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原标题：我们与监控的距离：从香港、新疆、非洲看中国的「数位威权输出」
我们想让你知道的是
澳洲研究团队追踪了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华为与海康威视等12间中国主要的科技公司在全球的业务与投资，发现这些公司不但参与中国政府在新疆维吾尔族地区的人权侵犯行为，也在世界各国与当地的专制政权进行合作，利用由中国所提供的科技与网路技术来强化社会控制。
文：普麟（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硕士）
香港政府日前强推《逃犯条例》修订引起香港民众的忧虑，更在日前导致了百万香港人上街头的「反送中」抗争运动爆发。但没想到竟然有与抗争相关的加密通讯软体Telegram群组管理员被香港警方盯上与入门搜索，让该群组名单与聊天记录被港警掌握。 [1]这起事件不禁让人开始反思，是否当我们高度依赖科技的同时，就难以逃离受到大规模的科技监控的可能，甚至更让人担忧的是，在这背后监视着你的「老大哥」，就是试图对外输出威权的中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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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在镇压「反送中」抗争中，除了由警方执行清场行动外，还曾试图掌握抗争者彼此交流资讯的通讯软体Telegram聊天群组，甚至由Telegram官方正式受到来自中国的网路攻击
故事要从华为被美国封杀开始谈起…
美国政府从2018年开始以危及国家安全为由盯上华为之后，又于今（2019）年5月由川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企业采用被认为将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危害的外国电信公司，而美国商务部也将华为加入制裁名单，许多科技大厂包括Google、ARM也暂停对华为技术支援；[2]美国国务卿Mike Pompeo于日前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更大力批评华为执行长任正非曾称华为没有与中国政府进行合作是错误的说法。 [3]不过，为什么像是华为，以及许多中国科技大厂会被美国政府盯上、甚至是封杀呢？
澳洲智库「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下属国际网路政策中心的研究团队，就针对当前中国科技公司的发展与全球布局进行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并于2019年4月发布了名为《中国科技巨头的图像与行动轨迹》（Mapping China’s Tech Giants）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主要包括两大部分：首先是中国共产党与国内科技巨头的政商关系，以及这些科技公司在党国政治发展所扮演的角色；其次是这些科技巨头在中国与全球的业务扩张之实例。这个研究最终目的就是要回答中国科技巨头在全球的扩张，对于世界各国的政治、人权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正如同Pompeo对于华为与官方连结的指控，中国的政商关系除了靠着政府补贴，官方更以法律明文规定企业内必须设立党组织，而企业不但要参与党的活动，更需配合国家的情报工作。 [4]像是华为以及许多被称为中国「国家队」的科技公司，无论是接受官方补贴或是企业决策受到党的干预，都会让这些企业成为中国达成政治目的的工具。所以这篇报告才会指出，由于中国试图透过网路与科技向全球输出其治理模式，加上许多中国的科技公司也被中共以党委会组织所牢牢掌握，因此很明显这些企业绝非是单纯从事商业行为的公司而已。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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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卿Pompeo于今年2月出访东欧，在匈牙利受访时暗示使用华为设备的国家未来恐怕将难以与美国进行合作，被媒体解读为是在要求东欧国家选边站
走向全球的中国「数位威权主义」
ASPI的报告将中国当前的科技发展与党国机器的结合形容成是「数位威权主义」，并引用了自由之家于去（2018）年发表的网路自由报告。该报告就以《数位威权主义的崛起》（The Rise of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为题，分析各国政府运用科技手段控制民众、以及全球网路自由倒退的状况，并特别强调中国政府将监控技术对外输出，正是造成数位威权主义在世界各地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6]
在自由之家的报告中，数位威权主义的发展主要包括两大领域：其一是在网际网路，像是网路言论自由、不实谣言的散播、对隐私权等面向的侵犯，其二则是利用科技直接监控社会大众，例如由监视器、脸部辨识与AI技术所结合的「天网」（Skynet）系统，以及用来评估公民信用程度的「社会信用系统」（social credit system） ，而后者的发展更是高度依赖北京政府对于网路的掌控。 [7]自由之家主席Michael J. Abramowitz更指出，北京领导人最终目的是在国际上用威权主义来取代数位领域现有的自由规范。 [8]
那么，与华为类似的中国网路与科技公司在中国对外输出「数位威权」的过程中，又是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ASPI的研究团队追踪了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华为与海康威视等12间中国主要的科技公司在全球的业务与投资，发现这些公司不但参与了中国政府在新疆维吾尔族地区的人权侵犯行为，例如协助建置通讯、监视器与脸部辨识等监控系统。 [9]同时，这些中国科技巨头还在世界各国与当地的专制政权进行合作，利用由中国所提供的科技与网路技术来强化社会控制，进而导致当地人权与自由的状况持续恶化，例如在这份报告中所提到的个案像是辛巴威、委内瑞拉与白俄罗斯等国家，以及由华为在各国所协助建置的「智慧城市」计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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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东方巨龙来到远在非洲的辛巴威
无论是自由之家或ASPI的报告，都提到了接受北京政府威权输出的辛巴威国内人权倒退的状况。不过，辛巴威的例子在非洲国家并非个案，而且早在数位威权的相关研究出现之前，中国与辛巴威的威权合作就已经相当密切。 [11] 史丹佛大学政治系Larry Diamond教授更指出，[12]中国于后冷战时期以一个主要的援助者、投资者与地缘政治行为者的姿态出现在非洲地区，让这些非洲的威权政府获得了北京在政治上的支持（political patron），成为抗衡西方国家势力的选项。
辛巴威在2002年接连被美国与欧盟制裁之后，紧接着前独裁强人总统穆加比（Robert Mugabe）开始推动辛巴威的「东望政策」（look east policy），同时中国政府也扩大对辛巴威的经贸合作、投资与军事援助，甚至还包括外交与政治支持，例如在2008年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对辛巴威制裁的表决中投下反对票。 13[13]根据研究指出，由于辛巴威长期以来的人权纪录非常不佳，而过去中国政府给予辛巴威的援助并未包括人权、环保与民主治理等附带条件，造成的后果反而是提高贪腐的严重程度并降低政治课责性，同时也会削弱公民社会所扮演的角色。 [14]
近年来，北京对辛巴威独裁政府的支持也反映在中国科技公司与辛巴威的合作。其中，华为、中兴通讯等公司不但与辛巴威的通讯建设进行大量的投资与合作计划，甚至还参与了辛巴威政府对网路与社群媒体的庞大监控计划。 [15]除了线上监控，辛巴威政府采用了由海康威视（Hikivision）所提供的监视器与监控设备，更于2018 年与中国的云从科技（CloudWalk Technology）签署合作协定，由该公司提供辛巴威政府脸部辨识技术与资料库。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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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康威视2018年10月在北京展示最新的人体辨测技术。
辛巴威前总统穆加比在 2016 年将中国称为是社群媒体监控的模范，并希望辛巴威能够加以效仿，于2017年继任总统的 Emmerson Mnangagwa 也依旧维持过去的统治模式。辛巴威政府除了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之外，仍继续在北京的协助之下将辛巴威打造成如同中国一样的监控国家。 [17]在今年1月辛巴威抗议通货膨胀与油价高涨的示威抗议中，政府不但动用军队来镇压示威群众，更切断网路并封锁Facebook、Twitter与WhatsApp等社群媒体与通讯软体，利用科技手段来瓦解抗议群众进行组织的可能。 [18]
一样都是威权输出，多了「数位」两个字有差吗？
既有对于威权扩散的相关研究，在扩散与输出的模式多半是分为「价值示范」与「实质政策或影响」。 [19]其中，所谓实质影响是指，学术研究发现由中国所提供不附带人权、环保与民主治理等条件的援助或投资，往往会让许多非民主国家的专制政权更有资源压制反对势力，并造成人权与自由的倒退，而这样的模式又常发生在非洲国家，像是辛巴威就是一例。 [20]
除了来自北京的资金，中国的科技公司以及其所提供的各式监控技术，更是直接让这些威权政府能够有效进行社会监控，掌握一般民众的个资、实体行踪，以及通讯与网路上的各种纪录，以犯罪预防之名打压社会异议者，直接在当地复制中国的「欧威尔式监控国家」（Orwellian surveillance state）。
在威权扩散的价值示范面向，中国的数位威权主义背后所代表的价值观也让这些威权国家领导人印象深刻，并开始公开赞扬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例如辛巴威的前总统穆加比。例如辛巴威政府在面对示威抗议时采取封锁社群媒体与网路的做法，就如同中国在面对新疆维吾尔族抗争时的回应如出一辙。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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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巴威前总统穆加比就在2016年明确表示辛巴威政府应该了解中国控制网路社群媒体的手法，并将相关技术引进到辛巴威
数位威权主义的输出就如同其它形式的威权扩散一样，透过威权大国的价值示范或实质利益让在地国家在政治发展上朝向威权的方向移动，只是前者在手段上是透过数位与网路科技等手段，让政府在控制民众上更为直接且有效。甚至，这些在世界各国所搜集到的庞大数据与资料，又会再回传至位于中国的资料库，协助中国政府与科技巨头公司训练AI ，不断强化中国数位威权的科技发展。 [22]
ASPI的报告不但补充了过去相关领域研究的不足，更让我们得以了解这些中国科技巨头在北京对全球各国发挥影响力的过程所扮演的角色。
美中贸易战的升级与新疆的监视器
无论是中国或辛巴威政府透过控制网路与社群媒体来避免群众在社会抗争中进行组织与串连，或是香港「反送中」抗争中有Telegram群组被政府所掌握（甚至是Telegram本身受到来自中国的大规模DDoS攻击）等事件，[23]都反映出当代公民社会的抗争者在面对威权政府时出现极大的资源与科技不对称。 [24]但是，抵抗中国数位威权在全球的扩张，并非是毫无希望。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导指出：「……把海康威视公司列入美国黑名单。这也标志着川普第一次因为其在监视和大规模拘禁维吾尔人——一个主要是穆斯林的少数民族——中起的作用而惩罚一家中国公司。」[25]然而，在新疆的监视器镜头与美中贸易战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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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新疆地区，维吾尔族穆斯林受到来自北京的监视器镜头、脸部辨识系统、手机监控APP、检查冈哨与武装警察等无所不在的监视与控制，根据《纽约时报》报导，光是河南省三门峡的执法部门单月就进行了50万次人脸辨识，以检查居民中是否有维吾尔族人
由于全球的资通讯产业早已形成复杂但完整的跨国分工产业链，无论是IC晶片、智慧型手机或是监视器材的生产，过程都是跨国分工及生产，只是目前许多关键技术仍掌握在美国手中。因此，中国于2015 年提出「中国制造2025 」（Made in China 2025），同时又于近年来大力推动IC晶片的自主制造，以及5G行动通讯与AI等技术的发展，甚至不择手段地对欧美企业进行窃密，除了想在全球科技争霸上快速取得优势外，也是为了摆脱对美国的技术依赖。 [26]其最终目标就是要建立符合「中国模式」的网路治理型态以及科技规范：不仅是在技术上超越欧美国家，而是在高科技领域的规范与价值上取代现有的西方标准。
川普在美中贸易战开打后祭出了关税手段，甚至与其民主盟友联手对中国企业如中兴、华为等科技公司进行制裁或封杀，背后原因除了因为许多中国企业常涉及侵犯智慧财产权与商业窃密，另外也有国家安全的疑虑与考量，更因两强科技争霸被外界形容是「科技战」（technology war）。 [27]其中，就像《纽约时报》在报导中所提到，如果美国考虑限制提供零件与技术给海康威视的做法属实，可能将影响其监视设备的出货与业务运作，也让阻止中国数位威权的扩散出现更多的可能。 [28]
回到报告本身，正如同ASPI指出由于这些中国科技公司的规模、扩张速度与不透明性，导致在公开资料搜集上一定会有所疏漏，所以ASPI也鼓励社会大众协助共同新增与补充相关资料，让这个专案计画的资料库更加完整。透过不断揭露中国科技巨头的相关资讯，才能协助全球的民主阵营拟定因应中国数位威权的反制政策。
※本文修改自作者在《新社会政策》的发表文章，请参考：普麟，2019，〈当中国透过科技威胁全球民主——浅谈中国的数位威权输出〉，《新社会政策》，第63期。
参考文献
1 无国界记者，2019，《中国追求的世界传媒新秩序》。
2 Ambrosio, Thomas. 2010. “Constructing a Framework of Authoritarian Diffusion: Concepts, Dynamics, and Future Research,”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11: 375-392.
3 Bräutigam, Deborah. 2010. 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 Cave, Danielle, Samantha Hoffman, Alex Joske, Fergus Ryan & Elise Thomas. 2019. Mapping China’s Tech Giants,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5 Diamond, Larry. 2010. “Introduction,” in Democratization in Africa: Progress and Retreat, ed. Larry & Marc F. Plattne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6 Erdmann, Gero., André Bank, Bert Hoffmann & Thomas Richter. 2013.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 Authoritarian Regimes: Toward a Conceptual Framework, GIGA Working Paper 229.
7 Freedom House. 2018. Freedom on the Net: The Rise of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8 Hall, Stephen G. H. & Thomas Ambrosio. 2017. “Authoritarian Learning: A Conceptual Overview,” East European Politics 33(2): 143‐161.
9 Hodzi, Obert, Leon Hartwell & Nicola de Jager. 2012. “‘Unconditional aid’-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China’s development assistance to Zimbabwe,”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1): 79-103.
10 Human Rights Watch. 2019. China’s Algorithms of Repression: Reverse Engineering a Xinjiang Police Mass Surveillance App.
11 Lv, Aofei & Ting Luo. 2018. “Asymmetrical Power Between Internet Giants and User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2: 3877–3895.
12 Masunungure, Eldred V. 2011. “Zimbabwe’s Militarized,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65(1): 47-64.
13 McKune, Sarah & Shazeda Ahmed. 2018. “The Contestation and Shaping of Cyber Norms Through China’s Internet Sovereignty Agend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2: 3835–3855.
14 Michaelsen, Marcus & Marlies Glasius. 2018. “Illiberal and Authoritarian Practices in the Digital Sphere: Prologu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2: 3795–3813.
15 Shahbaz, Adrian. 2018. “The Rise of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Freedom on the Net: The Rise of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Freedom House.
16 Weyland , Kurt. 2017. “Autocratic Diffusion and Cooperation: the impact of interests vs. ideology,” Democratization 24(7): 1235–1252.
注释
1 由于香港警方声称有工具可以破解该群组管理员的小米手机，最后他不得不交出手机，请参考：Paul Mozur & Alexandra Stevenson, “Chinese Cyberattack Hits Telegram, App Used by Hong Kong Protesters,”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3, 2019.
2 Cecilia Kang & David E. Sanger, “Huawei Is a Target as Trump Moves to Ban Foreign Telecom Gear,”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5, 2019; Russell Brandom, “What happens to companies that defy the Huawei ban?,” The Verge Jun 2, 2019.
3 在这段专访中，Pompeo更特别解释如果一间企业接受中国政府的补贴，就难以避免受到官方的干预与影响，例如协助北京从事间谍行为，请参考：Jessica Bursztynsky, “Secretary of State Pompeo: Huawei’s CEO ‘isn’t telling the American people the truth’ on China government ties,” CNBC May 23, 2019. Pompeo还向媒体表示自己与各国政要会面时也会不断解释华为所带来的危害， 当他与德国外交部长Heiko Maas会面时更表明未来美国将会停止与那些允许华为参加电信建设的国家共享情报资讯，请参考：David Brunnstrom, “Pompeo tells Germany: Use Huawei and lose access to our data,” Reuters May 31 , 2019.
4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第30条规定包括企业在内的组织，「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第33条则规定无论国企、私企的党组织都要协助企业「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中国的《公司法》在第19条也规定：「在公司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公司应当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此外，中国于2017年所通过的《国家情报法》，在第7条更规定「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当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赋予公司与私人企业必须要协助国家从事带有政治目的的情报工作之法源。
5 Cave, Hoffman, Joske, Ryan & Thomas 2019: 17-19
6 Freedom House 2018.
7 Shahbaz 2018。延伸参考：Bradley A. Thayer & Lianchao Han, “China’s weapon of mass surveillance is a human rights abuse,” The Hill, May 29, 2019；Paul Mozur “Inside China’s Dystopian Dreams: AI, Shame and Lots of Cameras,”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8, 2018. 另外，Michaelsen与Glasius（2018）则是将数位威权主义分成监控系统、隐私权与不实谣言，以及对言论自由的侵犯等三大面向。
8 Michael Abramowitz & Michael Chertoff, “The global threat of China’s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 2018.
9 国际NGO「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所发布的报告则指出中国政府利用手机APP来大规模监控新疆居民，以便警方完整掌握可疑民众的一举一动，包括可能的政治反抗活动（Human Rights Watch 2019 ），请参考：“How Mass Surveillance Works in Xinjiang, China: ‘Reverse Engineering’ Police App Reveals Profiling and Monitoring Strategies,” Human Rights Watch, May 2, 2019；相关报导请参考：Darren Byler, “China’s hi-tech war on its Muslim minority,” The Guardian, April 11, 2019.
10 Cave, Hoffman, Joske, Ryan & Thomas 2019: 11-13.
11 例如辛巴威的执政党「辛巴威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ZANU–PF）就会定期派遣高阶干部前往北京接受中国共产党的训练，请参考：Andrew Kunambura , “Mnangagwa eager to adopt Chinese communist model,” The Zimbabwe Independent November 30, 2018 ; Kuda Bwititi, “Zimbabwe: Zanu-PF, CPC Forge Stronger Ties,” allAfrica May 8, 2019. 本段请参考：Erdmann, Bank, Hoffmann & Richter 2013。
12 Diamond 2010.
13 Masunungure 2011.
14 Hodzi, Hartwell & Jager 2012.
15 此外，辛巴威还在2016年通过法律，允许政府扣押民众的上网装置（例如手机或笔记型电脑），阻止一般大众在集会或抗争时使用社群媒体，甚至还在2019年靠着封锁社群媒体与强行断网的手段，直接打压抗议燃油价格上涨的群众运动，请参考：Peta Thornycroft, “New Zimbabwe law allows seizure of smartphones and laptops as Mugabe turns on social media,” The Telegraph August 7, 2016; Columbus Mavhunga, “Zimbabwe Activists Push Back on Social Media Restrictions,” VOA February 7, 2019.
16 Amy Hawkins, “Beijing’s Big Brother Tech Needs African Faces,” Foreign Policy, July 24, 2018.
17 Ray Mwareya, “Zimbabwe Drifts Towards Online Darkness,” Coda Story, February 26, 2019.
18 Zimbabwe blocks Facebook, WhatsApp and Twitter amid crackdown,” BBC, January 18, 2019.
19 Ambrosio 2010; Hall & Ambrosio 2017; Weyland 2017.
20 Bräutigam（2010）则认为这些非洲国家原本就由威权政府掌权、人权与自由程度不佳，因此中国的援助并非是导致其国内人权状况倒退的主因。
21 北京政府在2009年镇压新疆维吾尔族抗争中，就曾关闭当地网路长达10个月的时间，请参考：Edward Wong, “After Long Ban, Western China Is Back Online,”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4 , 2010.
22 数位威权主义在中国的快速发展，让这些数位科技巨头与一般民众形成极大的权力不对称与落差，也因此除了中国政府的角色，数位科技巨头以及其所掌握的权力自然也成为亟需关注与研究的对象。参考：Lv & Luo 2018。
23 Jon Porter, “Telegram blames China for ‘powerful DDoS attack’ during Hong Kong protests,” The Verge, Jun 13, 2019.
Lv & Luo 2018.
24 Ana Swanson & Edward Wong, “Trump Administration Could Blacklist China’s Hikvision, a Surveillance Firm,”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1, 2019；中文版报导可参考：Ana Swanson、黄安伟，〈美国或将中国影像监控巨头海康威视列入黑名单〉，《纽约时报》，2019年5月22日。
25 Arjun Kharpal “China is ramping up its own chip industry amid a brewing tech war. That could hurt US firms,” CNBC June 4, 2019.
26 “Huawei has been cut off from American technology,” The Econnomist May 25, 2019; David J. Lynch “How the US-China trade war became a conflict over the future of tech,”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22, 2019. 另外，以台湾为例，早在2013年政府就禁止4G业者采用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制设备，更于去年由国安会宣布八大关键基础建设相关产业都禁用中国制产品，以行动表达支持美国的立场，请参考：曾雅凰，〈国安会宣布！明年起8大关键基础建设禁用中国制产品〉，民视新闻网，2018年12月15日。
27 相关新闻可参考：Arjun Kharpal “US takes aim at Chinese surveillance as the trade war becomes a tech war,” CNBC May 26 2019; Cassell Bryan-Low, Colin Packham, David Lague, Steve Stecklow & Jack Stubbs, “Hobbling Huawei: Inside the US war on China’s tech giant,” Reuters May 2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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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编辑：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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