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问马户:“你对我第一印象是啥呀?”
马户说:“这人好黑啊!
在网上看照片还以为你多高大呢,其实也就那样。
你那手一伸出来——那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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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太吸引我了
马户沉醉于可以不说话走一天的生活,觉得非常治愈。“河南烩面很好吃,还有,原来也有人喜欢吃生大蒜,就是你,哈哈哈哈。我觉得很自在,我们那儿只有农村人才那么吃,会被笑话的。”
来陪走的朋友来了又去,我们被号称全国最坏的驻马店人连着请吃了两顿大餐,包了两天住宿。走过空城、走过连绵不绝的垃圾堆、走过(马户记忆犹新我却完全忘记了的)放着很多棺材的夜路、从灰蒙蒙的北方走到绿油油的南方。
到了武汉,广埠屯女权拉拉小组的伙伴们来迎接,她们之后帮我安排了在武汉的各种讲座、分享会。看到这样一群同龄人,自发的组建小组,取了一个土味十足的名字,完全志愿性做一些自己有热情的事情。马户不说话,只是好奇的观察着:“好想和这些人一起玩啊,她们太吸引我了。我之后也想做这样的事情,条件再差也不是问题。”
徒步改变了你吗?
再往南,一次一个叫木兰的网友收留了我们。木兰和丈夫不想生孩子,来见我们这天刚被长辈谴责为反人类。她学的是性别相关的专业,她的很多同学认为最好的状态是“进得去,出得来”:搞学术时还是讲性别理论,但平时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他们说木兰学得太“进去”了。
我和木兰聊得热火朝天,马户当时一句话都没有,我还担心她会不会感到厌烦。多年之后,她说这场谈话让她印象深刻:“木兰虽然没法自己抛头露面的做事,却一直用她自己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40天满了,马户还想继续走下去,走到终点。她纠结了一阵子,担心别人会以为她是因为和我谈恋爱了才不想走的。这场徒步真的很吸引她,她认为这不单单是一场行为艺术,也是一个反抗,是集结,同时还可以真的帮助到别人。最后她陪我走了104天直到终点广州。
“徒步改变了你吗?”我问马户,她说:“是的,我一直在吸收东西,感觉自己清晰了一些,但当时还没有把女权视角和自己的生命经历联系起来……后来我也不穿束胸了,走着走着发现原来人可以不穿胸罩也不穿束胸的”。
过了一会儿马户又说“对我来说好难啊,我以前很难发现别人的善良。当时处在一个迷茫期吧,误打误撞的遇到这些人,女权主义者也好,路上的陌生人也好,这些人都好真诚啊。”
草场地徒步结束后,我回到北京,马户也搬到北京来生活。为了更便宜的房租和对自由的艺术氛围的向往,我们决定住到草场地艺术村去。搬家车刚到目的地,搬家师傅蹲在我们新家的巷口抽烟,他说:“这是什么鬼地方啊,连信号都没有。你们租一间房多少钱?……1500?”然后啧啧啧的摇头,好像我们是两个傻子。
“我要去北京混啦!”
马户想搞艺术,但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刚刚毕业的她倒也不着急,想积累一些阅历。她到一个艺术品拍卖行上班,她每天的工作是:打电话给一些二三线城市的画家,一般都是些老头子,问要不要把画拿来拍卖,再让他们自己花高价买下。拍卖行收手续费,这样画家就能号称自己的作品价值几十万了。“这工作特别难熬,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辞职以后,马户又看了几个画室的工作,都不想去。她变得越来越内向,不再愿意和我一起去之前常去的艺术工作站跳舞了,也不愿意陪我去参加演讲,我去领女性传媒大奖的时候,她也死活不参加。
最夸张的一次是朋友约了一起煮火锅,我俩在村里切好了肥牛和肥羊肉片,往村口走路过自己家楼的时候,她又回家去了。我在门口劝了她好久,她还是不去,最后她竟然真的没有去。她不高兴的时候我问她怎么回事,她不回答,真的比驴还要倔,这让我又生气又无力。
“你当时到底怎么回事呀?”我问她,她说:“我觉得我在逃避,不想面对很惨的生活。不知道该怎么办,又觉得你很辛苦。不是因为我不想见别人,因为你有光环,我不想作为你的女朋友的身份被别人记住。还有可能想控制你吧,没有安全感。”马户努力想从困境里走出来,她想做一些可以深入社会,接地气的事。
看见村里的快递员骑着小三轮跑来跑去的,马户有了去当快递员的念头。当快递比较自由,可以每天接触到很多人又保持一定的距离,可以穿梭在这个折叠的世界里。
2013年中国就业性别歧视第一案,
曹菊案立案花了1年
2014年,黄蓉案立案花了1个月
2015年,马户案立案花了2天
2016年,高晓案当天立案
勉励自由一杯酒
2015年的3月发生了三七女权五姐妹事件,我们的五个朋友被抓了。五位女权行动者只是计划在妇女节前去地铁口派发反性骚扰小贴纸,这样温和而常规的活动根本没有做就在3月6日的凌晨被三地的警察破门而入送到了拘留所,拘留了37天。
先是懵了一阵,接着是难过。她们被抓和我们被抓是一样的啊,我们做的事都是一样的。我和马户说要拍声援照,就在A4纸上写下秋瑾的词:“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 拿着纸拍照的时候,我心里念着这句词,鼻子一酸就哭出来了。
我准备离开北京,因为完全不知他们为什么要抓人,会不会来找我。我问马户要不要一起走,她说她应该没有什么风险,还有官司要打,还有猫要照顾,主要还是因为没有路费。
她们在牢里的时候,对每一个伙伴来说都是煎熬。每一秒都在猜测和等待,想做些什么来帮忙,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敢做。马户和还留在北京的几个朋友时不时的见面。到了第37天——中国法律规定的可以毫无理由拘留公民的最大天数。所有关心这件事情的人,在这一天都在焦急的等待,她们到底能不能被放出来呢?为了排遣内心的焦虑,马户和朋友们在墙上贴了一大张纸,一刻不停的写,直到写满。
第一次开庭
第一次开庭时五个朋友还在牢里,马户在微博上发了开庭公告,又把消息给删了。她不想把事情搞大,朋友们都挺害怕的,马户也怕官司受影响。到了法庭:“一推开门,我的妈呀,好多人,更害怕了。”来的二三十个人都是年轻的女孩子,还是有很多人关心这个案子。
对方态度很恶劣,庭审的过程中几次直接站起来对着马户大喊大骂,说马户是恶意诉讼:“你一个学油画的大学生为什么要来做快递员,肯定是钓鱼”“你想炒作吧,想出名吧”“快递工作强度太大,就是不适合女人”法官一直说:“坐下……冷静……不要吵……”
马户看见经验丰富的L律师脸憋得通红。“他们觉得自己很厉害吧,是国企,后台硬怎么骂都没关系”马户说,“他们证据都准备得很差,就是骂,想拿气势压倒我们。”庭审结束后,有个电视台要采访马户,当时马户心里又害怕,被骂了几个小时很委屈,朋友还关在牢里,这次开庭好多朋友不敢来,而且马户承担的这一切都不能说出来。对着那个陌生而巨大的镜头,她哇的大哭起来。
之后很多媒体来采访,性格内向的马户特别愿意回答。她想告诉大家有很多女性被性别歧视了,我们要争取自己的权利。“我希望这件事越多人知道越好,不然这个官司就白打了。”
马户变成了马爷爷
从三七事件和案子的激烈阶段扛过来之后,马户发现自己不太对劲。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马户每天没有精神,摊在沙发上。早上起不来,就算醒了也起不来。
马户连续十几天没有出过门,也不怎么吃东西,人一下子就瘦得脱了形。站不了很久,过一会儿就要蹲着休息一会儿。还是想打官司,这把L律师给心疼坏了:“哎呀这孩子,蹲在地上就起不来了。”
马户没有察觉到自己已经很反常了,没有把自己的情况告诉朋友们。朋友们也不了解抑郁症,都以为这是身体问题都没当回事。马户行动缓慢上个楼梯都要喘气像个老头子,朋友们开玩笑叫她“马爷爷”。
并不满意的胜利
第二次开庭的时候,那5个朋友已经放出来了,被送回了原籍。其中李麦子是北京人,在马户开庭的时候去法院门口看她。隔了这么久没见,马户觉得李麦子看起来状态不错,一直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一些了。马户说:“那时候我抱着她。啊,天呐,这种伙伴的感觉。”
马户为自己的性格而困扰,觉得自己没法和别人建立好的连结,没法有朋友一样的互动。这个时刻马户深深的感到自己是伙伴中的一员。“那个拥抱特别重要,给了我很大的勇气,要坚持下去。”
花了半年的时间打官司,在小伙伴们、公益机构、热心的律师和众多网友的支持下,终于收到了法院的判决——胜诉。判决书明确写道:“邮政公司对原告实施了就业歧视。并且法院判定了快递员不属于女性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
对这个判决马户是不满意的,没有要求邮政赔礼道歉,也没有付起诉费和公证费,总共只赔两千块。两千块,要歧视一个女生多便宜啊,要打赢一场性别歧视的官司代价又多大。马户继续上诉,程序越走越慢,到现在都还没有结案。
“这个官司很赋权,它很扎实。我那时候不想当什么艺术家了,也不想什么社会运动了,就想把这个官司给打了。”马户开始了解以前的就业歧视案例,研究女性的就业问题,更切身的体会到女性在社会的处境。之后马户加入了一个专门做女性就业问题的NGO工作,想帮助更多遇到性别歧视的人。
把身体和精神都交出去
三四月的马户生活有点不能自理,不吃饭、不洗脸、不刷牙,这让本来有些洁癖的她很受不了自己。
五六月的马户不停的约炮,想证明自己能控制自己的生活,可以过得很好。晚上不睡觉,还是精力很充沛。没几个钱,还是想花钱,买些有的没得,想通过消费来获得控制感。马户说:“这也是躁狂常见的一种表现”。有段时间她暴饮暴食,一个月长胖20斤。马户的身体就像气球一样,随着情绪剧烈的变化,膨胀或缩小。
直到2015年的冬天,社工专业的W老师在北京建了一个心理互助小组。她请了一个很有经验的心理学教授,想帮助经历过三七的事件的人。第一次小组活动,参与者们都在分享当时的经历和感受。马户从头到尾一句话也没说,她不想说自己的事,不想回顾,不想回到三七时的状态,也听不进去别人讲的内容。教授敏感的察觉到马户不对劲,单独和马户聊了一次,让W老师带着马户去看医生了。
查出来果然是双向情感障碍,也就是躁郁症。医生说,你这样的状况应该住院的,拖了9个月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马户当时没有很当回事,加上不想影响工作,她拒绝了住院并开始吃药。
刚开始马户的身体没法适应吃这么多药,吐了好几天,又不想吃东西,最后吐到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吐的了。头特别晕,没有办法从自己的房间走到客厅。吃药让马户感到困扰,好像所有的东西都交出去了,情绪、身体都要医生来判断是否正常。
我不出去
马户很倔强:“不能让别人觉得我有了这个病就什么都做不了了,该做的工作都要准时做好。”她不会求助,不告诉别人自己难受,不想麻烦别人,什么都自己撑着。
朋友们关心马户的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想给马户压力。在北京的时候因为是在家办公,马户也不怎么出门。室友约了朋友来家里玩,马户也躲在房间不出门。一次朋友在客厅给马户发微信“马户你出来呀。”马户回一条微信:“我不出去”。
一切看起来都充满了希望
北京房租太贵了,一下子涨了五六百,马户承担不了。想到广州有很多小伙伴,马户准备搬家到广州。“我是10月到的,没想到广州还是那么热。”
工作久了,马户开始和更多的律师、案件当事人和志愿者们沟通,也接受了很多采访,比以前开朗了。“但是我当时特别较劲,很想分清楚哪些情绪是自己的,哪些是因为生病,哪些是因为吃药。”
每次复诊马户都会学习,记住医生问了什么,下次该怎么回答。日常会注意自己的情绪和状态,这些状态是怎样的、持续了多长时间、因为什么。渐渐的马户能察觉自己的状态并进行一些调整。
比如躁狂的时候马户还是想花钱,但是现在已经能控制自己了。想花钱的时候就去逛超市,至少还能让自己多吃点东西。“有一次就去你们家店买了几个东西。我心想如果一定要花钱还不如去你们店里花,起码还能让你们挣点。”
马户有了新的女朋友。吃药让人有些木纳,马户不想让自己那么呆。新生活开始了,一切看起来都充满了希望,药说停就停了。
关于“美丽的女权徒步”:
2013年从“海南校长开房案”开始,中国井喷似的出现了很多女童被性侵的新闻。许多人认为要严惩罪犯;也有很多人认为女性要保护自己,不要走夜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练好十八班武艺;还有人惋惜这些女孩失去了贞洁;一些包括主流媒体报道在内的声音甚至谴责这些女童行为不检点太早熟,她们报案毁了强奸者的一生。
当时通过女权的视角来谈论性侵的声音比较微弱,不像现在很多人明白:性侵是一种权力关系不平等的结果,狗咬人不应该把人圈起来,而是要限制强权,提高妇女地位,以及一定不要谴责受害者。
于是我发起了这场“美丽的女权徒步”从北京千里到广州,想用女性走出去而不是被关起来的方式,一种有力量的方式来倡导建立防治性侵机制。我沿途收集市民们的签名,经过每一个市县都会把这些签名和建议信寄给当地的政府、教育局和公安局。这场长达半年的徒步全部依靠网友和路人的捐款维持,有52个人先后来陪走。这是一场贯穿南北的女权行动,也是一场千里游*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