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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元6角。
这是1978年邓小平视察大庆油田，询问工人平均工资时得到的一个数字。
他摇摇头：“太低了！贡献大，薪金就应该高。不能搞平均主义，平均主义害处太大。”
现在人们对这个40年前的数字早已没有概念，对比或许能够看出一些端倪。
同期，全国职工的平均月工资51元，比大庆油田高了将近7元。而此时，大庆油田原油产量早已突破5000万吨，占全国原油产量的50%以上。
当看到工人还在住帐篷时，他说：“大庆贡献大，房子要盖得好一些，要盖楼房。”
邓小平的此次大庆之行只有短暂的10个小时，他一口气跑了9个地方，同200多人握手，与800多人合影。
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已经74岁高龄，但行程异常紧凑。
此刻，他比谁都清楚，留给这个立于崖际的国家和古来稀的自己时间不多了。
离开大庆前，他语重心长地嘱咐大庆的负责人：“要把大庆油田建设成美丽的大油田。”
寒冷的大庆油田从此春暖花开，石油工人居住条件迅速改善。
此时，距离大庆油田3000多公里外的玉门油田却依旧寒意逼人，这个新中国第一个油田已经度过了39个寒来暑往。
现在，它几乎耗尽了全部元气，遥望着古老的玉门关。
一千多年前，王之涣在《凉州词》写道：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如今，历经了10年寒冬的国度春风渐劲，而玉门油田的春天已然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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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漫长而又短暂，在旅程中人们追风赶月，踏过无数河山，总会有人为沿途增色使日月无光，最终屹立山巅，使山河回望。
从玉门走出去的王进喜在新中国石油开发史上，始终站在使山河回望的山巅。
在玉门时王进喜提出了“月上千，年上万，祁连山上立标杆”的口号，创出了月进尺5009.3米的全国钻井最高纪录，被誉为“钻井闯将”。
1960年2月，东北松辽石油大会战打响，王闯将带领1205钻井队驰援入关，后来的故事大家早已耳熟能详，“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言壮语，今天依旧嗡嗡作响。
1970年，王进喜病逝，年仅47岁，至今旗帜高悬，日月无光。
在科学技术和管理手段匮乏的年代，管理这个庞大的石油系统，仅靠制度是不够的，榜样和道德的力量备受推崇，以期全体职工上行下效，共同用命。所以即使生活条件十分恶劣，石油工人战斗力依然十足。
那时的大庆到处是一片沼泽地、芦苇荡与草甸子。工人们住在“白俄”注①的牛棚猪圈，以及后来的“红色草原牧场”注②的牛棚，或者活动板房、地窨子，后来才有了干打垒。
干打垒是石油工人应对西伯利亚寒流的新发明，在石油部部长余秋里把“‘科学干打垒’作为永久居住样式，至少坚持50年”的指示下，大庆设计院里的清华、天大、同济建筑高才生们经过反复实验，最后完成了样板房在油田推广。
那时全大庆的住宅只有一种户型，干部和普通职工待遇一样，一大一小两间，厨房位于连接处的入口。
然而，冀望坚持50年的干打垒，由于夯土不牢、赶工期等原因很容易损坏。
大庆油田干打垒
“先生产后生活”是大庆的一种政治正确。
基本生活是保障生产的需要，房外、上学、看病、理发、公交等十样生活需求全部免费。年长的工人依然记得，那时每家每月定量供应半斤肉、3斤大米、5斤白面，半斤豆油、苞米面等供应粮28斤。
这样的生活保障为原油生产做出了突出贡献，后来随着改革逐渐取消。
但不可思议的是，在经过多年的市场经济洗礼后，许多地方依稀残留着它的影子，不过变成了更为隐蔽的形式，服务特定的人群，成为一种特权，在近几年才逐渐销声匿迹。
那个年代，这样的待遇让油田之外的人无比向往，进油田就意味着有了一辈子的“铁饭碗”。
然而，人的一辈子似乎很长，有的人熬得“铁饭碗”生了锈，依然恋恋不舍。
大庆油田作为共和国的长子，他的许多做法会被模仿和承袭，甚至会被固化为模式，上升为旗帜在全国推广。1977年，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先后在大庆和北京召开，全国掀起了学习大庆精神的浪潮。
精神的学习需要持之以恒，模式的效仿则是立竿见影。
同期开发的油田以及其他工矿产业，几乎都借鉴了大庆的生产生活模式，比如胜利、长庆以及中原等油田，这些地方自然环境同样的恶劣不堪，全部建立了类似生活保障体系。
随着各大油田开发深入，每个油田甚至二级单位都有了自己的农场、鱼塘、饲养场、水厂、食品厂、冰棍厂、电影院等一系列“三产”注③。水果、饮料、啤酒、月饼、粽子，洗发水、肥皂、卫生纸等生活用品全部由单位供给。
1971年投入开发的孤岛采油厂是胜利油田的主力油区，开发逐步成熟后，很长一段时期内，职工每月享有50元左右的福利票，可凭票到指定超市换取自行车、电风扇、糕点等日用品，让东营市其他单位羡慕不已。
这样的生活在老一辈的石油人心中留下愉快的正向记忆。中国人历来不怕吃苦，虽然工作环境艰苦，只要衣食无忧，就是不可多得的“好日子”。
好日子要延续，石油精神要传承，于是有了“我为石油献青春，献完青春献子孙”的口号，“接班”成了许多油田单位的惯例和传统，根深蒂固。
这样的“世袭”并不只存在于石油领域，在铁路、电力以及高校、医院等许多待遇好、高垄断的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都不同程度的存在。
此时油田的各种生活保障机制逐渐完备，但对于当时石油工人贡献来说仍然微不足道。
前文我们曾经提到，1978年，我国原油产量突破1亿吨，为保障国家安全做出了无法替代的作用。
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缺乏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这其中多少像王进喜这样的肉体搅拌泥浆的壮举，多少人拉肩扛的血汗，多少大大小小的牺牲，已是无法说清楚。
这样的石油工人配的起这份待遇和荣耀。
在邓小平视察后的三个月，大庆启动了第一批40万平方米住宅楼建设，第二年，这批居民住宅楼建成，老会战们陆续迁入新居。
同年，江苏省建筑民工队伍支援大庆油田矿区建设，大庆开始建设第一批较高水平的文化、商业服务设施，大庆油田矿区建设开始转向城市化。
1979年12月14日，安达市更名为大庆市。
次年，大庆人民广播电台正式播音，职工大学成立，儿童公园、青少年宫、图书馆建成开放，并组建了独立卫生、教育、交通、公检法系统……
40年后的大庆分为西城区和东城区，分别为石油管理局所在的让胡路区，以及市政府所在的萨尔图区，两区之间有20公里之遥，一条公路横跨油区连接东西城。
诸多双向十车道的宽阔马路，路旁宽60米的绿化景观带，无不展示出了这座“油城”的富足与豪气。
一份城建报告显示，仅2013年，大庆城区就新增停车泊位10万个，新栽绿树1000万株，令其他城市执政者羡慕不已。周末餐饮商业街、购物中心前停满了“黑Ｅ”牌照的汽车，全国各地餐饮云集。
在省内同是“E”牌照的东营市因胜利油田而兴起。1978年，胜利油田原油产量达到1946万吨，成为中国第二大油田，1983年东营市成立，35年间，在一片盐碱地上硬生生造出了一座新城。
东营与大庆类似，其市政府也建在了距离胜利石油管理局东20公里外的盐碱地中。东城是市政府所在地，西城是胜利石油管理局所在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东西城拥有两套雷同但属于不同体系的社会服务系统以及公检法政府系统等。
大庆和胜利的老一辈石油人习惯把生活区称之为“基地”，一个具有军事色彩的称呼，这样的生活“基地”在全国各大油田几乎都存在，承载着数百万石油工人的工作、生活与未来。
值得一提的是，在东营的东西城之间，有一所比东营市还要早14年的全国知名石油高等学府。1969年北京八大学院之一的“北京石油学院”迁至东营，更名为“华东石油学院”。“油地校”共建成为东营的特色，并成为驱动东营和胜利油田快速发展的智力资源和优势力量，然而这样的模式后来因石油大学的再度搬迁而变得名存实亡。
1978年3月，华东石油学院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学生入学，王宜林、杨华成为这一批学生中的一员。毕业生遍布全国各大油田以及炼化企业。
依托辽河油田的盘锦市与大庆、东营略有不同。
1983年9月，辽河油田成为全国第四大油田，1984年6月，国务院批准撤销盘山县，设立盘锦市，同一天，康师傅升任辽河石油勘探局局长，1984年年底，被任命为盘锦市市长，党委副书记，政治生涯从此发迹。
早期，几乎各大油田的书记兼任市委书记，局长兼任市长，也是统筹油田与地方发展的需要。
关于盘锦市的设立，时任国务委员康世恩曾提出这样的意见：盘锦的主要任务，是服务于油田发展，“体制上，油田要掏钱建设，将来成立的兴隆台区油地双重领导；市政府设立在辽河油田总部驻地。”
意见反映出了早期油地建设关系，当初基于资源共享的考量，油田的公共基础设施地方也可以使用，减少投入。
2014年前，兴隆台地区有两套行政系统：油田和市政府。油田办公楼，外形好似官帽，多年间一度是盘锦市最高大的建筑物。其所在的石油大街密布着油田各下属单位，繁华程度和规模远胜于市政府机关所在的市府大街。
然而，30年后，盘锦市政府却搬到了60公里外的辽滨开发区，争议四起。
随着政企分开改革推进，而大庆、东营这种政企远距离布局似乎验证着决策者的眼光。
油田早期开发都是以石油会战形式开始的，五湖四海的石油人聚集到一起，虽然语言、生活习惯不同，但这并没有妨碍石油工人相互融合。
“油田”这一涵盖了地域、工作、生活的专有名词，成为了他们之间维系情感的纽带。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显示出与当地人的不同之处，他们说普通话，油田的饾饤琐碎是日常离不开的话题，他们称当地人为“老乡”，俨然继承军队习惯。
经过几十年的磨合，一个独一无二的石油圈层逐渐形成，因为没有哪一个行业可以像石油这样能够独立支撑起一个个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口的城市。
在这个圈层的人可以接纳来自天南地北的工友，却似乎不愿意与油田之外的当地人有更多的交流。
孩子的就业和婚姻问题大多局限在油田内部。以婚姻为例，“油田子弟”是门当户对的必要条件，至于是干部还是工人，野外作业还是办公室工作才是择偶的衡量标准。
后来，随着油价低迷，“油田子弟”又成了许多人急于摈弃的标签。
开放又封闭的群体特性，产生了一种新矛盾——油地关系，成为了每个石油城市绕不开的话题。
油地矛盾的产生除了历史衍生的文化因素外，更多的是双方心态使然。
在这些石油城市，当地人通常被划分为两种：油田和地方。很长一段时期内，油田待遇要高于地方，除了工资、退休金等显性福利外，住房、子女就业等隐性待遇更是无法精确对比。在住房商品化的今天，油田人依旧可以享受比市场低许多价格，这是地方所不能享受的。
不患寡而患不均。地方希望油田能够给予自己最大限度的经济支持，许多人认为这是我的地盘，你回报我是理所当然的。油田则希望地方能够给自己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因为石油属于国家，大部分石油城市都是因油而生，没有油田地方将一无是处。
这样的矛盾体现在工作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诸如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对油地双方差异化对待，油田生产纠纷、与村民矛盾更是司空见惯，城市建设、区域发展、重大民生问题则需要上升到双方高层领导协调，因决策和实施主体不同而左右掣肘，从而呈现出了同一个城市截然不同的两种风貌。
双方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加上利益的交织，双方的矛盾时而缓和时而紧张，但始终无法消除，角力的天平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官员的更替而左右摇摆，无疑石油是最为核心的砝码。
以大庆为例，2013年，大庆人均GDP位居全省第一，达到24086.41美元，是第二名省会哈尔滨市的3倍多，这样的经济贡献也无疑决定了大庆在全省的话语权。
后来，受国际油价断崖式暴跌和产量下降影响，大庆经济增速从2014年起开始下滑，到了2015年首次出现了负增长。
就在低油价突然来临时，臃肿的石油系统蓦然发现自己早已步履蹒跚，各项改革急促上阵，随着各项社会职能的剥离，油田与地方的关系走向了新调整，利益分配趋于新平衡。
据统计，中石油旗下拥有10家三级医院、40家二级医院、50家一级医院和100多家社区卫生服务站，共有两万张床位和1500万人次年门诊量。
中石化旗下社会职能产业同样庞大，水电气暖物业等主业以外的人员就几乎占去了用工一半。
而这些即将逐步移交给地方政府，企业回归企业，政府回归政府，社会回归社会，一切不过还是最初的模样。
唯一不同是中海油，没有这样庞大的包袱，以至于后来从中海油调任中石化董事长的傅成玉非常不适应，随即在中石化操刀了一系列专业化改革。
这样的改革在他之前许多年已经开始推进，直到他已退休多年也未完成，庞大的帝国仅靠一个人是无法改变的。
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说：人一到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备感安全的归属感。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无视危机存在，但或者他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一切，或者没有勇气去改变自己，甚至有人为了这份安全感试图去掩盖危机，正如《肖申克的救赎》里的一句话：这堵高墙很有趣，你刚进来的时候，恨它。时间久了，你就开始依赖它。
然而，石器时代的结束，不是因为石头用完了……注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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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9·11事件两年后，美国总统布什下令发动了第二次海湾战争，国际油价开始飙升。
就在这一年，美国人马丁•艾伯哈德萌生了打造一款电动超跑的想法，与马克·塔彭宁合伙成立了一家汽车公司，后来卖给了那个孤独的小男孩马斯克，这家公司的名字叫特斯拉。
也是这一年，大庆油田在保持稳产5000万吨27年后，产量首次跌破5000万吨。
44岁的共和国长子，人到中年。
有人说，人到中年，江山已定，及时享乐。然而对于人到中年的大庆油田来说，却依旧是征程未完，马不卸鞍。
于是，稳产成了大庆主要管理者的政治任务。
石油系统历来是讲政治的地方。
2008年1月，石油系统出身的康师傅视察大庆油田时要求：“大庆原油要在4000万吨的台阶上再稳产若干年”。
半年后，中石油通过了《大庆油田原油4000万吨持续稳产规划》，要求高举大庆红旗，坚定必胜信心，举集团公司之力，实现大庆原油4000万吨持续稳产。随后，大庆油田高科技新会战誓师大会召开，大庆油田党委书记王永春宣读了《高科技新会战总动员令》。
此时国际油价逼近150美元高位，北京奥运开幕在即，石油系统血脉偾张。
在周视察一年后，时任中石油总经理蒋洁敏一行听取大庆油田工作汇报，首次提出4000万吨是大庆油田的政治纲领。
指出：大庆的一切要服务“4000万”，一切要服从“4000万”，一切工作要紧紧围绕“4000万”，全力保证“4000万”，坚决实现“4000万”。
两年前，他在冀东油田调研时提出：发扬大庆精神，建设”科技、绿色、和谐”的现代化大油田。
这个10亿吨的大油田却没有让大庆后继有人。
当一项工作上升到政治任务的高度，是非对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政治任务就是政治生命。
2014年，大庆油田原油产量保持4000万以上，然而这样的成绩并没有再延长他们的政治生命。
狂欢过后，总有无尽的失落。
2011年，大庆油田盈利达到701亿巅峰，两年后下滑至573亿元。
此时，大庆油田采出的每吨油水气混合物中，原油已不到10%，90%以上都是水。曾经精壮的汉子早被“政治任务”掏空了身体。
这样的成绩却在全国油田中已经算是上乘了。
2014年，国际油价暴跌，整个石油系统栖栖遑遑。
这一年除中海油利润实现增长外，中石化、中石油的利润大幅下滑，2015年更是被称为“史上最惨业绩”。
除了被公众关注的经营业绩外，数百万芸芸众生命运又将何去何从？
在一座座“地上服从地下”的油田城市，曾经被高油价掩盖的问题开始浮现，最核心问题就是庞大的员工队伍。
2014年，大庆油田推进招工制度改革，方案刚一流出，就遭到了强烈反对，数千人聚集在管理局大楼前抗议。
有人高呼：“老子打下的江山，为什么不能让小辈来继承？”
闻之，恍惚穿越了时代，耳畔响起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1986年，国务院明令必须实行劳动合同制，废止子女顶替；上世纪90年代，毕业分配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在油田，“接班”制仍然以特殊的方式延续着，虽然油田不再包办一切但油田子女仍然能优先获得油田的工作岗位，虽然每年都有微小的变动，诸如对院校和专业做出了一些新要求，但总体上依旧维持现状。
他们似乎游离于市场经济之外，顽强保有着计划体制下的运行机制，被称为计划经济用人体制“最后的堡垒”。
城堡的第一功能是阻止外人进入，城内的人不断增加城墙的高度，防止别人进来摊薄自己的特权和福利。如果城堡内的生态无法养活更多的人口，打破围墙就成了城堡求生的本能，当然这一切不会悄无声息。
2014年大庆油田用工政策变动无非是：““二本”非油田相关专业、“三本”的应届毕业生则无法直接上岗就业，而要委托大庆技师学院对该类毕业生“委培”1年，随后再择优录取。
就是这一项微小调整可能让几千名石油子弟的等待化为泡影。
家长们急切希望抓住城门关闭前的最后机会进入油田这座城堡。
有人说这是激情迸射、高歌奉献的遥远年代，与推崇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当下时代的一次碰撞，碰撞之下总会有人做出牺牲。
问题不能割裂来看，如果完全把历史、地理等因素抛开，一味的去批判这种用工制度则也有失公允。
这些石油城市的产业结构单一，对于油田子弟来说可选择的余地少之又少，再加上从小所处的环境，许多油田职工长期野外作业无法照顾培养孩子，陪伴缺失，教育缺位，导致其习惯了被体制“包办一切”的生活，缺少走出去的勇气，许多人甘愿被安排，服从城堡里的生活秩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本身也是石油工业的“牺牲品”。
堡垒都是从内部打破的。
随着国际油价暴跌，待遇下滑， 许多油田已经连续多年未涨工资，一线工人由于工作量不饱和待遇锐减，内部因岗位、级别、用工性质的不同待遇千差万别，有人拿着1000多元的工资维系生活，有人依然可以过的不错。
许多年轻人开始逃离这座围城，大庆人口的流失证明了进入城堡内已非首选。
庞大的用工基数，用工政策只出不进，退休等自然减员是一个可怕的数字，这样无奈的被动压缩，后面又会面临着无人可用的局面。
此时，与生存相比，发展又退居次席了。
决策的顾此失彼大抵是决策者最难而又无法被理解的地方。
2015年，大庆在连续12年原油稳产4000万吨后，首次将产量减到4000万吨以下，根据既定安排到2020年将调减至3200万吨，年均减幅逾130万吨。
然而，这一规划在2018年被突如其来的国际形势打破。
各大油田纷纷减产的背后是因为我国原油成本过高，资料显示，大庆的原油生产成本为45美元/桶，全国平均成本水平则在48美元/桶（不同数据统计有出入），而与之相应的中东原油成本小于10美元，甚至有的油田开采成本只有1美元/桶左右，美国的原油成本在30美元/桶左右。
像大庆这样的老油田历史长，加上“运动式”、“掠夺式”开发，面临的开发环境越来越恶劣，开采成本势必会越来越高。
在国际原油流动通畅的大背景下，各大油田就不得不考量经济效益了。然而，石油从占据能源主导地位那一天起，它就不仅仅只有经济考量，政治因素成为影响石油的关键。
此时，三大油公司的改革已是迫在眉睫，而这一改革庞大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绝不是简单的靠降本能解决问题的。
表面上看，石油城市因资源枯竭而衰老，然则，结构性困局才是病灶所在。
庞大而臃肿的石油系统与国际知名跨过石油公司相比毫无优势可言。如埃克森美孚只有8万人，他们的钻井、地震作业等都是外包服务，几百人就可以负责该公司全球的石油开发。
我国每个油田就像一个小社会，大庆油田员工24万之多，胜利油田18万，辽河油田也有10万人，这还不包括数量庞大的退休员工（统计口径不同，数据可能有偏差）。
真正冲在科研、开发一线的队伍由于招聘压缩而变得青黄不接。
这样的一座座充满矛盾的城堡，未来的突破口在哪里？数百万的普通石油工人的命运又将如何？
3
石油，延伸城市梦想。
这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石油馆“油立方”的主题，世博会结束后，2012年展馆搬迁至大庆，其中部分4D影院设备迁往克拉玛依。
随着国际油价暴跌，石油仿佛一夜间让这些能源城市失去了梦想。
我国大大小小的石油城市有20多座，其中大部分城市油田开发处于成熟期和衰退期。产业结构偏重、接续产业弱小、自然环境恶劣、人才流失严重、城市布局分散和社会功能欠缺成为制约这些城市发展的瓶颈。
转型迫在眉睫。
世界上有很多因资源枯竭而被遗弃的城市，同样也有凤凰涅槃的典范，比如德国煤钢城鲁尔、美国钢城匹兹堡、石油城休斯敦等。
成功转型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市场为主模式，政府集中精力做好规划和服务，由市场和经济组织自身发展起主导作用；二是政府领导式，政府制定详细目标、计划和政策，通过政府各部门、社会各界的通力合作，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三是产业援助模式，政府制定和修改产业政策，对城市产业发展提供指导和干预。
而失败的模式无外乎自由放任，政府不采取任何措施，自生自灭。
在成功模式中，休斯顿的转型最具有代表性。
以石油起家的“世界能源之都”休斯敦，经过多年产业结构调整，目前成为了仅次于纽约的美国第二大贸易港，全球著名的太空城，美国南部地区最大的国际空港以及美国石油和石化工业的中心，西南部商品零售中心。
实现这一华丽转身背后有多种因素的集聚，除了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外，休斯敦在营商环境、政策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管理等方面发挥到了极致。
主要做法有：努力延伸石油产业价值链条，不断向产业链高端位移；努力争取联邦政府重大政策支持，大力发展航天科技等非油高科技产业；发挥人才优势发展石油石化高端服务业以及关联产业；重视高等教育大力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人才；采取激励性减税措施改善投资环境。
值得一提的是，休斯顿的住房成本在全美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
一味地东施效颦可能会劳民伤财，南辕北辙，转型模式的选择，既要充分考虑现有经济体制，又要结合产业发展历史、地理区位、市场结构、城市规模、人文背景等因素。
我国的各大石油城市也在做着转型的努力和不同的尝试，正如一个个中年人肩负着家庭的责任为了生机奔波，再艰难也不能轻言放弃，“救赎”、“重生”每天都在上演。
2006年，玉门市政府搬迁至市区向西70多公里的玉门镇新区，9万人随之弃城外迁，成为全国118个资源型城市中唯一采取了整体搬迁的城市。
2009年3月，一纸《国务院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将玉门定位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城市。
从2014年“石油危机”起，玉门油田的财政报表和玉门这个城市一样，略显萧瑟，亏损成为这个老油田挥之不去的阴霾。
玉门油田老了，纵然使出浑身解数仍未能逃脱时间的宿命。
玉门油田废弃的居民楼
它也曾经年少，光彩照人。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我国相继发现了柴达木、新疆、大庆等油田，作为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的玉门油田，从人员、技术、设备上给予其他新开发的油田大力的支援，毫不夸张的说，玉门是新中国石油工业的起源地。
今天，年轻人纷纷逃离这里，在全国房价暴涨之际，在玉门几千块钱一套的房子也无人问津了
像这样的石油之城，浓缩着难忘的时代记忆，当历史的车轮缓缓碾过时，会留下什么？
在我们焦虑之际，春风不度的玉门却靠风迎来了新生。
除石油资源外，玉门有丰富的风能、光能资源，风能资源理论蕴藏量3000万千瓦以上，理论上可开发利用量2000万千瓦，全年日照时数3300多小时，是甘肃省太阳能总辐射量最高的区域之一，全市可开发风电、光电土地面积4200平方公里，目前已开发利用面积不到12%。
风能等新能源产业在玉门蓬勃发展。然而，这些产业的税收，带动就业、配套产业等溢出效应还无法与石油相比，玉门还要走很长的焦灼之路。
同样位于东北的辽河油田因大庆油田太过于耀眼而不被关注。
依托辽河油田地盘锦市，自1955年随着原油产量达到历史高点后逐年下降，经济增速就开始放缓，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开始被重新审视。
大批职工从油田转岗流向社会，就业矛盾逐渐加大；长期石油开采对生态破坏，威胁日益显现。
它比玉门更早一年被列入国家首批资源枯竭城市，作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
盘锦拥有令许多石油城市羡慕的自然禀赋，地处大辽河、辽河、大凌河与渤海交汇处，拥有118公里海岸线、930万亩沿海滩涂，是全国重要的水稻主产区和优质稻米生产基地；水产品年产量达33万吨；拥有世界最大的芦苇荡，年产芦苇50万吨；世界奇观红海滩是国家4A级景区；地下含有丰富的温泉、井盐等资源，素有“鱼米之乡”“鹤乡”和“黑嘴鸥之乡”的美誉。
这些可以成为盘锦转型的基础，如何发挥好自身优势，走出一条成功的转型之路，不仅为能源城市开拓道路更为东北振兴提供解决方案。
这考验着执政者和盘锦人民的智慧。
胜利油田所在的东营市转型在石油城市中走的相对较早，其依托胜利油田而发展起来的庞大的民营地炼企业，由于国家放开原油进口资质成为对冲国际油价暴跌的重要产业。此外，东营县域民营经济发展，地理位置优越，甚至一度提出打造“中国的休斯敦”口号。
然而今天它同样面临成长的烦恼，严重依赖能源消耗、资金投入的重型企业正在经历转型升级的阵痛，民间融资引发的连锁反应甚至一度风声鹤唳。
东西城之间的融合不仅需要资金更需要智力支持，然而东营这样一个准三线城市却不慎丧失了最好的资源，那就是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关于石油大学搬离东营的传闻充盈网络，揭秘式的观点大都哗众取宠。这样的决策重大而复杂，绝不是偶然因素造成的。从学校发展角度来说，石油大学的搬迁是一次必然选择。
2004年8月，教育部批准石油大学（华东）立项建设青岛校区，此时的石油大学决策者并没有完全决心全部搬走，几万人的学校动迁伤筋动骨。随着青岛校区建设的深入，加上东营市政府无动于衷地态度，使得搬迁变得不可逆转。
而省内的淄博市在听闻现山东理工大学要搬往青岛市时举全市之力挽留。
2011年石油大学全部搬迁完成，这一年，张建华由东营市长任上调往山东省政法委任职。
2018年8月8日，山东省纪委监委宣布张建华接受调查。
二者之间或许没有必然联系，但毫无远见的当政者无疑充当了这一过程的催化剂，对这座城市的影响将在十年二十年后逐渐显现出来。
从长远来说，石油大学的搬迁无疑是正确的，也是一次转型布局。2018年年初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筹建“中国能源大学”，业内普遍认为是这所石油特色高校的“去石油化”的自我转型，这条路也注定不好走，但不得不走。
中年的大庆也在积极谋求新的出路，原油进口、化工和汽车制造成了其转型的三驾马车。
毗邻俄罗斯，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大庆在陆上原油进口通道的重要作用，而国家也借此加大扶持政策。化工也不难理解，而汽车制造产业则凸显了大庆的魄力，是一次偶然与必然碰撞的结果。
2009年，吉利董事长李书福正在寻求收购全球知名汽车品牌沃尔沃轿车，由于囊中羞涩，融资始终是吉利竞购沃尔沃项目的最大阻力。
在与北京、广州等城市的洽谈碰壁之后，碰到了正在寻找着产业结构调整机会的大庆。
大庆市国资平台以入股的形式提供了30亿的资金，30亿元超过了当年大庆财政收入的1/5，可见其魄力。
李书福则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在寒冷且毫无汽车基础的大庆投巨资设立沃尔沃整车生产基地，2017年实现了12万辆产量，并带动了一大批配套产业落户大庆。
汽车制造业被称为人类工业王冠上最璀璨的钻石，是人类制造业的集大成者。各大城市纷纷热衷引进车企，而大庆的这一步棋无疑堪称“妙手回春”。
除了大庆、胜利这些原油油产量高的油田有一定的资金实力支持转型外，其他产量小的矿区，和玉门一样选择了搬迁，而整体的搬迁对地方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但是错综复杂的油地关系和各方利益的综合考量，使得许多能源城市的未来发展依旧不容乐观。
石油系统40年来的改革似乎有意无意的暗合了新加坡淡马锡模式，却又缺乏高效率市场化运作，历来改革一直处于进退两难的嫁接模式。
合久必分，巩固主营资产，剥离非核心和无效低效资产，成为当前各大石油公司的改革切入点。
矿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专业化重组、清理亏损企业、人力资源结构优化等各种举措层出不穷，这样的改革在石油企业内部一直不断推进，但随着国际形势以及内部高层频繁变动，时而紧迫时而舒缓，而每一次改革都会有一批人的命运发生转折。
矿区改革无疑是所有改革中难度最大、问题最多、又是最迫切的，事关上百万职工的福利，对领导的维稳问题，员工的生计问题，一时间陷入了“坐在树上砍树”的改革困境。
在许多年以后，这些被移交的员工是否真的可以与油田彻底断裂关系？即使留在油田的人，随着人工智能发展，又如何保证自己不被淘汰？庞大的石油系统，如何瘦体健身去为国家提供更加安全的能源保障？一座座石油之城如何经历阵痛后蝶变，凤凰涅槃？
如果无法回答，就交给时间吧。
我们总是高估了新技术的短期影响，而低估了它的长期效应。
当前新能源发展如火如荼，但它依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仍然可以预见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不得不依旧忍受石油作为主导能源地位的现实。
但如果石油忽略新能源改变未来的决心，将会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石油是人类文明最优和最劣的结合，我们享受着他带给我们的恩惠，也承受着无法回避的负担。
石油从来不只是经济和民生的考量，而是政治博弈的重要手段。
2018年，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让国际原油市场动荡不断，畅通无阻的国际原油通道一度阴云密布，国内油田又再次承担起了增产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任。
这或许又这些城市转型争取到了一丝喘息之机。
但暮光总会降临，明天会是什么继续照亮人们的生活？
1988年，乔治·布什（老布什）在美国大选中获胜，第二年就任总统一个月就对我国进行了访问，中美关系步入新阶段。
30年后2018年，老布什病逝。
1989年国际格局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东西方对抗成为往事，冷战在2年后正式结束。
成立2年的华为开始自主研发交换机。
30年后，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之女，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被加拿大非法拘禁。
即将过去的2018年会为未来40年留下什么，敬请关注我的岁末年初献礼《揖别2018，往事并不如烟》（暂定），为您盘点过去一年您可能遗漏的琐碎往事，他们又会怎样影响未来的岁月。
最后
关于石油的一切太过于庞大，大到超出了我的想象。
随着写作深入，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决定写《石油风云40年》这个主题时的鲁莽和无知，后面只有硬着头皮去写，整个过程历经3个多月，但是仅仅触及了一点皮毛，在此，对以不同方式帮助我的好友一一感谢。
丹尼尔在《奖赏》中说，石油的历史是一系列胜利的全景画，也是悲剧和代价沉重失误的连续剧。
是的，我试图为您展示在中国石油创业历史中，高尚的精神和贪婪的野心，这是人性也是利益使然。您读起来可能是意犹未尽，但遗憾的是我不能给您更多的启发。
我曾经有幸接触石油这个行业，当今天我置身事外去观察他，关心他，希望他不会老去。
阿瑟说，老兵不死只会逐渐凋零。
你好，老兵。
（石油风云系列告一段落，有缘再续）
注①：指的是在俄国革命和苏俄国内革命战争爆发后离开俄罗斯的俄裔居民。
注②：由来自延安的青年干部陈重，按照中共中央北满分局的指示，于1947年11月，在安达县萨尔图地区创建国营东北萨尔图种畜场。
注③:指油田主业之外的多种经营,包括农业、物流、加工制造、石油装备、石油化工等。
注④：引自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雷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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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长文丨石油风云40年系列首篇——地与火之歌》
《深度长文丨石油风云40年系列中篇——权力的游戏》
预告：2019年国庆前夕我会推出关于东北发展的一系列文章，文章题目暂定为《向东向北70年：共和国长子沉浮录》，为您探索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东北的发展历程，在东北区域沉浮的背后，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如果您感兴趣，欢迎和我一起交流。
立贴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