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吃饭。“

这是最近在社交网络上广为流传的一张照片。一行穿着黄色冲锋衣的外卖小哥，举着字牌抗议。

他们抗议的，是平台配送费的下降，平台福利补贴的取消，以及工作安全等问题。

他们“罢送”了。

这是一个让很多人感到新奇和陌生的词条。

罢送、罢工，是劳动者最绝望、最极端的抗争。

罢送一天，失去的是自己的收入。赌上自己全部的筹码，换来的可能只是资方的强硬拒绝与全面封杀。

但在最近几个月，却有越来越多的蓝领工人，选择了“罢工”“罢送”。

他们是塔吊工人，是外卖骑手，是货运卡车司机。

根据商业资讯平台虎嗅网的报道，塔吊工人的诉求是增加十年未增长的工资、确保八小时工作制和提高职业安全保障。而因为几乎垄断了线上货运信息市场的“运满满”“货车帮”（简称“满帮”）两大平台改变规则，导致低价恶性竞争，卡车司机们也进行了罢工。

蓝领工人们的愤怒

这三个群体的共性是劳动条件都十分艰辛。

以外卖骑手为例，常年风里来雨里去，超长时间工作，在催单、罚款的压力下疲于奔命，发生交通安全的隐患极大；多数人和公司没有形成劳动关系，也没有社会保险的保障；一单只有几元钱的收入，还要自行负担油费、车辆损耗费和电话费；长期的无法按点吃饭，往往也给他们留下了胃病等职业病。

在艰苦的工作中，收入未增反而被平台减少，骑手们的愤懑可想而知。

但愤怒而绝望的劳动者们，并不一定都能得到主流社会的支持和理解。

在这些罢工浪潮中，频频出现的声音，便是强调工资收入的高低是市场自由调节的自然后果，不满意者可以用脚投票，联合起来罢工逼迫平台或者资方提高工资，不是正当的行为。

如果说工资收入的下降，是“市场调节”的正当结果，那工人们的罢工，也是工人自愿的联合。

既然赞同市场行为，就应该允许双方自由地博弈。例如卡车司机有使用平台的自由，也有自愿联合不使用平台的自由；有接受货主委托的自由，也有自愿联合不接受委托的自由。通过市场博弈，让卡车司机的工资和待遇达到更加合理的水平。

同时，我们也应该思考，此种在市场中“自然”形成的价格，是否真的就是平等、公正的。例如，血汗工厂也是市场“自然”形成的产物，但却是以牺牲、损害劳工最基本的人身安全为代价，并非平等和公平的。让一个人过上有基本劳动尊严的生活，是整个社会应该承担的义务。

当一个市场“自然”形成的收入价格，已经让劳动者们感到“无法生存”“吃不上饭”，失去基本的劳动尊严，这远不是平等或公正。

为每一个劳动者的尊严

怎样维护劳动者的尊严？

国家会制定一些措施来促成平等这一目标的实现。比如，最低工资标准、基本劳动安全条件，以及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险制度进行收入的二次分配。

但是，这些措施并不足以保障劳动者的权益。

一方面是法律的规定的滞后性，它未必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和特定人群的实际需求。比如，石棉污染。在1996年时加拿大政府还没有禁止企业使用石棉，而要将新的危害物质列入禁止名单，需要长期的立法过程。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职业安全健康委员会率先发现石棉对工人的危害，甚至有很多工人因为这个因素而致病甚至死亡。于是他们向汽车企业提出了禁止石棉的要求，包括不再让石棉出现在工作场所中。通过紧张的集体谈判，三大汽车公司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都签订了新的集体谈判合同，石棉在这些工厂中被禁止了，工人的职业安全健康权益得到了很大的维护。但一直到2018年，加拿大才全面禁止使用石棉和含石棉产品。

另一方面是，劳动者个体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权益的成本过高。比如，工人被拖欠工资，在公司否定劳动关系的情况下，要提起劳动仲裁，往往要经过一裁两审三道程序，一年时间就过去了。

法律做的只是划定底线，劳资双方需要更为具体的谈判、博弈，来确定满足双方更多的利益诉求、相对公平的合作方式。进行劳资双方的集体谈判，也是一项国际惯例。在1981年，国际劳工大会即通过了《关于促进集体谈判的公约》。

而当下的现实是，资方、平台方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或者是像“满帮”这样垄断了全国货运信息的平台，或者是像美团、饿了么这样外卖行业的大佬；在另一端的则是松散的原子化的劳动者。劳方在资方或平台面前，完全没有对等的谈判能力，也就无从谈起更有效的劳动保障。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劳动者团结起来，有集体行动的能力，包括以罢工为最后的后盾，才可能和资方、平台方有真正的议价资格。不管是塔吊工人这样固定在一个建筑公司的劳动者，还是卡车司机、兼职外卖骑手等这样的打零工者，都需要集体的力量来支持。这种“集体的力量”，就是工会。

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整体劳工权利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正取决于工人运动和工会的兴起。比如，八小时工作制的立法，就是工人运动的成功，而我们至今还受益于这个历史成果。打零工者的联合组织，也在发挥着积极作用。比如，成立于2016年的美国独立司机行会，联合了超过35000名纽约市的uber司机，与uber进行谈判，争取到了司机在因为差评而被uber拒绝时的申诉权；目前行会还在对纽约市立法机构进行建立打车最低收费标准的游说。

在关于工会的诸多争议中，也有人认为工会或者打零工者组成的类工会组织，正造成劳动力的垄断，严重降低生产效率。比如，制定畸高的工资标准、减少资本家的发展动力和再生产的投入；比如，由于受到工会的保护，懒惰的人可以更偷懒，相应地拉低那些勤奋工作者的收入。

然而，这样的观点和理论，却与中国的现实相去甚远。2015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奖论文《中国企业中的工会与工人的福利》（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姚洋，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钟宁桦）回应了这个问题。

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由于对劳动力的保护太弱，导致一部分工人尤其是低技能工人的实际收入被低估。如果能增强工会的影响力和对劳动力的保护力度，对整体经济其实是有好处的：

第一，这能够改善经济失衡的局面，并提升消费对于GDP的拉动作用。给富人100块钱，可能70块都被投到股市里去了，而如果给穷人100块钱，其中的90块可能都会被拿来消费。增加低收入者的工资，有利于经济向由消费拉动的方向转型。

第二，增强工会力量能够维系社会稳定。在劳方和资方的矛盾中，工会可以起到一个缓冲器的作用，避免矛盾恶化升级为更大的社会冲突。

除此之外，过低的收入和过差的劳动条件对劳动者造成的健康问题，以及给子女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都是一种社会成本。在社会保障制度与教育制度尚不健全的当下，这些社会成本由他们自己承担，但产生的问题最终还是由整个社会来承担。如果工会能在源头把这种负面影响降低，也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增加。

但遗憾的是，目前劳动者的集体行动并不为官方所肯定。罢工事件的新闻被删帖，罢工行动被维稳，广东省劳工组织协助推广的集体谈判工作被叫停。即使在司法程序中，绝大多数因为罢工而被解雇的工人也无法得到支持。

与其堵，不如疏。发挥工会的有效作用，包括允许打零工者建立联合组织，与资方、与平台进行理性的对话，才是真正实现多赢与稳定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