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是西藏起义六十周年纪念日。因谈论西藏问题而改变命运的时评人长平继续他的“改革开放四十年”个人纪念。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当年从共产党专制的罗马尼亚流亡到德国之后说过，人们在等待你开口，而你又难以启齿，“沉默让我们令人不快，说话使我们变得可笑”。但是她说，”我不会抛弃那些让我变成笑柄的记忆，不会在写作时弃之不理。”
我的分享演讲并不像设想的那样丰富和流畅，对于不可言说的挑战显然未能成功。两周以后，我在本专栏发表了《我的”改革开放四十年”纪念（上）》。我写道：
“改革开放”是一个宏大叙事，集体畅想。从一开始，我就呼吁个人立场，鼓吹坚持个人价值，记录个体历史，警惕时代洪流的挟裹。因此，我要再次以个人的经历回顾一下几个“纪念日“的思考，作为对“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一个小小的纪念。
我回顾了我作为媒体人和时评写作者，经历了三个”改革开放”整十周年庆，写下了若干篇纪念文章。我越来越明白，或者说从一开始就怀疑，过度包装的妥协话语是无效的，只能自欺欺人。最终，我与”改革开放”体制的合作走向终结。2008年4月，我在FT中文网发表了评论《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
这篇文章带来了一场长达数年的争论，也改变了我和家人的命运。然而，再一次，我的个人叙述受阻，本应该在第二周接着发表的下一篇文章，迟迟未能完稿。假如有读者还在惦念，我为此感到抱歉。
有人会认为，在时代大潮之中，个人的悲欢离合似乎无关宏旨，过于看重难免矫情。然而，这正是我要反对的洗脑话语。正如我在2008年”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写的几篇纪念文章中所说，”无论你是何种角色，都不要被历史的大潮淹没，或者冲刷去你的独立存在”，”在历史中发现自己”才是纪念的意思所在。
2008年，”中国梦”元年
本周是西藏起义、达赖喇嘛流亡六十周年纪念日。受此激励，我写完这个纪念文章的下篇。
在藏人自焚人数超过160人，百万维吾尔族人被关进”再教育营”的今天，回头看我的那篇短文《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真是百感交集。这篇文章说：”如果真的站在新闻价值的立场，那么他们就不会仅仅揭露西方媒体的虚假报道，而且应该质疑中国政府对消息源和国内媒体的双重控制。毫无疑问，后者对新闻价值的伤害更甚于前者。” “西方人对中国的歪曲报道，源自不愿意倾听和了解，沉迷于萨义德说的那种东方主义想象，那么我们对少数民族又如何呢？”
当年的”爱国者”反对西方，还不得不以承认新闻价值为前提。今天的小粉红们已经不必这样扭曲了，或者说更加扭曲，直截了当高喊”厉害了，我的国”，以天朝中心主义傲视天下。西藏和新疆，早已经不是东方主义问题，而是毫不遮掩的民族再造。
这是一篇谨小慎微地谈论常识的文章，却引起了出乎意料的巨大反响。煽动民族情绪的中华网等连篇累牍地发表”揭露””批判”我的文章，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点击率，数万人留言评论，绝大多数是对我的辱骂和恐吓，甚至号召攻击我的家人。
4月11日，《北京晚报》刊登了一篇题为《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的文章。作者是时任北京日报社社长的梅宁华，他以笔名”文峰”发表的这篇文章称，长平”‘言论自由’不只是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而且是到了’恐怖’的程度”，还批评了我所在的南方报系。自”六四”以后，在党报的标题中点名批判一个作者，我是第一次见到。
难怪有爱国小将们认为文峰先生的文章写得太差，是我的卧底，故意显得他们水平很低：”不要上文峰的当！这是在替长平说话的另一面，是苦肉计，故意以一种低水准的泼妇骂街式的语言，为长平找到反击的机会！”
有人说着篇文章拉开了长达四年的普世价值之争的序幕，我不敢如此揽功。准确地说，是它被卷入了既已存在的历史转折时刻。2008年，”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是”中国梦的造势元年”。
正如在这篇报道中，我接受采访所说：”那之前，中国政府在国际上一直韬光养晦，在国内或明或暗地向老百姓承诺，一切需要时间。言下之意是民主会有的，人权也会有的。从北京奥运开始，调子一下子变了：我们不需要学习西方，我们的体制更好。08年之前，特别流行这样的词：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08年之后，这些词从官媒中消失了：我们不需要了，是世界走向我们，是国际与我们接轨。”
体制选择了习近平
没错，我把2008年视为”中国梦”的元年，而不是习近平上台以后的2012年。论及今天中国的局势，时评人和学者太过聚焦于领导人本人的思想和性格。他们忘记了，在习近平选择体制之前，是体制选择了习近平。
2012年，人们为薄熙来倒台而欢呼时，猜想习近平可能”去毛”，甚至平反”六四”时，我写了若干文章”泼冷水”,因为我看见的不只是这个喜欢背书单的人，还有这个仍然高速运转的体制。 在《阳光时务》”主编的话”栏目里，我发表了《每个官员都姓薄》一文，指出：”在重庆模式和中国模式之间，并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政治上唱红打黑，对挑战权力者无情打击；经济上招商引资，但要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在这些基本点上，两种模式如出一辙。”
在2018年初的一篇文章中，我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习近平赖以运作权力的系统，也并非他的创造，基本上还是1989年以后，在江泽民、胡锦涛两任统治之下形成的维稳体制。如果说真有所谓的“习近平思想“的话，那么其核心就是“四个自信“，也就是摆脱“文革“包袱和国际压力，肆无忌惮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自信，是在2008年前后，西方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北京举办奥运会等背景下建立的。
“改革 开放”已经进入第41个年头，但是我这篇本应该于三个月前发表的作为时评人的个人纪念并不需要任何修正。如今，全世界开始反思中共在全球化时代的崛起，美国和中国打起了贸易战，中国模式正遭到前所未有的阻击。但是，迄今为止，这条轨迹并没有太多的改变，而是在变本加厉地加速前进。
中共教育让很多国人在评论国际时事时歧视甚至仇恨”难民”，他们不知道，他们引以为骄傲的”厉害国”向来都是难民的最大制造国之一。在2012年阿富汗、叙利亚等国内战以前，在联合国的难民统计中，中国输入难民人数多年位居首位。
这个数字仍在上升，它甚至分不清国内和国外，分不清藏人、维吾尔人和汉人。2015年，我在汉堡民族学博物馆展览《流亡》开幕式上的演讲中说：
也许有一天她会明白，故乡不只是一个人出生和成长的地方，而且是他可以自由地思想和言说的家园。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流亡在异乡，在他国；也有很多人流亡在故乡，在祖国–他们被迫沉默或者犬儒，同样是无辜受罚。
这是我的流亡故事难以讲述的部分原因。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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