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末期，美国社会已经处在暴力斗争前夜。黑人群体中黑豹党崛起，青年学生中「地下气象」等武斗派愈发成为主流，从国内战线的角度衡量，这是美国冷战史上最危急的关头，而阿波罗登月计划恰恰展开于这一时期。

文｜李青岚

1969年7月20日，格林尼治时间晚间8点17分，阿波罗11号飞船登月舱在月球静海成功着陆。六个多小时后，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表面，留下了人类在母星以外天体上的第一枚足迹，并发表了感言：「这是我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 尼尔阿姆斯特朗妻儿观看阿波罗11号发射

· 人类的一小步

今天，阿波罗工程已经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传奇，各式各样美好价值的象征符号，赢得全世界公众的普遍好感与持久怀念，然而在半个世纪之前，当时的亲历者们却对这一事件有着极端对立的评价。

支持的一方，如尼克松总统，将阿波罗11号任务周期誉为「上帝创世以来最重要的一周」，《华盛顿晚星报》更是将之评论为自脊椎动物上陆以来最重要的进化史飞跃。

但批评者们的声量同样巨大。

女权主义先驱艾伦·威利斯（Ellen Willis）就直指阿波罗登月对人的异化，「原本我至少还能想象自己如何去月球，但NASA的所作所为扼杀了这种想象的空间」。曾列名于维诺娜档案的知名进步记者I.F.史东（I.F.Stone）表示，「（阿波罗宇航员）他们口称和平，但所到之处尽在播撒战争，我们要提高警惕，他们制造的这个大火箭随时可能灭绝人类，把地球变为荒芜之地。」

· I.F.史东 1907-1989

他们的态度并非特立独行。事实上，阿波罗工程实施期间所做的历次问卷调查中，这一计划的公众支持率大部分时候都在50%以下徘徊。阿波罗工程面对的舆论环境，恰是60年代美国社会撕裂的折射。

此时，冷战进程正处于「东风压倒西风」的历史阶段，自1957年以来苏联连续不断的航天事业突破，对东西方阵营都产生了巨大心理冲击。

· 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苏联宇航员加加林

早在1957年11月，毛泽东就曾在对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讲话中，敏锐指出这种技术壮举在冷战人心之争中的价值：

西方世界被抛到我们后面去了……永远地抛下去了。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在人心归向、人口众多方面已经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占了压倒的优势；而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后，就在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部门方面也占了压倒的优势。

美国在冷战竞赛中的被动态势，不可能不在其社会内部产生影响。

以《休伦港宣言》为标志，一整代美国知识青年对传统价值观产生强烈的逆反心态，对古板说教的「良好公民习惯」不屑一顾，将地球上的一切不如意现象归因为美帝国主义的内政外交措施，用新左派的分析范式深挖痛批美国所象征的资本主义体系及其所蕴涵的隐性「权力结构」，热情憧憬着「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随着美国60年代中期介入越南战事并越陷越深，进一步坐实了「帝国主义」的反动形象，以反战为号召的进步运动也随之日益激进化。

到1960年代末期，美国社会已经处在暴力斗争前夜。黑人群体中黑豹党崛起，青年学生中「地下气象」等武斗派愈发成为主流，从国内战线（Home Front）的角度衡量，这是美国冷战史上最危急的关头，而阿波罗登月计划恰恰展开于这一时期。

· 美国黑豹党，成立于1966年的黑人左翼激进团体，意识形态偏好社会主义并受到中国文革影响，一度与警察武装对抗，主张推翻美国政权、建立黑人革命政权

作为美国与苏联太空竞赛的重大举措，阿波罗工程当然也逃不开进步派的严厉审视。

著名学生活动家皮特·科利尔（Peter Collier）就提到：「这是白人中产阶级的自娱自乐，这些宇航员是他们反对第三世界人民和进步青年的工具，这些清一色的白人宇航员面孔是对过去十年美国历史的无视，没有任何有色人种或多元文化的痕迹。」

意共党员，意大利文学泰斗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受邀观礼阿波罗11号发射后从哲学高度指出：「太空旅行和人性无法共存，言说是人性的证明，」而宇航员们枯燥乏味的任务通话满是数字、缩写、代号，「他们不是人，不是被迫闭嘴赶路的人，而是（失去人性）的宇航员」。

法兰克福学派大师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则对阿波罗工程代表的技术至上痛心疾首，「只要什么事情技术上可行就会去做，登月是可能的就会去做，哪怕耗费的钱财可以用来满足地球上的很多民生急需。」

与知识界批评者的百花齐放相比，阿波罗工程的参与者则沉闷乏味得多。

受邀前往NASA参观的学生活动家库南（JamesKunen）如此回忆其所见所闻：「很明显这里的装修落后潮流十年，男人的皮鞋土气，女人的裙摆还在膝盖以下，唱机里还在放着过时的轻音乐」。知名电视主持人切特·亨特利（Chet Huntley）也有类似观点，他对报道NASA倍感无趣，认为「大多数宇航员都无聊的要命，好好先生，机械刻板，少数有心智的人都待不下去」。

· 阿波罗11号登月时的NASA工作人员与控制中心

一份俄亥俄州报纸则有更细致的总结：「他们（宇航员）都是些行将步入中年的白人男性，来自中产阶级，身上没有流里流气，质疑一切的时髦范儿，一言以蔽之，都是些遵规蹈距的老实人，他们仍然相信童子军是有益的，离婚是不好的，礼拜日应该去教堂，性爱不能随随便便，星条旗是神圣的」。

阿波罗工程的40万参与者，多是这种「沉默的大多数」，于是登月计划的成败，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两种对立价值观念冲撞的度量。

阿波罗11号登月任务圆满成功，宣告了美国在太空竞赛中的决定性胜利。苏联依靠太空竞赛的宣传优势被一下子扳了回来，1957年以来「东风压倒西风」的局面实质性告终，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阵营重新获得了形象优势。

进步知识分子群体立刻感受到了这一转折。《裸者与死者》的作者，被誉为美国二十世纪最后的偶像作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在受邀观礼发射时就倍感挫折：「这是我第一次感到这些家伙（乏味的中产白人）可能要赢过我们了，因为他们比我们干的更努力」。

· 《生活》杂志邀请诺曼·梅勒观礼飞船发射的特刊

保守思想的知识分子同样能敏锐地把握这种转变，只不过情感反应是完全不同的。

《阿特拉斯耸耸肩》作者安兰德在其观礼土星5号发射时，就激动地表示：「我们看到的是人类伟力的最好概括……这不是任何日常经验的一部分，不是冰冷的自然造物，不是随机与幸运的产物，而是无可置疑由人类创造的伟大奇观。」

毫不奇怪，安兰德对阿波罗11号登月推崇备至，将登月之旅比作令人窒息的沉闷世界中的一缕清风：

过去三十年，或者更久，报纸上都充斥着各种负面新闻，人类的萎靡，文明的腐蚀，这些怨气汇聚成一种漫无边际的挫败感，挫折感是大多数人类生活的主题，但现在，这一次，报纸上宣示着一个人类的成就，报道着人类的辉煌，提醒我们人类的雄浑力量……阿波罗11号制定了一个大胆的目的，它的执行，它的胜利，以及实现它的手段的过程，这些成就是人类至高潜能的证明。

· 安兰德

冷战时期美国最富盛名的电视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在阿波罗11号直播期间也直言不讳地为其辩护：「老实过日子的普通人们无不赞美阿波罗，只有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以一种莫名的道德优越感对此不屑一顾」，当阿姆斯特朗「老鹰已着陆」的讯息传至直播室，克朗凯特难以自制地留下热泪，「我想知道那些咋咋呼呼的孩子们此时此刻有何感想」。

这些当时最出众的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描述了阿波罗登月的巨大心灵冲击，这个国家能够实现如此独一无二的科学壮举，令公众精神为之振作。喧嚣的激进思潮骤然失去了赖以燃烧的群众情绪，从对历史文献关键词的词频统计中，我们也能清晰的看到阿波罗登月工程实施前后群众情绪的剧变。

· 历史书刊中Protest、Riot的词频变迁 来源：Google ngram viewer

与此同时，阿波罗工程还是美国宗教复兴的里程碑。

南方宗教研究泰斗查尔斯·威森（Charles Wilson）指出了这一点：「科技昌明的符号，尤其是阿波罗冒险，在民间宗教情绪复兴中占据中心位置」，七十年代后大批原先的叛逆青年皈依福音派，被称作美国历史上第三次宗教大觉醒运动。福音派基督徒的崛起，短时间内重塑了美国公众观念，为八十年代里根所代表的保守主义思潮回归奠定了基础。

· 教宗观看登月电视直播

相较其对美国社会思潮的扭转，阿波罗登月对地缘政治冲击更为清晰直接，中美关系解冻就是其中尤其典型的例子。

阿波罗11号宇航员还未返回地球，尼克松班子就以宣传阿波罗精神的名义联系亚欧多国出访，尤其是实现了对罗马尼亚的国事访问安排，被尼克松兴奋地称为「足以值回阿波罗计划的全部投入（约250亿美元）」。

7月25日，尼克松亲自前往关岛迎接宇航员，在此发表了著名的「关岛谈话」，阐述了全新的实用主义外交理念，随即开始其代号「月光之旅」（Moonglow）的出访行程。中美早期传递口信的罗马尼亚管道和巴基斯坦管道就此相继建立，并在随后的中美沟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 关岛谈话也预示着美国将撤出越战泥淖。月光之旅的行程中，尼克松忽然在日程安排外造访南越

对于阿波罗11号登月，当时中方公开发行刊物一律不予报道，香港《大公报》在子刊《新晚报》登载相关信息，还受到上级严厉批评，定性为「为美帝张目，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但自7月29日起，针对阿波罗登月后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著名的四老帅座谈会开始密集讨论。陈毅在会上感叹：「二十年长期交恶，真是慨乎言之！美国人可以上月球，就是接近不了中国，接近中国比登天还难，这是美帝自己造成的。现在美帝憋不住了」。座谈会形成的报告《对目前局势的看法》，成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

· 1969年2月，毛指示赋闲的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召开国际形势座谈会，向中央提供咨询意见。1969年3月至同年10月，国际形势座谈会讨论20余次，提出联美抗苏的决策建议

阿波罗登月对中国的冲击不仅表现在对外政策上，科技领域的震撼尤其巨大。

载人登月的工程奇观是美国高科技领域综合能力的展现，在师夷长技的百年征程里，中国会不会再次被远远甩开？出于这样的深重忧虑，7月25日，阿波罗11号返回舱溅落当天，周恩来召见长期机能瘫痪的七机部（负责运载火箭研制）干部群众代表，针对美国登月成功，西方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发展的现状，劝解各派群众组织抓革命，促生产，为维护国家荣誉做出贡献。

鉴于派性斗争积重难返，8月9日，周恩来又主持召开国防尖端科技扩大会议，命令七机部军管负责人开列包括钱学森在内的重要技术人员名单，每个人都要派卫兵贴身保护，确保他们能正常工作，全力突破导弹及运载火箭研制难关，甚至要求，如果有人要武斗、抓人，可以使用武力保护。

· 文革期间，七机部深陷派系斗争漩涡，突出的两大派「915」和「916」，在北京乃至全国闻名。1968年，第一研究院火箭金属材料所所长、留德专家姚桐斌就被武斗打死

仅隔五天，周恩来向上海来京人员下达任务，要求开辟上海航天科研基地，为运载火箭研制加一重保险。周的焦急溢于言表：

科学技术的发展已不允许我们再拖下去了，你们知道，美国已宣布要登上月球了，我们也应该跟上……美国已宣布要向全世界实况转播「阿波罗」登月，我们能不能首先把卫星接收设备搞起来，使中国也能看到人类登月球的实况？

根据指示，上海方面随后铺开了运载火箭与卫星研制的701工程大会战，阿波罗11号登月由此成为中国航天工业拨乱反正的转折点。与此同时，载人航天规划也陡然加速，次年7月，毛亲自批准上马曙光号载人宇宙飞船，其设计基本沿袭了美国双子星号宇宙飞船的构型，也可见阿波罗工程的深刻影响。

· 1970年4月，曙光1号总体方案论证会提出要在1973年发射第一艘载人飞船，7月由毛批示通过，命名为714工程。但因文革运动和技术缺陷，1973年将飞船发射推迟至1978年，1975年工程下马，1979年正式停止

阿波罗11号登月直播也是电视这一新媒体形式大众化普及的里程碑，全球大约有6亿观众收看了直播，其中很多人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电视，其传播效能也立即被中国方面所关注。

1969年7月23、24日，当时的宣传领导人连续两天对电视发展做出批示，要求通过大协作把无产阶级电视搞好。由此。中国电视台网建设和电视机工业也在阿波罗登月的刺激下开始快速发展。

而在当时的普通中国人里，也有许多边疆地区知青通过收听敌台，第一时间知晓了人类登月的消息。

他们个人心灵受到的冲击，并不亚于耳目灵通的高级干部，许多口述回忆中都描述了一种共通的复杂情绪：一面为人类科学成就而叹服，一面则对个人命运的飘摇感到沮丧而迷茫。现实的对比，让很多深陷困境的人开始了更为艰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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