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在任何社会里，都会有罪恶发生。人们怎样对待这样的罪恶，社会怎样对待这样的罪恶，标志着这个社会的集体良心状态。而对罪恶的集体记忆力，是这个社会之集体良心的第一指标。容易遗忘罪恶的社会，必定会一再地姑息罪恶。一个遗忘和姑息罪恶的社会，必定走的是道德的下滑线。
——林达《一路走来一路读》
我不喝酒，不忍见老者独酌，便找话题。
“我知道在镇压反革命期间，贵州在国民党时期的81个县长都被杀掉（原文参见《炎黄春秋》2014年第五期：“如贵州省在国民党统治时期81个县的县长，在人民解放军解放贵州时，有的起义、有的投诚，有的被捕后释放，个别的还给他们安排了工作，大多数人已经做了处理。可是，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一片喊杀声中，被全部杀掉。难道他们的罪行比日本战犯罪行还大？对判处死刑的人，为什么要那么草率？”），包括起义、投诚的。贵州在历次运动中都已血腥著称，您能不能放下手上的文字研究，试着写你自己的回忆录？”
我知道老人有红色的基因，特地用了这么一个开头来“引导”他。
“要真实地写。”
我追加一句。
老人没有顺着我的“引导”，他反驳道：“贵州还好，四川才血腥。”
老人告诉我，他感谢共产党。
他父亲被抓壮丁时他才六岁。
父亲迄今杳无音信对他是一个永远的痛。每年的中元节、大年三十他都要设祭台遥拜。
“我对国民党没有感情上的恨，我那时太小，我只有理智上的恨。”老人强调。
至于49年以后的生活，他这样梳理：“我是独子，后面两个妹妹都早夭。土改、镇压反革命期间我还小。上大学期间听说过饿死人，但我家还好，没有人饿死。文革期间在省水利厅工作，有批斗，也听说过谁自杀，但我周围没死人。后来在遵义当老师。一切都很顺利。我也很满足。”
聊不下去了。
遵义老照片
几天后，我从老人那里得到一本厚的像城砖一样的书：《黔北记忆》，其中有老人的几篇文章。
这本为去年印制的“内部资料”，只印了三百本，基本为个人出资。
我是实在睡不着才翻阅的，翻着翻着，开始了仔细阅读。
这本书的作者48人，平均年龄近80岁。
这群耄耋老人的回忆，应该不会有“顾虑”之忧。
无论你对他们的意识形态观点赞成与否，至少这些文字是真实的。
我不能确定这些“真实”是否选择性地回避一些话题，总之，一路读下来就像听一群老人说着属于他们的话题——真实却平庸的话题。
如果作者群中没有卢元富、王运才等几个老人，我冒犯说一句：这本书只是这些老人们的甘草。
和其他很多曾经的官员、教员相比，卢元富一辈子都在家乡遵义山盆镇行医。
这个相信“上医医国”的僻远山区的赤脚医生，文字中的思索犹如深思熟虑开出的药方，没有安慰剂，没有糖衣，没有倚老卖老的自鸣得意，有的都是难以下咽的“苦”。
刘瑜在《观念的水位》里说：“一个人‘看到’一个事物并不等于他能‘看见’它，人们往往需要穿过重重意识形态才能看见自己所看到的东西。中文里有个更简洁的词，叫做‘视而不见’”。
作为一个老人的“视而不见”，我们没有理由苛责，这种“视而不见”是被“训练”的结果。
恶的“训练”必然导致对恶的盲视甚至助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也“轻松”面对。
如何训练自己而不是被训练，这不仅是智力，还是良知是否能够经受拷问。
我无法对这种“苦”视而不见。
在当下，对这种“苦”的拒绝遗忘更为迫切。
我将把《黔北记忆》中的我认为对现世之癌有“疗效”的分几篇曝光（标题下内容为我归纳缩写，材料大多来源于卢元富、王运才等老人。感谢他们。从他们的回忆中，我依然能够读出背后无法用文字表述的思考。因为，“文字”的不自由对这些耄耋老人也同样具有不可撤销的刑期。）
私刑：
土改期间，地主之妻被民兵抓到村公所，用双绳勒乳高吊。
待家人接回，早气绝身亡。
地主陈某某，被民兵抓到村头会场。
一民兵端一瓢大粪，令其当众一口一口吃完。
其儿媳娘家同是地主成份。
民兵把野生有毒植物荨麻，当地俗称的“豁麻”铺在地上。女人被扒光推倒其上。
豁麻蜇毛扎肉的剧痛使得女人打滚。
惨叫不止……
在“反瞒产”斗争中，一大队党支部书记被工作组叫去交待所犯瞒产错误。
六十来岁的严书记是个倔强人，他拒绝承认。
于是，工作组将他身体固定，在他生殖器根部套上一棵绳子，绳子的另一端固定在适当的位置。
不承认，即用木棒敲打绳子。
受刑者咬紧牙关，重敲，撕心裂肺惨叫后，仍得不到他们想要的口供，则继续下一轮。
持续四五天后，严书记瞪眼离世。
工作组把这种刑罚叫做“卵弹琴”。
一九五零年解放军领导遵义山盆全区进行轰轰烈烈的清匪反霸、打倒土豪劣绅运动。
一次公审大会，领导吩咐李银辉（红军经过山盆走散的老红军）带几名罪犯去陪杀场（即为了震慑，美其名曰“教育”的一种手段）。
李一人回，领导问：“陪杀场的人呢？”“全都干掉了！”。
干掉就干掉了。
至多撤了李的副审判员资格了事。
这一年，这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山盆区先后共枪决“坏分子”103人。
自杀：
一大队党支部书记，被“四清”工作队编入“地富反坏干”队伍上山砍柴。
“覃书记，没想到吧！当年你罚我们上山砍柴，而今你也加入我们队伍了。”
覃书记痛哭后，找个没人的地方上吊死。
一生产队长由于他所在的生产队没有在“遵义事件”（下篇详述）中饿死人，而且还有几头母猪下了崽，工作队据此认为他在经济上有问题，进行殴打逼供。
他想不通：没有饿死人还有罪？好吧，我死。
他用杀猪刀猛捅自己腹部，肠子吊出，血流满地，嚎叫死去。
文革主任和造反派来到遵义山泉区地主杜海彬家，问他四个儿子的名字含义。
杜海彬规矩站立报告：单字分别为：星、剑、明、国。
“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星红旗在天安门飘扬，寄意我们祖国星光灿烂，光明磊落，前途无限。我们过去虽说地多一些，却是受气之家。新中国成立，我们得到光明，其他没什么。”他诚恳解释。
主任冷冷说道：“你有野心。你四个儿子的名字连起来就是‘新建民国’。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大陆的建国纲领。”
可怜的杜地主即便浑身长满嘴也难辩了，只好央求说道：“我实在没有反革命活动啊！”主任动气。
用刑。
烧红的铁棒在身上乱烙，一股股腥腥呛人的烟自嗤嗤作响的肉中冒出。
地主吼叫……
地主吼不出声，像龟裂河床的鱼，张着嘴，只有吼形。
“不能打死他。我们需要他提供案情。”主任命令。
再次用刑。
让地主躺在高凳上，放一块长木板和高凳成十字形压在地主腹部，长木板坐一人或两人，作跷跷板“游戏”。
地主屎尿失禁，差点把肠子压断。
他仍没“交待”。
再用坐老虎凳、猴子搬桩等刑罚。
他实在受不住，答应交待。
索要纸笔，便于“彻底交待清楚”。
主任答应今晚给他自由，回家写。
“各位贫下中农及干部：
昨天文革和造反派，用各种酷刑强迫我承认反革命集团组织，并交出成员名单。我因无法忍受当时痛苦，为了给我松绑，只好冤枉的乱说一通。在我临死之前，我不忍心我冤枉的这些人再像我这样冤枉受酷刑。在此，特为你们作声明。
永别了！二世再见！
杜海彬
1966年12月19日”
第二天造反派来时，杜海彬已经服药自尽，墙上贴着这封永别信。
被怀疑为集团成员的鲁元洪和李桂幅等人，自知下一个将会是自己，也先后服农药和悬梁自尽。
（续一）
题记：所谓的“国家利益”，它存在的前提，必然是，也只能是人的尊严、人的权利和人的自由。他不能容忍鲜血渗透大地、呻吟充斥监牢、一个人像野兽一样撕咬另一个人。
——布拉迪尔将军
食人：
历史上把被人吃的人叫做“两脚羊”，最早记载在南宋庄季裕《鸡肋编》里:
自靖康丙午岁（公元1126年），金狄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
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
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绍兴癸丑岁（公元1133年）泛海到钱塘，有持至行在（杭州）犹食者。
老瘦男子谓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之下羹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
中国有几千年历史，说它是文明史，爱国；说它也是食人史，汉奸。
遗憾的是，中国的文明编磬乐总是伴随着人相食的“杂音”，白纸黑字。
甚至历史上还把吃人当做“正能量”来歌颂的，比如唐朝安史之乱中，张巡守睢阳，杀了自己的小妾做军粮，人称“忠臣义士”……
最近的全国食人史距今接近60年，和我年龄一般。
我没被当做“和骨烂”，感谢我妈。
以下为对《黔北记事》中有关食人的转述：
一栋木房被烧毁。一群孩子在冒着白烟的废墟旁，用瓦片刨开一节烧焦的脊椎骨连着的一坨臀部的烧焦团，争抢撕吃。
路人说：“乖，这肉不能吃！”
饿慌的孩子们哪里听得进话，仍然大口大口地撕着吃。
“好惨啰！”公路下边在田里割鹅鸭草的农妇说：“她家母女俩饿得活不下去，自己放火烧的房子，把各人也烧死了。”
这事发生在遵义芶家坝一个叫张家店子，时间是1960年正月初一。
“遵义事件”中，村民文兴发见路边有个十来岁的死娃娃没人掩埋。
晚上便把尸体抱回家里。
实际上，尸体几乎没有肉（饿的只剩一张皮而死），他割了一半加两肢手杆（连骨头）炖。
肉味在那个年代的空气里就像高速公路一样快速直通，通到台上村村管委的四人破案调查组（正在调查生产队耕牛被人偷杀背走一案）。
调查组如狼狗一路寻着味直抵。
二话不说，先把文兴发五花大绑，连人带锅一起押回村管委。
“哪来的牛肉？”
“我路边捡的两只脚的牛。”
“你妈的，哪里有两只脚的牛？不老实，给我悬他上去，等他打阵秋千再说。”
文兴发被吊在树上，其余人端着“牛肉”进屋。
一阵哄抢，肉没了。
开始抢汤喝。直到有人舀到两个手指，上面还有指甲，大家才意识到：两只脚的牛肉是人肉。
文兴发比调查组有学问，他应该知道“两脚羊”的典故，说成“两脚牛”应该是随了调查组的口。
大家都吃了，定罪就犯难。
定无罪，他叫我们还他肉，不行。
最后决定：吃两只脚的牛肉，是倒人民公社的招牌，诽谤大跃进成果。
以不满三面红旗的政治犯送劳教。
文兴发抗辩：“我煮两只脚的牛肉，况且还没尝到就是倒人民公社招牌，你们抢吃两只脚的牛肉难道是为人民公社增光？”
卢元富问：“文兴发还在吗？”
回忆者谭在奇：“不知道。”
卢：“他也许也成了两只脚的牛，被人吃掉了。”
谭：“在那个年代，有可能。”
高炉湾生产队古稀老人刘泽贵回忆：到处饿死人。
家附近连树皮草根都被吃光了。
她和黄二嫂只好到风煤垇堰塘挖蕨根救命。
下午借宿郑家。老人皮包骨头却仍是慈眉善目，答应。
一个身瘦如柴却面部浮肿的男孩低吼：“爷爷，我饿得很。”
老人安慰：“肉煮好，我马上挑来。”
我心想这年头，他家还有肉？借着喝水的理由，我走进灶房。
在灶背后一个角落摆放着一个七八岁的死娃娃，身上割得皮翻翻的。
我把锅盖揭开，七大八细的核桃大的皮瘤似的肉颗在白汤里翻滚……
他家大人都饿死了。
只有老郑和他一个孙子一个孙女活着。
孙女也饿死了，如果不煮她的尸体，郑家最后一颗种子也活不了。
卢元富：“这俩公孙后来的性命如何？”
刘泽贵：“不晓得！”
卢元富老人记录两个吃人故事后，引用了布拉迪尔的话：“对人的尊敬是我生命的基础。”
我仅仅是从林贤治的文章里读过布拉迪尔的故事，我记得他是一个拒绝对平民实施酷刑而公然违抗军令坐牢的二战后的法国将军。
其余一概不知。
我不知道老人引用的布拉迪尔的话（我把老人引用的另一段话作为题记，以示我对卢元富老人的敬意）出自何处，不管如何，这个老人的思想深度和老而弥坚的良知使我动容。
羞辱：
喜林坝李世齐家13口人饿死8个，李找同姓乡长求助。
李乡长说：“你们富裕农民，死八个？你就是死十个，我五双就数了。”
后来李世齐家“超额”完成乡长的诅咒，又死了三个人。
李乡长食言，没去数。
一个积极分子去富农家抄家，什么都没找到。
看到灶锅里煮着挖来的救命野菜，他掏出生殖器就往锅里尿。
一边尿，一边说：“我们是吃大米屙的尿，比你吃野菜的营养好！”
造反派来到云台寺“破四旧”，该砸的泥塑菩萨砸了，该烧的木菩萨烧了。
只剩下一尊观音头像。
一个造反派小崽子，站在高处对着头像拉尿。
“你看观音菩萨汗水都吓出来了。”哈哈哈哈！
不到半个月，这个小崽子就得脑膜炎死了。
哈！
无话可说：
公私合营期间，遵义土产三社的罗俊铭和四社的肖培渊，到山西去买来一支老虎的脚杆（虎骨），地区药材公司知道后作为一桩大案往上报，惊动地区财办领导，很快派工作组整理材料报请法院。
结果，二人被判了二十年徒刑，送田沟煤矿的四号井劳改。
“毛**的汽车所到之处，‘毛**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当然也包括了我的高呼声。那天几乎在那样震耳欲聋的欢呼呐喊声中度过了。”
“（原文如此）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主席8次10回共接见了1200多个红卫兵和串联师生。毛主席通过对红卫兵的接见，明确地表明了他对红卫兵造反行动的支持。毛主席支持的大串联，则使‘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国。这也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经历过的燃烧岁月，最无法忘却的一段往事。”（摘自吴高敏《八次接见与老三届缘分》一文，作者为遵义市财政局退休干部）
“有天，听说龙里枪毙人，他们有些看了回来讲，在龙里麻芝铺火车站，火车上有人打了列车员两拳，造成列车耽误两小时，在龙里执行枪决打列车员的人。有好多人不理解，我暗自高兴，尽管没有报纸看，凭直觉，瘫痪十年的铁路大动脉开始整顿，预示着中国百废待兴即将到来，我苦难的生活即将结束。”（摘自唐家明《求学之路》，作者为退休教师）
结语：
我们属于这样的民族，它似乎没有组合进人类，它的存在仅仅是为了给世界提供一个严正的教训。我们注定要去讲授的教程，自然不会消失；但是谁能说出，我们何时才能在人类之中寻找到自我，在完成我们的使命之前我们还将遭受多少灾难？
——摘自恰达耶夫《哲学书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