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原标题：反送中游行的年轻抗争者们
18岁就迎来「我城终局之战」，香港少年少女的绝望与希望
文何桂蓝（特约）摄影 REUTERS／James Pomfret／达志影像2019.6.10
6月9日反送中条例大游行后遭警方逮捕的示威者（非文中当事人）。
在2天前的反送中游行里被港警围堵的358人中，8成是年仅16至25岁的年轻人。此次游行里，冒着被囚禁的风险与警察对峙、用生命一搏的少年少女们，不少均是素人。当和平、理性、非暴力，再多人群聚集也动摇不了政府强压的意志时，年轻的他们说出：「就算香港死掉，我也要和她同归于尽！」是什么使他们如此决绝？
6月10日凌晨，香港湾仔告士打道被大批年轻示威者占领。面对远处横列数排、伺机而动的防暴警察，他们挥着臂，口号即使隔着口罩也喊得响亮。
告士打道东西行线共有6条行车道，是香港最繁忙的主要道路之一；时为半夜2点，车辆疏落，身穿黑衣、带着口罩的青年从横街跑出，站上告士打道，数人面向车辆驶来的方向双手摊开，截住车辆去路，后方更多人随即搬出路旁放着的铁马，迅速筑起路障。
双方按兵不动，前方数排示威者紧绷地盯着警员动向，但后面的示威者纷纷坐倒；从香港立法会大楼经海傍、到告士打道，他们一路筑障，一路与警员对峙、被警员推挤驱赶至此，一夜下来，已经疲惫不堪。
不久，警员就再次展开围捕。急就章筑起的路障在防暴警察三扒两拨之下，就被轻易拆除，持盾警员步步进逼，一拥而上将落单的示威者按倒在地，并挥棍驱赶上前欲拍摄拘捕情况的记者；走避不及的300多名示威者，被围堵于告士打道旁的人行道。
香港警方最终拘捕19人，当中大部分为20岁上下者；而被围堵的358人，则被搜查及抄录个资（警方搜证后有机会将其正式拘捕），其中，超过8成的人年仅16至25岁，18岁以下者有24人。
从「和理非非」走向勇武派的抗争者
「（抗争）代价很大，身边认识不少人都被捕、被起诉，监禁几年以上，」22岁大学生阿正（化名）是被围堵的358人之一，「但我们不会因此却步，我做好了心理准备接受这样的代价。」
「这一代年轻人实在积累了太多无力感，既然怎样做都是无力、社会都会一直败坏下去，倒不如豁出去。是以卵击石，但有些事，一定要有人做。」
「（2014年）9月28日警察放催泪弹那次，我看着警察举『速离否则开枪』旗，防暴队举着长枪指着我的头。」当年只有中五（中学五年级）的阿正，积极参与雨伞运动的多次抗争行动，在旺角的警民攻防之中被警棍打到头破血流。
2014年，民众为争取普选（注）引爆「雨伞运动」，占据了金钟、旺角、铜锣湾3个香港最繁忙的地段，留守共79日，却争取不到港府及北京的任何让步。伞运无功而还的挫败感，让社会运动陷入低潮。
在伞运后期，部分示威者不甘「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港民间简称「和理非非」）的抗争方式，无法逼使当局回应，酝酿出更加激进的行动。面对警员的盾牌和警棍，他们开始主动对警员还击，甚至向警员掷物；一开始是水樽，后来演变成砖头。
「泛民（香港泛民主派）和理非非了30年，有争取到什么吗？」面对质疑，这是勇武抗争者最常问的问题。
罪罚自旺角骚乱后加重，5、7年刑罚跑不掉
勇武派抗争者的激进程度，到2016年2月的旺角骚乱中达至顶峰。 2016年的农历大年初一凌晨，青年为免除夕夜摆档的熟食小贩遭执法人员清场，与警方爆发冲突，演变成彻夜骚乱。示威者在旺角多处点火烧垃圾，并向警员掷砖、与防暴警埋身肉搏。
旺角街头火光熊熊的画面，震撼久已未见骚乱的香港社会。
港府对此亦毫不手软，祭出港英殖民地时期设立的「暴动罪」，对40名示威者提控。暴动罪定义非常广，被告即使没有掷砖纵火，仍被处以极重刑罚。在骚乱中被捕的勇武派组织「本土民主前线」（简称本民前）时任发言人梁天琦，因「以胶桶掷向警长及用脚袭击警长，又用木制卡板打向警长的背部」等行为被判暴动罪成，入狱6年，同案另一被告卢建民则因「向警方防线投掷物品及从地上拾起泥沙袭击警方」等行为判刑7年。
本民前另一时任发言人黄台仰，则与成员李东升一同弃保流亡，今年（2019）5月获得德国庇护，成为政治难民；同被控以暴动罪的18岁少女李倩怡则流亡台湾，目前去向不明。其他「暴动罪」案件被告，大部分均被判刑3年以上。
在旺角骚乱前，港府通常以刑罚较轻的「非法集结」、「袭警」等罪名起诉示威者，刑期以月计，但自旺角一案后，「勇武抗争」的刑事风险大大提升，暴动罪与5、7年刑罚的阴影挥之不去；而主张和平抗争的「占领中环」领袖亦被判处一年以上的刑罚，也令香港社会对抗争与改变更感无力。
沉寂一时的香港社会运动，因政府强行推动修订《逃犯条例》而再起波澜。
适逢电影《复仇者联盟：终局之战》早前上映，港人均以「Endgame」形容香港当前的险境：虽然伞后5年，香港经历过运动清场、议员参选资格及议席被褫夺、学术自由失守、抗争者被判以重刑等大大小小的事件，但《逃犯条例》一旦修订通过，香港与中国之间的法律屏障便全告失守，仅余的自由无法保障，任何政治运动都有被引渡至中国受不公平审讯的风险，「一国两制」将正式沦亡。
凌晨立法会外的游击战
6月9日冲击香港立法会的示威民众（非文中当事人）遭警方拖行逮捕。 （摄影／AP Photo／Vincent Yu／达志影像）
6月9日，为抗议拟允许将港人引渡至中国的《逃犯条例》修订，大批香港民众上街游行，主办方称参与人数多达103万；然而游行刚结束不久，港府就发声明，不会搁置修法进程，法案将如期进行二读，势将在亲中派把持的立法会通过。大批游行后留驻立法会附近的示威者在凌晨零点发难，与警方爆发冲突。
「103万人游行，可以启蒙不知政治为何物的千禧小孩，就像我还记得自己3、4岁时看到2003年七一大游行，觉得50万人上街很厉害，」阿正说，「但完事后大家就走，政府也不改立场，让你上全世界头条又怎样？事态还是毫无寸进⋯⋯民阵（指「民间人权阵线」，坚持和平抗争、主持游行的组织）还说要包围立法会要求对话，屌你老母，跟这个政权还有什么好谈的？ 」
在立法会大楼外的示威区，戴着口罩的示威者作势冲向立法会大门，警员则出动警棍、胡椒喷雾驱散；示威者向警员掷物、将拒马推向警员，防暴警冲前，将走在最前的示威者压倒，部分人遭警员抓住头发拖行。
水瓶、铁枝与胡椒喷雾在空中乱飞，场面混乱，但示威者并无散去，转移阵地，迅速占领了立法会对面的龙和道。
这群示威者没有明显领导，仅靠现场应变、网络论坛及即时通讯群组互通消息，但行动起来乱中有序，彼此间都相当清楚行动目标：与警员打游击战，尽量占据道路，但不与警员持续冲突，及时散开，以不被捕被首要。
年轻人拼一生前途，与政府以死相搏
18岁的大一学生小茜（化名），也是午夜行动的参与者之一，但因折返取物资而逃过围堵。她坦言，参与这样的行动是在赌，赌人数够多，自己被捕的机会就很小，「的确是侥幸心态。」
小茜透露，不同大学生之间曾商讨是否有人可以成为「咪手」（持扩音器向民众喊话的人），带头号召民众行动；但面对动辄以年计的刑期威胁，没有人愿意担当这样的角色。她认为当晚稍早、大批示威民众尚未散去的时分，勇武派丧失占据另一主要干道夏悫道（即2014年「雨伞运动」发生地）的机会，就是因为无人带头。
「但我不会怪别人⋯⋯我自己也不会敢带头冲。」
小茜说，自己可以接受吃催泪弹、被打、受伤，但对于以年计的判刑，始终有点却步，「家人供书教学这么多年，如果我要去坐几年的牢，很对不起他们。我有点逃避去想，如果真的被抓、被告上法庭会怎样，只能去想自己应该不会，我面对不到⋯⋯但感性上，我还是很想坚持。」
自言身经百战的阿正，最终被警方登记资料，随时会再被捕，但他倒显得坦然。他总记着一名大学师兄因为抗争行动被告，判刑前夜对他坦诚自己很惊慌，但觉得不能退缩，「你要为你自己做过的事负责，不能够有全身而退的侥幸心理。」
阿正一直牢记这句话，所以对当日一接到网上消息就戴口罩想赴前线的学弟学妹，他曾警告他们，要三思自己能否承担后果。结果他成功劝走了5、6个新生，但自己则未能及时离场。
令他最难忘的，是一同被围堵的示威者脸上的表情。 「我预期的是一群勇武派做炮灰，反正我们不同于政治人物，是无光环的烂头卒，」阿正回忆，自己当时环视身周，见到的都明显是没有经验的「素人」， 「他们很担心，用手机不断看被捕后会如何的资讯。」
「全部人都一脸愁容，但都是很清澈的脸孔⋯⋯我22岁，在他们当中已经算是大的那批。」
「为什么每一次都是这些年轻人，拼一生的前途与政府以死相搏？」
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告士打道行人路上一大群少年少女，年逾30的社运常客阿山（化名）是当中异数；虽不认同涉及武力的抗争行为，但阿山没有提早离开。
「在立法会时，我听到有些年轻人说：终于等到这个机会出现啦！」阿山对少年少女们的冲劲印象深刻，「他们觉得有希望，觉得那一刻自己只要走出去，就会做到一些事。」
「（香港）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你怎会舍得一班十几岁的年轻人自己去（面对）？」
虽不认同，但阿山对社会的批评声音亦不以为然，「我不想批判年轻人冲动。问心，其他香港人又是否真的知道应该怎样做？大家都不知道面对这个政权可以做什么。」
怀着「帮得了就帮」的心态，阿山决定留在现场，虽然他深知自己其实没有任何事可以帮到他们；最后，阿山只能陪着其他年轻人一起，被围在告士打道的行人路。被围堵数小时后，阿山终获放行；警员抄录阿山的资料后，还加上一句：「玩到咁夜，够皮啦。（闹到这么晚了，满足了吧）」
在警员眼中，这群赌上前途的年轻人冲马路、抢铁马，彻夜与防暴周旋，不过是「没玩够」。强撑了整整一夜后，阿正回到家中，支持政府的父母一看到他，就斥责他是暴徒。 「我立即收拾，回了宿舍，」他说：「他们不向我道歉，我就不回去了。」
「就算香港死掉，我也要和她同归于尽」
22岁的阿正即将毕业，他非常喜欢做本系的研究，本来的计画是一路攻读至博士，成为学者在大学任教；但综观香港各大院校近年针对异见教职员的态度，他知道曾经「搞事」的自己很难实现这个理想。
但他说，自己绝不会离开香港。
「回归20年，港人不断受政权打压，自由不断收窄，学生和有识之士想投身运动又被赶尽杀绝，这绝对是官逼民反；其他人说要移民，但错的不是我们，为什么要走的是我们？」
「回归多年一路礼崩乐坏，普世价值一路消失，的确令人非常失望；但香港一日未变成中国大陆的一个普通城市，我们就要为她奋斗到最后一刻。」
「我无论如何都不会移民。就算香港死捻咗，我都要同渠揽住一齐死。（就算香港死掉，我也要和她同归于尽）」
记者问今年才18岁的小茜，如果没有这一切，她希望自己有怎样的未来？答案出奇简单：「我想生活在一个有民主自由的地方，简简单单地生活，能够给点家用让家人有好的生活，有时间去去工作假期，这样就很幸福。」
雨伞运动爆发时小茜13岁，因为想支持当时的大学生而到金钟留守。当年的学界风起云涌，有多达万人罢课；但到她成为大学生的现在，不少大学却连学生会内阁也组不齐全。
小茜身边的同学，正在过着她理想中的简单生活：不问政治，「什么也不想理」。她这才发现，自己只是同代人中的少数。数日前到与中国边境接壤的地区派发反送中游行的单张（指传单），看到那些地区的小学、中学生不少都以普通话闲聊，惊觉记忆中的「香港」消失得比想像中快太多。
「100万人上街，最后什么都没有发生，政府当晚11点就说不会理我们，大家第二天继续上班上学⋯⋯见到社会这么绝望，已经不是我所熟悉的香港，便想试一试、赌一赌⋯⋯其实不是理性的决定。」
政府坚持立法会将于明（12）日如期审议修订《逃犯条例》，更多行动已一触即发，小茜与阿正均表明，会再次走出来参与。 「实际上是没可能，但无论如何都要骗一下自己，1、2%的机会也是有机会，」小茜说。
少年少女想问的是：有生之年会见到民主、自由的香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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