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于前几日沦陷，

满目疮痍的家园里并没有幸存下来的猪坚强，

成千山万的人无家可归，

很多年的辛劳一夜尽毁，

没有人关注这些沉默的大多数，

这批叫做农民的家伙，

这批为国背锅继而被国所抛弃的子民，

只期待明天太阳照常升起，

在埋葬了动物与植物的尸体之后，

用自己的手与脚去血拼那不可知的未来。

九八抗洪那一年，我是十五岁的乡村少年，看到大城市武汉保住了，但沿岸的乡村汪洋一片。为了城市，一群叫做“沉默的大多数”的农民被牺牲。这件事，成了我此后努力学习的重要动力。我想通过高考离开农村前往城市，我不想成为被牺牲者。

20年过去了，愿望实现了。我来到了城市。我的很多初中同学多数留在了乡村。

2018年8月20日，故乡在洪水中沦陷，成千上万的父老乡亲一夜之间无家可归。努力抗洪救灾的，就是在镇上担任副镇长的我的初中同学。这几天，一向沉寂的初中高中同学群空前活跃起来，35岁前后的他们，是这次抗洪自救的中流砥柱。然而天灾人祸面前，人力终究有限。我那山东的老少爷们损失惨重。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次严重的灾害，由于受灾的绝大多数都是农民，他们没有话语权，新闻鲜有报道。（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默默地永生，默默地死去。）这时候，有初中同学想起了我这个读文学的博士。他们当然希望我用文字来呼吁城市的人们在关注这群沉默的大多数，进而提供救援物资。

初中的同学们实在太高看了我，百无一用是书生，我怎么可能办到。更何况，当下，城市的人们都在关注房租上涨的问题，这是更关乎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啊。我只能安慰我的那些同学们，因为上万间蔬菜大棚被淹，蔬菜必然疯涨，只有等城市里的人们发现蔬菜涨价进而寻找原因的时候，他们才会知晓寿光严重受灾的消息吧。如今，我的预言实现了，但我却无比忧伤。如果说正义的原则是在同等条件下，资源应该向弱势一方倾斜，那么我那活在农村的父老乡亲就连关注的目光都没有。北京受灾，新闻铺天盖地，农民受灾，此地好像没有新闻发生。人与人最大的不平等，是出生地的不平等。此处，唯一的幸运是，寿光是北京的菜篮子，当北京市民的菜篮子涨价之时，他们或许会把少许的目光聚集在寿光这个小城吧。

或许，一起读初中或者高中的兄弟们还在怨我吧。怨我从农村出走之后，就忘记了他们，就忘记了那些一起踢足球一起打篮球的美好时光，忘记了一起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嗜读金庸的岁月。我能说我从来没有忘却吗？更何况，虽然我离开了，但是我的父母，依然还在那里啊。洪灾最严重的那一天，我能说我每隔一两个小时就跟家里的父母打电话吗？

乡村的兄弟们，在读大学之后的分道扬镳的岁月里，我研究梁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理念，我沉迷于吴景超的《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一直在思考如何加速农村的城市化问题；我迷恋董时进的农业思想，一直在收集资料为他做传；我研究胡适，研究百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悲欢离合，思考制度转型问题，我能说我所做的这些，都源于我十八年的乡村经历吗？

兄弟们，我是讨厌“祖国”这样的大词，我是警惕“家国情怀”这样的大词，在我看来，穆旦、老舍等人都被夏志清所说的“Obsession with China”所吸引，最后成为极权主义的受难者。家国情怀，往前一步，就会演变成家国梦魇。不过，即便如此，但请相信，在故乡灾难面前，我从未是置身事外袖手旁观的局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