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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负气成今日
——张先生书序
文 / 冉云飞
来源 / 雪夜出门 （微信ID：loushengfeng2017）
01
二十五年前，我大学毕业被要到四川省作家协会不久，就与办《星星诗刊》函授部的张先痴先生相识。我那时也写点诗，但写诗只是药瘾子，老杜的“饮酣视八极，俗物何茫茫”，才是日常生活的核心主题。因此看到温良恭俭让的张先生，并没有想要结识的念头，只能算是点头之交。经过那场著名的口口后，我的诗心静悄悄地流淌了两年，就已基本干涸。加之读到阿尔多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写诗是可耻的”一说——虽然我不能胶柱鼓瑟地理解阿尔多诺的话，但的确觉得还像原来那样没心没肺地没有一点社会责任感，于心有所不甘——就更加坚定了结束诗酒癫狂的日子。
结束诗酒癫狂的日子怎么办呢？口口响后的迷惘依旧困扰着我。因之疯狂地想了解GC党的历史，以及他们诅咒的旧社会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大规模地开始读民国书籍，从此胡适、梁漱溟、陈鹤琴、晏阳初、陶行知、吴贻芳、傅葆琛等大批教育家进入我的视野，使我思考民国为何如此不像新朝对“旧社会”之批判的那样不堪。进而因向流沙河先生请益，听在座的曾伯炎、黄一龙等老先生谈过去旧事，转而知晓一九五七反right的来龙去脉。于是在不停编辑《流沙河年谱》时，大搜特搜、大读特读关于五七反right的史料，编辑《反right资料知见录》（编年初稿），成为宋永毅兄主编的《反right运动数据库》的编委，认识了更多的R派前辈。于是重新“认识”了早已认识的张先痴先生。
就像苏格拉底说“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一样拗口，重新“认识”早已认识的张先痴这句话，变得令人起疑而像绕口令。一些人也许我们很早就是熟人，但一辈子都感到一种不可阻遏的熟悉的陌生；有的人或许是多年的同事，却一辈子也难以成为朋友。而有些人则暗藏着另外的不幸，看上去很热烙，但一辈子都无法相知，这是因为有一堵高而厚的心墙在阻碍着我们的交流。传统的处世哲学教导我们“知人知面不知心”，使得我们有太多的防人之心，心态不够开放而闭锁。更要命的是，由于制度性的告密，加以你死我活的生存肉搏，激发人内心的黑暗，让人性之恶发酵，使得交往成本增高，而使交往成为一种不可能的奢望。《古拉格实录》一书中记录了太多的对人际关系的欲言又止和心惊胆颤，在日常生活里让民众互斗的牧民术，在监狱这样特殊的社会被极端放大，使得人们心墙高筑成为常态，而且像幽灵一样变成后遗症，死缠烂打他们的余生。因此有很多人不愿将自己的苦难告知后人，心怕交流出来会遇到另外的不测，引发自己和他人的不适，从而使自己的苦难不为外界所知，而没有形成任何一点有效的价值，遗留给后世。但张先痴是个少数的例外。
我本是穷苦苟活下来的农家子，犬马匍匐，人皆得以隶使之，倒霉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亲人倒大霉的极端化，就是成批直接饿死。但我们数代人之间与文化绝缘，亲戚朋友之间再倒霉也倒不出一个“高级”的right派分子。换言之，我与right派之间的交集，不存在不可抗拒的必然性。有人或许会说你是知识分子，自然也关注你同类的过去，但这逻辑的自洽度也有问题。知识分子可谓多矣，有的既是知识分子又是right派后代，都对right派分子一生的坎壈遭际冷漠无感。所以我与张先痴先生的再度“认识”，得缘于他的亲历和我的认知，有一个共同的“公因式”——right派。但这次我们再度认识，已离上次我们的“认识”，白驹过隙般地过了十几年。还好，这一切都不算晚。
02
在新世纪初，我得知张先痴是right派后，与他有了比较多的交往。但真正令我更深地了解他，还是2007年他把刚出版的回忆录《格拉古轶事》送予我以后。right派前辈所写回忆录，我已读了不少，但我读完他的回忆录，还是惊讶于他的经历之黑暗，语言之生动诙谐，历历如绘。他的秉笔直书，不讳隐，不夸饰，都是极难得的品质，就像他在这本新作《格拉古实录》所说的一样：我为我所说的每一句话负责。
接触愈多，愈觉得张先痴与不少right派不一样。不少right派，自怨自艾，不知反抗和争取权利为何物，甚至害怕再度陷入被压制的深渊，令人深深同情和悲悯。一些right派，在为自己争取权利时，还是能挺身说话的，但除此之外的其它社会事务，则并不关心，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有本能的自私，这种自私应该得到善意的理解。但仅止于此，恐怕也会常常使自身权利受到伤害。因为个人的一些权利或隐或显地存在于公共领域，私人无论怎么努力，都不能完全维护。在这样的情形下，参与公共事务，其实是对自身权利比较好的维护渠道和方式。我们必须记住，请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我而敲响。
对于争取闷煮籽油的各种公共事务，张先痴先生都非常热心，竭尽自己的能力。不特right派群体的味全，受到他的关心帮助。就是其他味全群体，也有不少得到他的助力。他出版的《格拉古轶事》通过年轻朋友如李波等人替他所做的传播，使得更多的年轻人知晓那段知道得并不多的历史，使更多的下一代受到教益，看清中国社会的本质。与此他还与众多年轻人交上了朋友，如李文倩、冯玉熙、顾乙等人，不仅撰文评论其《格拉古轶事》，而且还做专访了解其为何能在残酷环境下活下来的心路历程。在专访中他说，对母亲的爱，以及前妻和仅存的一些好心人的关心，是他活下来的动力。在情感因素之外，看清真相，以及求生的本能，使其放弃了自暴自弃。
很多人受尽一生的苦难，要么没有表达的能力——写作能力不济；要么没有表达的机会——身体不行，被折磨得早逝世；要么没有表达渠道——不会利用网络等新兴传播工具；要么囿于亲情的阻碍和内在的恐惧——胎死腹中，最后苦难好像不曾在人间发生一样被带到了天国，但这一切都不曾发生在张先痴身上。上天成全他厚爱他，让他拥有较好的写作能力，有心有胆，并得到家人在诸方面无私的支持。如不是他不懈的努力，他的难友如黄伦、傅汝舟、张伯伦、何坚、杨应森等人，所受的苦难就会白受，其昭告后人的价值就会消为乌有。我们可以从他这本新作《古拉格实录》开篇辟首的赫尔岑题词：“充分地理解过去——我们可以弄清楚现状；深刻地认识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进”，就不难窥探其不停记录过去灾难的苦心。
在《傅汝舟，多么美丽的名字》一文里有一段文字，可以看作是张先痴不停写作自己所见所闻苦难的内心独白，我恭录于此，算是我们年轻一代对经历苦难的老一辈，留下此等文字的敬意，同时亦算是对尚处于沉默中的老人们的殷切期待。“眼看古稀之年一天天靠近，老态龙钟逐渐体现在举手投足之间。想起我被饥饿和疲劳折磨得几乎倒地不起的岁月，想起我被捆绑吊打以致痛不欲生的当时，我咬紧牙关忍受疼痛时，曾不止一次地默默发誓：‘我将写出这一切用血汗换来的记忆’。正是当一名暴行的见证人的愿望，支撑我迈过了一次次生死抉择的关口。后来，每当我的好友有的被打得皮开肉绽，有的被捆得昏死倒地，或者我从一个仰慕者的坟头走过，我都会对着回忆中的他说：‘我一定要把这一切写出来’。我认为这是所有死难者委托给幸存者的使命，它既庄严又沉重，没有任何一颗跳动着的良心有勇气去拒绝。”“我将写出这一切用血汗换来的记忆”、“我一定要把这一切写出来”，实在令我这样一直在帮助老年人们回忆历史的后生，大感振奋。我真希望老一辈们不要把自己所经历的苦难带到坟墓里，一定要想方设法将其写出来，以便给后人以教益。如果经历苦难的老人们真的爱自己的后代，就一定不希望自己的后代重蹈你们的覆辙。不重蹈覆辙的最好办法，就是把那些整人的把戏和愚弄的伎两，毫发无遗地告知自己的后代，让他们能够吃一堑长一智。若能进一步和年轻人一起争取闷煮籽油，从改变制度上下功夫，不让后代再吃你们所吃过的苦，所受的罪，那真是善莫大焉。爱子女爱后人到这个份上，才算是真爱而爱到骨子里，用茅YS先生的话来说，真正的爱，就是要给你爱的人以籽油。
03
二十几年前，我第一次见到张先痴先生，给我一个温良恭俭让的老好人印象。并不是说我对他这个印象不真实，他善良，颇具同情心，予人温良的感觉，并不出人意表。但你一旦深入了解，就会知道他的刚烈和韧劲过于常人。1949年8月，15岁的张先痴上高中二年级时办《号角》杂志，替康米地下party操纵的学生运动作反对KMT的宣传工作，不见容于作为KMT高官的父亲，于同年11月被革出家门。从此，张先痴的一生就像一首歌一样，被定了调，要想改变已经来不及。后来的一切遭遇只是他的个性和选择，在一个无可选择的坏制度下的必然产物。
不论你再怎么卖命，再怎么输诚，你作为KMT高官之子的先天原罪，是怎么也无法漂洗掉的。所谓出生不由己，关键在于自己努力与选择，被后来诸多血腥的事实证明，只不过是缓期执行的计谋，并非真要给你一个通向光明的出路。你一脚踏进革命营垒时，你家庭出身所带着的不可磨灭的“红字”，就像幽灵一样如影随行地纠缠你一身，使你的悲剧成为无法更改的先天注定。问题在于，如果面对这样先天注定的悲剧，你能收敛点，你能像他们所要求的一样老实点，也许命运不会像张先痴一样如此悲苦。但张先痴已经用他一生的经历来告诉我们：不！
纵观张先痴快八十年的人生，我们从他的谈话和文章里，可以看到他有一个核心的东西贯穿其间，那就是倔。倔这个东西，就是身上有一股气，不轻易服输。所以他才可能在监狱里成为反改造份子，也才可能冒着非常大的危险越狱逃跑。这两点，都不是一般犯人轻易敢付诸实践的。同理他为何在身体特别是视力已经非常不好的情况下，依旧笔耕不辍，其感性根源在于他有股骨子里面不服输的倔，其理性根源，则在于他如今已上升到不仅为后人留下自己所经历的可靠信史——他通过自己所存的一些监狱实物材料如数家珍展现了其间的艰辛与荒唐——更在于为M主Z由的理念而斗争。
有许多人受制于各种条件，如身心之懈怠，家人之阻止，社会之无望，老境之虚无等方面的影响，根本就不可能坚持下来。更多老者，和一些受工具主义影响的势利年轻人一样，常爱说做了又怎样？你说了又如何？还不如得过且过，活一天是一天，把生命当成一种无可奈何的消磨。可是张先痴不一样，他知道记下自身经历和所看到、听到的一切，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不可推却的责任，他唯一担心的是，自己去世前未完成自己努力记录历史的责任。所以他说：“写作是一件痛苦的事，尤其是写回忆录，等于是又折磨自己一回，把那些苦难从来一遍，有时候写着写着便伏案大哭。”但大哭之后，并不停笔，而是继续完成未竞之写作。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是大学者陈寅恪先生在1945年4月30日所作的《忆故居》诗并序里的诗句。张先痴没有“眼高四海空无人”（苏轼《书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迹》）的孤傲，虽然社会远不如人意，但他晚年能与一些老友和不少小友谈论家国大事，柴米油盐，毕竟是幸事一桩。至于说“一生负气成今日”，那倒是真实的写照，他傲然有骨，浩然有气。虽正气如蚊负山般沉重，但此气却如真气，出自肺腑。因为他既有洛克的信念，“最起码的籽油是大声说出自己心理话的籽油”，也有索尔仁尼琴的努力：“不让谎言通过我兴风作浪！”
四川有句俗语说“猫翻甑子替狗做”，可以贴切地形容那些早年受宣传盅惑之骗，而晚年番然悔悟者的心态，这样的人，社会上有个通称，叫做“两头真”。一般人只把体制内的高官如L锐、L慎之、L普等人看作是“两头真”的人物，其实在底层也有一些“两头真”知识分子。他们有股子心力，有股子倔劲儿，不像有些人吃了点亏，就全盘缴械投降。追求自由他们永不停步，他们也并不轻易言老，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努力不止，张先痴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我祝福张先痴先生能够拿回自己曾经努力追求过的“甑子”，并且有机会美美地享受自己努力的成果。
2012年9月初稿
10月8日至9日写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