及“互联网沙皇”鲁炜。外界注意到鲁炜被调职以后，一些互联网门户巨头便发出了“回到计划经济”、“随时献给党”的声音，背后恐惧和关系之深应该不难想象。

其实，从安邦到海航，甚至追溯更早，譬如从中共高官周永康到令计划的落马，在政治斗争之外，都能看到一个清晰的经济变化：寡头经济被逐个消灭、接管。围绕权力的集中， 先后建立国安委、监察委和二十多个领导小组的“柔性政变”逐渐架空政治局常委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体制，与这些常委寡头相联的寡头经济体也被一个个定点清除。

例如，对周永康和令计划的打击，都发生在国际石油和国内煤炭价格最低的时候， “金山银山不如青山”的新能源经济政策、反雾霾治理和坚持巴黎气候变化协议的承诺相继推出，并有一系列举动围剿周、令所控制的石油、煤炭的利益综合体和政治力量。

负责在山西善后的李小鹏，关闭了大批煤矿、清理了大批与令计划相关的地方干部，并且率先与比亚迪合作在山西大举投资新能源汽车，太原市更是首先将全部出租车汰换为比亚迪电力汽车的城市。李小鹏因此升任交通部长，并得以留任十九大中委。

如此一来，从安邦到海航，至少可见两个清晰的政治信号： 那些为寡头经济提供庇护的“太子党”和党内元老们，正被要求放弃插手经济、割断寻租联系。他们在海外的疯狂并购和关联交易可能已经威胁到最高当局“一路一带”相关的资金优先配置，同时给外交添乱。2018年，这些太子党和党内元老们被要求的，或许是无条件拥戴最高领袖，否则，以他们涉入寡头经济之深恐难以身免。

其次，或许也是对未来更有长期效应的，是一个“新经济”正呼之欲出。这一新经济政策，综合此前的“供给侧改革”、强调环保的“青山”政策和互联网行业的大数据发展，在逐一清除寡头经济、破解（政治局常委）寡头政治的基础上，最大的可能是朝向一个面向总体的统制经济（controlled economy）。

作为“去杠杆化”的第一波牺牲品，安邦被接管和重组后，很可能会诞生一个类似淡马锡（新加坡财政部100%控股的投资公司，被视为新加坡最神秘的企业之一）的中国主权基金。这些新主权基金将取代国资委之类的官僚控制，在“混合经济”政策下控制传统国企，并且以多种资本、政治方式控制民企，以便更好地为“一带一路”战略服务。这也符合所谓“做大、做强、做好国企”的最高指示，以经济统制模式适应即将到来的政治集权结构。

只是，这种统制经济并非1930年代盛行的意大利、德国、苏联和美国实行各异的统制经济的简单翻版，这一普遍模式曾经被当时发生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大辩论所遮蔽，也非邓小平时代经济大佬陈云所谓“鸟笼经济”，而极可能是依赖数字列宁主义的新统制经济。

互联网行业特别是大型电商、社交门户网站和大数据的发展，只可能被要求为之服务，且可能创造一个新的统制经济模式，继续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为一个权力高度集中、高度融入全球化的政治体服务。

安邦之后，或许还会有雷声滚滚，波及类似的寡头经济，无论是资本怪兽还是互联网巨头。那将宣告中国“新时代”的“新经济”的到来，而吴小晖和安邦，或许只是新经济到来的第一波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