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起，袁世凯走了整整一百年了。

1916年6月初的北京，天气还不算很热，是个如花儿一样的季节。皇城根下，九门之内，贩夫走卒，引车卖浆，八旗子弟，遛狗逗鸟，该干啥干啥，与平常的日子没有什么两样。但袁世凯的新华宫，却笼罩在一片不祥的阴云中。妻妾子女，高官近臣，衙役仆人，阿猫阿狗，所有的人都心里有数，那个他们赖以锦衣玉食、飞黄腾达的人，那个曾一心要成立中华帝国并接受了帝号，准备行君主立宪政体的大总统，在一片倒袁声中忧愤成疾，眼看着要走了。他们焚香祷告菩萨，祈求上天，保佑袁世凯转危为安。

一切都没有用。6月6日，袁世凯还是合上了双眼，享年57岁。

我很想知道，在生命倒计时的那些日子里，袁世凯想了些什么。这当然是个迷，没人能解开的迷。但有一点是可以料想得到的——他很后悔，后悔看走了眼。

人都有看走眼的时候。但在关键的时间关键的地点和关键的问题上看走眼，就满盘皆输。

客观讲，以袁世凯倒清所建立的不世之功，不在华盛顿之下。他本来能够青史留名，结果却身败名裂。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有一条是肯定的，他在恢复帝制这事上太自信了，而这种自信是建立在一大堆虚假现象基础之上的。

袁世凯想做皇帝，也许有一堆能说服自己的理由，但长子袁克定拥护他做皇帝，却实实在在是做一笔生意，一笔当太子以继承大位的生意。这事儿有他炮制伪《顺天时报》为证。袁世凯看穿了吗？好像没有。不然，在这张报纸的事情败露后，他为何勃然大怒，痛骂儿子“欺父误国”！

他看到1915年12月11日参议院开会通过帝制之日，筹安会的孙毓筠等带头高呼皇帝万岁，却未必愿意承认孙毓筠是因为在辛亥革命后不得志才投靠了自己。他更不愿相信，孙的行为其实也是在做一笔生意。事实上，孙因领有袁世凯慷慨馈赠的大笔进项（孙自称每月三千元），才能沉湎于鸦片和古董字画，在京城以豪客自居。

他看到各省督军的劝进电报每天有几封飞来，未必能看到或愿意相信这些军阀还是在做生意。军阀们关心的只是个人的权位，只要权位不变，他们不仅不反对变更国体，还争先恐后想去做开国功臣。事实上，就在袁世凯召见之后，这些军阀纷纷发出通电，“痛论共和制度之不善，请袁早日建元称尊”。最后，在一片劝进声中，各省军事长官由段芝贵牵头，共同上了一个“请速正大位”的密呈。

他看到交通系魁首、被称为财神爷的梁士怡为其恢复帝制，表示要全力以赴，以策前驱，并提供了推动帝制的路线图。他未必忘了，梁并不热心帝制。如果不是袁克定向梁士诒摊了牌，梁怎么能选择要头不要脸？——在袁世凯称帝问题上，梁士诒给交通系人马交了底：“成，不要脸，不成就不要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头之不在，哪有脸面？”大家选择了要头不要脸。在这里，生意的成本不过是高了些。

他还看到北京的什么工商请愿团、洋人请愿团，甚至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都上街游行拥护他做皇帝，可以说社会各阶层的民意全有了，却看不到这些乌七八糟的请愿者是经授意专门上街表演的。表演，说到底，仍是生意。

实际上，袁世凯也在做一笔生意，只是这笔生意做得有点大，大到以改制为筹码。要换取的利益有很多，其中有一个，就是打破袁家男丁活不过60岁的宿命。

因此，袁世凯接受的信息固然被过滤，但他选择性地接受信息也毋庸置疑。筹安会成立后，梁启超发布《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宏文，一时洛阳纸贵，他视而不见。张一麐自清末便担任袁世凯的机要秘书，深受信赖，但在袁世凯帝制最火热的关节，张氏一反众人的阿谀攀附，力劝袁氏勿跳火坑，他听而不闻。他喜欢那些拥护效忠的声音，他听到的看到的都是表忠心、献忠心的动人场面和景象，要多热情有多热情，要多真诚有多真诚，要多动人有多动人。

然而，一旦蔡锷将军在云南首义，所有人都作鸟兽散了。当初发表通电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各省军阀，都纷纷加入到倒袁的行列。杨度后来加入赤党，孙毓筠写了悔过书——没人逼迫他，是自己主动写的。当初那些向袁世凯表的忠心呢？如果不是被狗吃了，也是扔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不要讥笑袁世凯，古今中外，没有哪一个独裁和准备独裁的人不喜欢人们对自己效忠，表忠心，献忠心。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把人们对自己的效忠当做春药吃。

不要讥笑并非等闲之辈的杨度，严复、刘师培等筹安会“六君子”及后来统称的“十三太保”。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海德格尔，曾带领960名教授公开宣誓支持希特勒的政权。在这方面，我们本土一些如雷贯耳者，既不输于外邦，也不输于前人。

不要讥笑在袁世凯称帝问题上全国各省军阀和头面人物，或秘密递呈效忠折子，或公开发出效忠通电，是多么不堪。在表忠心这类勾当上，没有最俗，只有更俗，没有最荒唐，只有更荒唐，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说到底，大家都是把表忠心当做了生意，区别仅仅在或主动或被动罢了。主动者看到的是机会，是加官进爵，超额利润。被动者有的是被哄骗上场，有的是被挟持出台。

主动表忠心，这是一笔生意。生意场上，脸要厚，心要黑，调门越高越动听，越能把假货劣货卖出去。本来，按照常情、常理、常识，忠心不需要表，就如同儿女不需要对父母成天念叨自己孝顺一样。

但有人就是能说的出口，就是要把忠心表出来。只能有一个解释，他们是在表演，在做戏、作假。做戏当然不能当真，所谓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至于作假，也讲功夫，要做到以假乱真，问题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末了，一袭皇帝新装，一个蹩脚童话。

从本质上讲，表忠心是一门生意，“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有赚头，干，没利，散。以利相交者，没有哪一桩能靠得住。

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一句话，忠心是不需要表的。只要表，不是为利益驱使，就是摄于淫威。在这两种情况下表出的忠心，如同露水，见阳光就蒸发，如同雾霾，遇暴风就吹散，更同狗屎，一钱不值，臭不可闻。

阿克顿勋爵在十九世纪后期先知般地预言：“只要某个单一的目标成为国家的最高目的，这个国家走向专制就是不可避免的。”套用这句话，当一个国家只允许因而也只有表忠心一个声音，或者把表忠心作为主旋律，往轻了讲，这个国家，就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

谨以此文，纪念因被表忠心而砸了锅的袁世凯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