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本土主义观察之六十八
作者：大唯

西九龙文化区的戏曲中心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英文名”——Xiqu Centre，仔细看原来是汉语拼音的“戏曲中心”。这打破了历来香港地方和建筑物取名的规则，香港用外文命名的街道和建筑物除了使用人名外，还会使用意译，像戏曲中心这样的外文名，通常用“Chinese Opera Centre”,正如西九龙文化区的主办单位康文署在6-8月间搞了一个“中国戏曲节”，规范地使用了外文名“Chinese Opera Festival”。为何戏曲中心这座建筑物要用有点不伦不类的“Xiqu Centre”呢？

立法会议员尹兆坚敏感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在议会中质疑了这个命名问题，指出香港的语言文化应有自己的独特性，香港100多年来中英夹杂的历史渊源，应该受到尊重和延续而不应刻意抹杀。

大陆化的现象从朦胧到清晰，触动了人们敏感的神经。建筑物的奇怪命名是小事，制度性潜移默化的演变往往才是中港矛盾的起源。

三代香港人 本土情怀厚重

50岁的尹兆坚对笔者表示，他爷爷10岁时从广东东莞来到香港，跟着叔父们在西环街头摆卖维持生计，父母和自己都是香港土生土长，尹兆坚的父母均是基层劳工，他年少时与家人居住在九龙大角咀旧市区，中学时代曾就读天主教新民书院、上水香港道教联合会邓显纪念中学和葵涌香港道教联合会圆玄学院第一中学。之后在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主修社工，1998年在英国埃塞克斯大学修读社会学课程，先后获得社会学学士文凭和社会学文学硕士学位。

他大学毕业后便从事社工工作，曾任职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多年，参与了大屿山大澳渔村及水上棚屋区、葵涌石篱村及石荫村的重建、九龙湾及将军澳临时房屋区等地区工作，主要工作是协助基层市民及弱势社群争取社会权益。

生于斯长于斯的成长经历和社工学历，使尹兆坚早年就开始了在基层的任职工作，对弱势阶层的港人生活及其困苦有深刻的了解和体验，为他日后从政及在议会内为港人发声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尹兆坚告诉笔者，自己的根在香港，事业在香港，自然爱香港，对这裡的一草一木、生活方式、风土人情、文化氛围、周遭环境都有很深的感情，因此凡见到有人离开香港移民海外，从心裡觉得很讨厌。自己也从来没有移民的想法，再艰难也会挺住。

他能体会的是，香港人对这块土地的爱，就如上海人、广州人对自己大都市人的身份认同，居住地的情怀造成的地方人文和素质差异，很难不生成与生俱来的本土意识，而这种本土意识并非必然地排他性存在，特别是香港这个华洋杂居之地，历史上又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内地移民，逐渐的，这块历史上的殖民地便有了自己的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乃至连基本法都不得不维护的社会制度。

尹兆坚新的担忧是，虽然没有想过移民，但这块土地出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忧虑，尤其是政治人的忧虑，在近期的反《逃犯条例》修订的运动中，市民的忧虑得到突显。

本土定义被多角度演绎

对于近些年来兴起的本土主义思潮，尹兆坚承认自己是本土派，但其定义不同。本土主义的概念化，被人易取易携，像做月饼，什麽模子都可以叫做月饼，只要你认定就是了。香港人把香港作为根，没有理由说自己不本土。上海人也很本土，损害了上海人的利益就不行。本土，就是对这裡的文化、土地有感情。2000年初兴起的文化保育运动开始号称本土，这是另一层次的本土主义演绎。

他说，现在自称本土派的独派出现，与社会状况和文化有关。“反蝗虫”运动、文化保育的本土运动演变成后来的本土思潮，开始参杂排外的本土派别，指责太多自由行，迪士尼人满为患，中港文化落差，大陆游客的大小便，引起争议，使本土思潮的矛头指向了大陆人，认为文化上、行为上、本质上存在的分歧，感觉不舒服，到了后来出现了暴力对待大陆游客。实际上，本土思潮在每个时代的演进都是归于一个根，只是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出现，不能说现在那批表现激进的人就不爱香港，他们怀有的情感包括温情、感情、抗拒、忧虑和愤怒，而尹兆坚关注的都是与房屋、弱势社群、基层生活、福利等有关的本土议题。

尹兆坚认为，本土的异变有回潮倾向，过分情感的本土表达很排外赶客，夹杂着激进和暴力，部分本土派人士认为，本土的必然动作是扔东西，打警察，街头冲突。大部分市民并不这麽看。

他说，根源上看，这种激进的本土主义是对中央干预香港事务的反弹。回归后到2008年，香港人的国家认同感曾经达到高峰。现在香港人在问：我们为何要做你的国民？你中央做的不好嘛。一国两制没有解决的问题现在爆发出来，回归时谈一国两制是权宜之计，一国两制的设计中，当时想到和没想到的，或者留待日后解决的难题，现在统统爆发了出来。激进的本土派与泛民眼中的本土根是一样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因此执政者需要思考，为何一些人如此抗拒做你的国民？中央政府与特区政府在香港的施政中，使用了敌对、蚕食、制度迫害的方法来管治，自然就导致社会反弹。

反修例运动体现两个制度的不融合

对于近期出现百万人游行反《逃犯条例》修例的运动，尹兆坚认为，《逃犯条例》的修订不是堵塞漏洞，而是拆掉防火墙，根源是中港两个制度不能兼容，产生冲突，香港人对内地法治严重不信任。人心回归至今没能实现，发展下去对于一国两制的伤害很大。

但尹兆坚仍对一国两制抱有希望，他说，不能过早判一国两制的死刑，守不住的话，基本价值、生活方式、社会制度、自由就会崩塌，形势严峻，一国两制是在历史背景下的一种畸形模式，一个政治现实下的妥协结果，但目前不能说它完全失败，民主派正在败退中，但不等于不需要守住，如果没有香港人的抵抗，会败退得更快，死守的方面包括法治、生活的安稳，如果香港通过了修例，没有了这道制度的防火墙，可能连上海都不如。为何外商要在这裡做生意？因为香港的特殊环境和条件，因为我们与西方共享着相同的理念、价值观和法律制度。

何为死守？尹兆坚认为反修例运动是维护本土制度的行动。“雨伞运动”沉寂后，政治走进了死胡同，07-08双普选不兑现，民主党2010年与政府谈判，买2012年希望，结果证明是假希望，2020普选也是假的，香港人失望，最后防线都被拆，法治防线也将崩溃，如果逃犯条例通过，香港可能连上海都比不上，为何外商来做生意呢？中港制度差距都没有了，香港如同国内普通城市，如果差异取消，胆子大的就去内地，没胆子的就离开，去新加坡，周边地区。

尹兆坚说，反修例运动的发生，源于香港人不相信中港两个制度能够融合，对内地的法治没有信心，目睹了回归前后大陆政府的所作所为，如新疆的集中营、王全璋桉、维权律师状况、刘晓波鬱鬱而终。如果修例通过后，河水中的污水会流入井水，河水犯了井水，所以市民的反弹如此之大。

从本土主义的角度观察，这次的反修例运动反映出来的底线爆发，其规模和烈度，除了出乎建制派和民主派的意料之外，也出乎2014年后的本土派意料，大游行之前民主派阵营普遍瀰漫着条例势必通过的情绪，但是香港的政治形态和社会运动一直都具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特点，新一批的80、90、00后青年通过网上动员，在无中心、无领袖、无政党的“三无”背景下，形成了如此规模的集结，以及大而细腻的后勤保障，确实歎为观止，它喷发了本土情绪的威力和保卫本土价值的决心，这种本土思潮其实已经深深扎根在热爱香港的人们心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