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于华，199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博士学位；2000-2001年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做博士后研究。1990-2000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人员；2000年至今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人类学、农村社会学、民间文化与信仰等。

 

什么是政治？我们不妨先放下科学严谨的定义，从日常生活世界出发。

我们每日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历程、我们如何与同属一类的他人相处，是由政治安排决定的。这一安排是好还是坏，是合理还是不合理，是公正还是不公正，关乎我们的生活质量，因而政治也是关于是非正误的常识。现实中的悖论是大多数人对政治不感兴趣，认为政治是政治家们特有的事业；甚至许多社会精英——在商言商的企业家、术有专攻的专业人士、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媒体人士……都不约而同地逃离政治，这也称得上是一种“中国特色”。除了中国社会曾全面被政治宰制所造成的心有余悸之外，另一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并未真正理解政治的本质以及政治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事实上，若就人性的本质意义而言，我们既是社会的存在，我们因而也是政治的存在。你可能对政治没有兴趣，但政治对你却很有兴趣；你千方百计逃离政治，可政治却时时在你身边。

你的身份地位——包括你是官（尤其是相当级别的官）还是民，你出生在城市还是农村，你是官二代还是富二代、穷二代，你的性别是男还是女，决定了你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到非常不同的待遇，而这不同是制度安排也就是政治决定的。

具体而言：你住在单位福利房还是商品房、保障房、租用房、农村住房中，取决于你的出身、你的职业和你的财富状况等。不同的居住格局反映了改革以来国家通过一系列政策安排和组合，对人们居住生活的重新布局和建构，也因此而形成了不同的居住群体，以及不同的身份政治，进而住宅成为当代社会分层的重要标志。居住，这一最基本的物质生活内容，却日益被涂抹上政治的色彩。都市住宅形态的演变，基于商品住宅私人产权诞生的业主群体，以及各种各样的人群为维护自身居住权利而蔓延开来的都市运动，最直接地映射出转型期日常生活的政治。因而居住和与居住有关的活动不再仅仅是个人日常生活的微小实践，而是往往直接演变成一种政治行为。不同的居住形态归根结底所反映的是居民之不同的体制身份、社会地位和资源来源，其背后的根本问题则是权利问题，因而归根结底是市场、国家与公民的关系问题。

饮食，最为直接地满足生存需求的物质，依然与政治密切相关。作为穷人，是否能够裹腹，是否可摄入足够量的营养，在饥荒之年能否活下来，不是取决于自然而是取决于政治。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饥荒的政治学”以“着眼于现实”的方式雄辩地论证了“为什么运行良好的民主制度可以免于饥荒”这一命题，森指出：“事实上，饥荒的发生与统治形式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只要公共政策得当，一个物质丰裕的现代世界是完全能够杜绝饥荒发生的”；“贫困必须从可行能力剥夺的角度来理解。因此，消除贫困以致防止饥荒发生最终就必须落实到提升个人的可行能力，从而扩展人们所拥有的实质自由”。

日常生活中的饮食，同样与政治有关，以当下人们颇感焦虑的食品安全问题为例，如何面对食品安全危机，本身就是制度安排造成的社会分层的体现。如果是位高权重的官员或者就职于体制内重要部门，他们可以享受到单位特供系统提供的绿色无公害食品，放心食用而且物美价廉；如果属于城市中的中产阶层，他们有比较高的收入可以买得起高价的粮食、蔬菜、水果、肉蛋等，以保证自己和家人的安全饮食；如果是种植农产品的农民，他们许多人会种一小块不施农药化肥的自己食用而把大量非绿色农产品卖到城里；但如果是城市中的贫困人口和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他们就只能听天由命吃自己能吃得起的食物，甚至不能保证自己年幼孩子所食奶粉的安全。不同的社会阶层用各自的方式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穷人无力解决这一问题，这当然是政治。

除了居住和饮食，其他生存问题亦然。当你生病的时候，是否能够得到相对公平的医疗资源的救治，这是政治问题；当你老迈之时，是否老有所养，能否得到公平的退休金待遇还是受到不公正的养老双轨制待遇，这是政治问题；你作为纳税人，是否被合理地课税，你是否知道你缴纳的钱用作何处，这也是政治问题；你若触犯了法律，是不是能依法得到公正的审判，这还是政治问题。你是否真正享有了信仰的自由、言论的自由、结社的自由、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你是否不会因为出身、族群、性别、年龄、性取向等而受到歧视与不公正待遇，简而言之就是不仅能够活着而且能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这当然是政治问题，而且对一个社会中包括穷人在内的所有成员来说，都是政治问题。

斯科特等研究者早已注意到弱者为生存而进行抗争所形成的底层政治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协调或计划，而是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了解这些为争取生存权的平凡的反抗形式更有利于理解农民长期以来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对抗或保守或进步的秩序所作的一切。而正是这类反抗长期以来是最有意义和最有效的。斯科特还着重讨论了农民非政治化的另一种表现即对支配的顺从或“共谋”（complicity）。他认为有必要区分“虚假意识”造成的顺从和强制性暴力造成的不反抗，在很多情况下，底层的沉默是镇压造成的沉默而不是共谋的沉默。在强大的经济占有、政治统治和意识形态支配情境中，农民运用属于自己的“弱者的武器”和“隐藏的文本”，以坚定而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斯科特对于日常形式的反抗与统治意识形态之间微妙关系的探究，他并不否认马克思关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统治的意识形态”的经典论断，但他更为强调的是，认清在何种程度上统治阶级能够将自己的公正社会秩序的想象，不仅强加给被统治阶级的行为，而且强加给他们的意识。换言之，底层能否拥有自己独立的意识？斯科特的研究表明，恰恰因为有“隐藏的文本”存在，从属群体可以撑开一方自己的政治与意识空间。正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斯科特表达了对“虚假意识”、“霸权”和“神秘化”的有限同意和反思性批判——从属群体以“隐藏的文本”对“公开的文本”进行洞察和解构。

底层政治的理论有助于启发我们如何从日常生活出发，立足于物质基础，赋予穷人政治地位。这里有一个从物质利益诉求走向政治诉求的过程，我们早晚要意识到，我们共同生活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中，因而我们就生活在政治里，我们无可逃避地就是政治性动物。所有的统治者都希望被统治者不关心政治，而当大家都埋头生活而不关心政治时，政治就成为强者独享的获取暴利的工具和压制异端的利器，而大多数普通人必然成为被榨取被宰制的“弱肉”。长久以来的意识形态灌输，包括缺失了独立自由精神的教育、对历史有意识地歪曲与忘却，以及模糊人们的是非观念等，都是在制造非政治化的统治对象。

 

CDS档案 | 郭于华